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實行：“三個相結合”,即“法治與民權相結合,法治與道德相結合,中法與西法相結合”。
3、意義：有利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振興中國實業；他認為“法治主義是今日救時唯壹之主義”。
補充：梁啟超法治五大主張：
（壹）以大陸法系為楷模，制定資本主義“六法”體系。
為了仿行西方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梁啟超建議不僅要廣泛地翻譯、 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學說，而且要翻譯、引進西方各國的“國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書”以此為楷模，在中國首“立憲法”，制定包括民法、 商法、刑法、訴訟法、行政法等在內的國內法。同時，還應加強研究 和發展國際法。
（二）為民立法，立法應以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為宗 旨。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必須立“善法”、制“良法”。他說： “管子之言法治主義，以得良法為究竟者也。”什麽是“善法”、 “良法”？如何區分“良善”之法與“不良善”之法？梁啟超認為區 別兩者的標準就在於法是為誰的利益服務？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為了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循所謂最多數最 大幸福之正鵠”，就是“善法”、“良法”。因為“眾人之利重於壹 人，民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
（三）立法權應歸多數之國民，由專門獨立的立法機構行使。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極重要的問題是解決立法權問題。“立法 權之附屬”問題，不僅是“為立國之大本大原”，是國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決定法律的性質，關系到“國民之能得到幸福與否， 得之者為多數人與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實現。
梁啟超又遵循孟德斯鳩論立法、行政分權之理，參照西方 各國關於立法機構的設置，主張設置獨立的、專門的行使立法權的立 法機構。他說：中國“因事勢，從民欲”，迫切需要設立壹個獨立、 專門的立法機構，“立制改變，以利國民。”
（四）實行法治必須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啟超認為，壹個國家實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據國內外形勢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還必須強調法的嚴肅性，堅決認真貫徹 執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他說：“法也者，非將以為裝飾品 也。而實踐之之為貴。”又說：“立法非以為觀美也，期於行焉。欲 養成人民遵守法律之習慣，則當壹法之將頒，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實 力以盾其後。若法意雖甚善美，而形格勢禁，不獲舉而措之，則毋寧 暫緩焉。”立法不是為了裝飾門面，美觀好看，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義與價值，徒具虛文。有法等於 無法，還不如不立法。他說：天下古今之國家其得失的標準在什麽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贊揚先秦法家法治 主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法令不立則已，立則期以必行而無所假借”。
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梁啟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壹些主張，認為要實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還必須註意 以下幾點：（1）賞罰嚴明；（2）不得濫用法權；（3）劃壹性，簡要 性；（4）要適時，勿保守；（5）治於法律，壹律平等；（6）不脫離 國民文化程度、素質水平。
（五）司法獨立。
梁啟超根據孟德斯鳩的法理以及中外歷史實際，明確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須充分認識“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根本”原則，“以 司法獨立為第壹要件”。因為“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 於壹人或同歸於壹部，則亦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 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至危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中國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
梁啟超對法治看法：
1、（壹）受孟德斯鳩學說的影響，梁啟超首先把有無法律和法律是否發達看作是區分人類與禽獸、文明與野蠻的重要標誌。
2、（二）法是“國家之意誌”，“天下之公器”，國家應以立法治天下。
3、（三）法是規定與保持合理的權利與義務界限之工具。
總之，梁啟超認為，“以法治國”，“法之於治國”，正是為了“正定人民之權利義務，使國家之秩序，得以成立。” 梁啟超的法治思想不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進步性,而且在當今仍有很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不要多想 這樣的提問沒有意義
很多煩惱都是我們自己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