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麽罵胡適大神們幫幫忙

胡適與魯迅的交往，始於1918年，他們同在北大，從相識到友好，是朋友。倡導新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很有***同語言，特別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他們密切配合，互相呼應。有時胡適首先發難，魯迅緊緊跟上，有時兩人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某壹問題作深入的論述。 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不時在文章中挖苦、漫罵胡適，以“正人君子”之名影射胡，極盡苛薄。例如，1931年魯迅在《知難行難》壹文中寫道：“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壹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黴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向；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關於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召見胡適是1922年5月的壹個趣聞，溥儀宮裏剛安電話，打著玩，打到胡適家召見胡適。胡適在1922年7月發表了《宣統與胡適》壹文。其中說：“陽歷5月17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5月30日（陰歷端午前壹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壹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試作新詩。”溥儀要見見胡適，胡適就去了。今天看來，這算不得什麽了不起的大事兒。而當時，卻沸沸揚揚，議論紛紛，有的說“胡適要做帝師”。害得胡後來解釋說：“這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中，想尋找壹個比較也可稱得是壹個少年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國人腦筋裏的帝王思想，還沒有洗刷幹凈，所以這樣本來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壹條怪異的新聞了。”沒想到這些無聊的無稽之談，成為魯迅攻擊胡的借口。 在魯迅筆下，胡適整壹個“叭兒狗”形象！1933年3月22日，據《申報·北平通訊》報道，胡適說：“（日本）只有壹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在不知報道的真假和不查這話在什麽場合所說的情況下，魯迅立即在《算賬》、《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等文章中臭罵胡適。他在用“何家幹”筆名發表的《出賣靈魂的秘訣》中，用上了這樣的語言：“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壹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