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時”，是很高的稱譽，這不僅表明他在王朝頹敗之際是壹位臨危制變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壹世的非常舉措彪炳史冊。他的赫赫功績，堪與商鞅、王安石並立為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中期與後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發生在明朝後期萬歷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張居正出任首輔的十年期間。這是國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處的16世紀這壹特定的時代，已不僅是壹姓王朝的衰敗，而是整個封建制度走向沒落。在王朝末年力圖振興頹勢而鞠躬盡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會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體制再現活力的唯有張居正得到成功，16世紀末的中國歷史，給了他與歷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機緣。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從秦漢以來到明末，已經延續了壹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復震蕩中發展。多少次農民起義，打翻了壹個又壹個王朝，壹次又壹次造成封建統治的癱瘓，封建專制主義體制仍然沿襲下來，發育起來，愈到封建社會後期，愈益強化。發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連宰相的權力都收歸皇帝所有，因此後世都把明朝視為封建專制主義極度發展的壹個王朝。然而就在這高度強化的專制主義王朝的末年，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壹種極度強化和極度弱化的勢態，***生在同壹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從未有的境遇。這壹強弱相間相隨的的現象，反映封建專制主義體制本身蘊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標誌封建專制制度已經百病叢生，沈屙臨絕，不進則亡。
張居正就在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走向政治舞臺，留下他傳奇的人生。
這個出身湖北江陵的農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聲鄉裏，十歲通讀四書五經，十三歲作了《詠竹》的絕句: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
鳳毛叢勁節，直上勁頭竿。
小小年紀就以竹自喻，顯示了他少年時代的遠大抱負。這壹年他本可以考中舉人，主考的湖廣巡撫顧* 慧眼識俊傑，看到這少年的不同凡響，故意使他落選，讓他經受挫折，以激勵他更加奮進。果然，三年後張居正再度赴試，壹舉成名，時年16歲，成為最年輕的舉人。顧* 知道後非常高興，立即解下隨身佩帶的玉墜贈給他，鼓勵他成為輔國的英才。
張居正少年得誌，壯年入閣，運籌帷幄，才智明決。《明通鑒》說: “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之力也。”這是清代人對他公允的評價。但在當時人的眼中卻毀譽紛紛，人們對他是非功過的評論，眾口交攻，相互抵捂，不勝其多。在《萬歷野獲編》、《湧幢小品》、《五雜俎》、《定陵註略》、《寄園寄所寄》等明清筆記中，為張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賄賂，
勾結內監，兩個兒子蟬聯狀元、榜眼，是否暗通關節等等，有的責難，有的辯解，褒貶不壹，而至“人情洶洶”，這樣多的是非榮辱集於壹身，在歷史上也不多見。
他個人的結局與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輩壹樣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說，這壹切在歷代改革家的經歷中並不鮮見的話，耐人思索的是，導致他身後“鞭屍”，全家遭難的，是他壹手提拔、重用的繼任首輔張四維，而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號的，竟然有當初被他廷杖致殘的反對派，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鄒元標。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結局，在中國改革史上也屬聞所未聞。
歷史何以給了他這樣的錯位?!
