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關於愛國的名言。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拼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梁。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它發揚起來，中國人才有真進步。希望本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這就像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壹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壹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社會上崇敬名人，於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壹種學問或事業。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壹滴水，用顯微鏡看，也是壹個大世界。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妳將《揚州十日記》掛在眼前，也不至於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漢滿的惡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中國人，不到壹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復仇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復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騙以寬恕的美名。因此我常常欣慕現在的青年，雖然生於清末，而大抵長於民國，吐納***和的空氣，該不至於再有什麽異族軛下的不平之氣，和被壓迫民族的合轍之悲罷。果然，連大學教授，也已經不解何以小說要描寫下等社會的緣故了，我和現代人要相距壹世紀的話，似乎有些確鑿。但我也不想湔洗，——雖然很覺得慚惶。《墳.雜憶》壹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幼鐘頭刻，我曉得中國在‘盤古氏開辟天和地’在這以後，有三個帝王五帝，…… 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歲，又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羅巴洲，是‘我們’最豪華奢侈的時期。到二十五歲，才曉得所說的這‘我們’最豪華奢侈的時期，實際上是蒙古族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人。壹直到說話時的這壹年，由於要查壹點兒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清楚蒙古族人的征服‘斡羅思’，進進境內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當它們說‘ 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豪華奢侈的時期’的。我久不看現行的歷史課本了，不曉得裏邊怎麽說；但在報章雜誌上，卻有時候還看到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物早已以往，原沒有啥子大關系，但或許正有著大關系，並且不管怎麽樣，總是說些真實的好。”（《輕易翻翻》載魯迅《且介亭雜文集》）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壹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壹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塗。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了這樣的主意，嘴裏卻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壹視同仁”。壹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壹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了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裏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了，計劃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為們的上書，才又沖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人來說明。《隔膜》載《且介亭雜文》最初發表於壹九三四年七月五日上海《新語林》半月刊第壹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