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本質，質樸。
文：學問，文采。
譯文：孔子說：“質樸勝於文采，人就會顯得粗俗，文采勝於質樸，人就會顯得表面浮誇，文采和質樸搭配得當，既質樸又文雅，然後才可以成為君子。”
原文：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出自春秋孔子弟子《論語·雍也篇》。
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禮的外在表現；“質”，指內在的仁德，只有具備“仁”的內在品格，同時又能合乎“禮”地表現出來，方能成為“君子”。
文與質的關系，亦即禮與仁的關系。於此壹則體現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壹則反映了其壹以貫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張偏勝於文，亦不主張偏勝於質。
擴展資料
《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
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壹條就是壹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系，只是大致歸類，並有重復章節出現。
孔子的祖先本來是宋國的貴族，後因避宮廷禍亂而遷居魯國。孔子的父親是壹名武士，雖躋身於貴族之列，但地位很低。孔子三歲時，父親便死去了，他跟著母親過著貧困的生活。
孔於年輕時做過“委吏”（管理倉庫）、“乘田”（掌管牛羊畜牧）壹類的小官，魯定公時，孔子曾任中都宰、大司寇（主管司法，與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並列），魯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 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史記·孔子世家》），政治生涯到了頂峰。
由於與當時主宰魯國政權的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政治觀點不和，孔子離開魯國去周遊列國，希望在別的國家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先後到了衛、宋、陳、蔡、楚等國，都沒有受到重用。
晚年回到魯國壹心壹意講學和整理古代文獻資料，曾整理刪定《詩經》、《尚書》等，並根據魯國史官所記《春秋》加以刪修，使之成為中國第壹部編年體歷史著作。孔子講學，學生多達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雍也篇》是《論語》中的壹個章節，本篇***包括30章。本篇裏有數章談到顏回，孔子對他的評價甚高。此外，本篇還涉及到“中庸之道”、“恕”的學說、“文質”思想，同時，還包括如何培養“仁德”的壹些主張。
文質觀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認為，質是學習文的前提和基礎，而文則對質有引導、規範和培育的作用，文質均衡才能更好地發展。
文質彬彬的主張是孔子提出的，它確切地說明了文與質之間的正確關系和君子的人格模式，也反映了孔子的辯證思維習慣。文與質是對立的統壹，互相依存，不可分割，質樸與文采同等重要。孔子的文質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實踐，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行為和思想，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現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儒家“君子”的理想》中說道：君子的修養有兩個部分，壹是學習“詩書六藝文”；壹是躬行實踐。在前壹方面，他大概可以和其他的人相比，但在後壹方面，他也還沒有完全成功。
關於“君子”必須兼具此兩方面，以下這壹段話表示得最明白：“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此處的“文”字涵義較廣，大致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教養”，在當時即所謂“禮樂”，但其中也包括了學習詩書六藝之文。
“質”則指人的樸實本性。如果人但依其樸實的本性而行，雖然也很好，但不通過文化教養終不免會流於“粗野”（道家的“返璞歸真”，魏晉人的“率性而行”即是此壹路）。相反地，如果壹個人的文化雕琢掩蓋了他的樸實本性，那又會流於浮華（其極端則歸於虛偽的禮法）。
前者的流弊是有內容而無適當的表現形式；後者的毛病則是徒具外表而無內涵。所以孔子才認為真正的“君子”必須在“文”、“質”之間配合得恰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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