二、臨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專制制度極度發展的壹個王朝。它的統治體制，造成君主絕對權力的濫用和腐敗的官僚政治。從封建社會確立以來，皇帝對處理國家事務有至高無上的獨裁權，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權力，設置內閣首輔作為皇帝的事務秘書，壹切章奏皆由皇帝親自過目審批，任何人不得過問。凡是斷大事、決大疑，臣下只能面奏聽旨，事無巨細統統集權於皇帝壹身，君主的權力高度膨脹，超過歷代王朝。
事物發展到極點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權力高度集中給皇親貴戚帶來更為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銷蝕了他們管理國家事務的起碼能力，滋養出壹代又壹代昏憒的帝王。明中葉後，皇帝不臨朝成為慣例，嘉靖皇帝深居內宮，修仙煉道，三十年不理政；隆慶皇帝在位六年，極少審批公文，遇有國家大事，聽任群臣爭議，壹言不發，有人竟以為他是啞吧。國初上朝有嚴格的朝儀，官員稍有失禮要受到處罰，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覲見都提心吊膽，絲毫不敢懈怠。時過壹百多年，到隆慶年間，朝儀早已被人忘卻，連怎樣進退應答，都沒人說得清楚。偶有朝參，大臣們在殿上大搖大擺，高聲喧嘩，隨地吐痰，冒瀆君威，不以為意。這種現象，不僅在封建王朝歷史上見所未見，到清末都沒有達到這種程度。
皇帝，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權的跌落，意味著中央集權的體制已經駕馭不了它的統治序列，這是統治機器崩潰離析的表現。皇帝長期不理國務，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內閣身上，誰成為首輔，誰就能主政，實際上就握有最高的權勢，這就必然招致統治階級內部爭奪內閣首輔的尖銳鬥爭。嘉靖、隆慶年間，短短六年，徐階政倒嚴嵩，高拱又推倒徐階。李春芳被高拱擊敗，高拱又被張居正轟跑，幾乎壹年壹變。壹個首輔倒了，牽連壹批官員被貶謫，今朝得勢的，來年就可能被趕下臺。內閣之中愛惡交攻，吐唾辱罵，甚至大打出手。官衙無視法令，政多紛更，事無統紀，主錢谷的不明出納，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監察的不行糾劾。人們憤憤地指出:“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淩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3)。統治集團的腐敗、混亂和失控遠比王安石變法的北宋還要嚴峻。
財政上的困難比政治危機還要緊迫。社會經濟最棘手的是土地兼並問題，土地集中私人的規模愈來愈大，皇親國戚爭先恐後地吞並土地，壹旦占為已有，就利用特權瞞田逃稅，土地被兼並愈多，國家的稅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載圳在湖廣占有良田數萬頃，隆慶皇帝兒子的王莊、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勛臣、有權勢的太監、有功名的鄉紳，利用他們不納稅、不當差的優免權紛紛搶占土地，各類莊田迅速擴張。“私家日富，公室日貧”(4)，稅源逐漸枯竭。隆慶五年，全年財政的總收入只有250 萬兩，而支出達到400 多萬兩，赤字超過三分之壹。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況愈下，而皇室的龐大開支卻有增無減。隆慶皇帝的宮廷耗費比國初多至數十倍，官員的貪汙、浪費和浩大的軍費更加重了財政的拮據，國窮財盡已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值得註意的是，這時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並未達到激化的程度，根據《明實錄》的記載，隆慶年間的農民起義***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數還低於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隊伍，尚未對王朝的統治構成主要威脅。列寧在論述俄國革命規律時，曾經把下層不願照舊生活和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作為起義成功必須同時具備的兩個條件。但是這兩個條件不壹定同時到來，在階級鬥爭還沒有全面激化，統治機構卻已經癱瘓，達到不能按照原樣統治下去時，卻可能先期爆發執政危機。嘉靖、隆慶年間政治、經濟的動蕩主要來自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和沖突，這是社會危機的主要表現形式。
在統治階級中並非沒有開明人士力圖改弦易轍，但都難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輔徐階下決心改變局面，把激勵自己的口號貼在墻上，吃住不離內閣，通宵達旦地處理公務，裁減冗員，平反冤獄，改善士兵生活，但對時局的敗壞並無大補，他自己不久即在敵手的攻擊中舉籌失措，被迫辭職。繼任首輔高拱，早有雄心大誌，想大幹壹場，他認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領，因此壹反徐階的作為，把平反的諸臣壹概報罷，以“識人才”作為“興治道”(5)的根本方針，選用官吏不問出身、資歷，大力提拔年青官員，規定年滿五十的只能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獎掖優秀，懲治貪惰，務求克盡職守。這些都有可取之處，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譽，但是，他無能通觀全局，駕禦左右，不久也被罷職。
