俾斯麥對資產階級的“憲法統壹”極為鄙視和不滿。他不相信憲法的任何壹個條文會有使人超生的力量，他說：“假如確實成功地按照這條新的、正在走的道路爭得了壹個統壹的德意誌的祖國……那我可能會對這個國家新秩序的創始人表示我的感謝；但是現在對我們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壹針見血地指出，“我確信，普魯士的榮譽並不取決於為了那些正在生病的議會著名人士在德國到處扮演唐·吉訶德”，“德國的統壹和在議會的講壇上作報告的權力不是同壹類問題。”俾斯麥輕蔑地說：“壹個議會比壹支軍隊更容易被動員起來。”“通過議會的辯論，通過11票之多數是不可能對這些原則作為壹種判決的。”當然，俾斯麥除了把憲法統壹視為毫無用處外，還敏感到議會憲政對普魯士容克統治的危害。在他看來，議會的民主政治思想，始終是壹種有可能被街壘戰士掌握統治權的威脅，說“這可能把民主政治的毒藥撒進紀律嚴密的普魯士。”
俾斯麥強烈地主張：“要對這個（德國）問題作出決定，根本就不是在我們的議院中，而是在外交以及戰場上”，德國的統壹“只能通過同反對者進行戰爭的道路來實現。”因此，他始終把壹個國家的軍事上的強大看作是決定這個國家價值的要素，竭力主張建立強大的武裝，認為：“沒有普魯士的軍隊，並且是壹支強大的普魯士軍隊，德意誌民族的觀念根本就不會實現。”有個語言學家叫馬克·梅勒的曾向俾斯麥抱怨道：“現在每壹個歐洲人都是士兵，我們甚至就像猛獸壹樣生活在史前時代。……如果在歐洲大陸上，某壹個國家沒有許多大炮就會感到非常不安全，那麽作為鄰國應該對它說些什麽呢？”對此，俾斯麥只說了這麽壹句話：“含糊的人道主義！”這個早就立誌要“以訓練新兵的軍刀刀刃為樂事”的“烈性容克”決心“要用火或刀”治好德意誌的衰敗懦弱病。
1862年9月30日，即他任首相後的壹個星期，他出席了議會預算委員會的壹次會議（與會的只有20多個委員）。會上討論了關於1863年撥款的決議草案。俾斯麥在發言中，開始時還以和緩的口氣表示他是多麽重視政府與議會***同解決預算問題。接著，他把話鋒壹轉，直截了當地提出他對解決德意誌問題的基本見解：“普魯士必須積聚自己的力量並將它掌握在手裏以待有利時機。”“這種時機已被錯過好幾次。維也納條約所規定的普魯士國界是不利於健全的國家生活的。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錯誤——，而是要用鐵血來解決。”這就是被後人所概括的所謂“鐵血政策”，俾斯麥也因此被冠以“鐵血宰相”的美名。
在議會裏所發表的“鐵血”演說，俾斯麥原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說出了政治生活的事實。但它卻招來了輿論大嘩。整個內閣，除了陸軍大臣羅恩外，沒有壹個閣員支持他。就連起用他的普王此時也深感憂慮，壹度閃過念頭：是否應當在俾斯麥能給朝廷造成更多損失之前就把他免職？10月5日，威廉壹世在從巴登返回柏林的途中會見俾斯麥時懊喪地說：“我完全可以預見這壹切將會如何終場”，“在歌劇院廣場前，我的窗子下，他們將會砍下妳的頭，過些時候再砍下我的頭。”普王悲觀地將俾斯麥和自己喻為英國的斯特拉福伯爵和查理壹世。
面對層層的阻力和重重的障礙，俾斯麥不卻步。“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奮鬥”。他勸說普王：“我們能不能死得更體面壹些？”“我自己是在為我的國王的事業和陛下奮鬥。”俾斯麥終於用他堅定果敢的態度消除了威廉壹世內心的保留態度，把對俾斯麥原先的臨時任命予以正式確認。
於是俾斯麥便放膽揮動“鐵血”利器，推行“軍事大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