他們都是首輔中的幹才，為了興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問題在於，這種改進既不冒犯現存的社會關系，也不幹預財政體制，只是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對衰朽的官僚機器進行點滴修繕。改革沒有擊中要害，更沒有觸動政治、經濟的主要流弊，因而無能支撐破敗的帝國大廈，所以，他們都很快地敗下陣來，狼狽離職。
張居正則是有識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時局的敗壞，憂心忡忡地寫下這樣的詩句:
風塵暗滄海，浮雲滿中州。
目極心如*，顧望但懷愁。(6)
深切的憂患意識，使他無意留戀悠閑的生活，在同僚沈醉歌臺舞榭的日子裏，他閉門謝客，攻讀歷朝典章，剖析政務，探索救國興邦之道；在告病回鄉休假的三年間，不辭辛勞走訪民間疾苦，立誌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厭六年(1572)，意外的機遇來了，這年皇帝病故，遺詔命高拱、張居正、高儀***同輔佐十歲的小皇帝朱翊鈞(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輔，為人驕橫，在他心目中張居正是下屬，高儀年邁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對手，唯壹能與之爭權的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在高、馮鬥爭中，張居正趁機聯合馮保，擠走高拱，這年高儀病逝，得以循序升為首輔。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師，又是唯壹健在的顧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賴。在他主政的十年間，實際上掌握明帝國的大權，這為他實行改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三、成功之道
張居正改革，是在統治機構近乎解體，財政瀕於破產的局面下，自上而下發動的壹場挽救王朝統治危機的運動。
他有句名言: “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 ”這“剛過”，充分表現出他以剛毅明斷的見識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勢推向全國，因此也留下“時政苛猛”的訶難，是耶? 非耶? 都已成為既往。歷史關註的是，他以什麽樣的決策，使王朝轉危為安，力挽狂瀾於既倒!
十年改革從政治推向經濟，從四個方面強國富民，取得顯著成效。
(壹)、以法治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於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組織保證`
封建社會的改革，都是從上層發動的改良運動，這首先要求集權上層，做到事權歸壹，如果不加強朝廷對各級機構的控制力，改革就是壹紙空文。萬歷以前法紀廢弛，政多紛更的情況不改變，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諸實施。張居正清醒地看到這點，提出“尊主權”為“方今急務”。這“尊主權”並非是壹般意義上的忠於君主，它強調的是發揮政府的職能，所謂“壹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壹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為務。”(8)以做到“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9)使尊朝廷和執法聯為壹體。它的要旨是以伸張法紀為重點，整頓政府機構和統治秩序。值得稱道的是，他把不法權貴看成“權蠍”(10)，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禍國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擊不法權貴作為“勵精之始”(11)，提出“鋤強戳兇，剔奸厘弊”(12)的主張。把改革的鋒芒指向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法現象，以觸動最腐朽、最黑暗的社會勢力，這比壹般把鎮壓百姓視作首務的地主官僚，是明顯的膽略過人，才高壹籌。
不法權貴橫行壹方由來已久，惡勢力盤根錯結，誰也碰不得，有沒有這個膽量對他們繩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於天下的嚴峻考驗。張居正還在主政前夕，即面臨他少年時代的恩人，江陵遼王作惡鄉裏，魚肉百姓壹案，地方官畏懼遼王府的勢力，對遼王的罪行，不敢如實上報，張居正斷然處治了失職的官員，甘冒“謀產害友”的罵名，廢去遼王，懲辦了江陵壹霸。改革剛剛啟動，又碰上最有權勢的太監馮保的侄子毆打平民犯了法，這是壹件引人註目的事，因為張居正當上首輔主要得自馮保的支持。然而，這件事並未難倒張居正，他當機立斷，把馮的侄子革職，杖打四十大板，並通告馮保嚴格家教，伸張了法紀。他還依法懲治了孔夫子的後裔衍聖公，法辦黔國公，用強有力的措施限制皇親貴戚擅權，壹再宣告: “所在強宗豪民，敢有撓法者，嚴治不貸。”(13)
將抨擊不法權貴與革除弊政連在壹起，從規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壹舉。在明代，驛遞是官方辦理公務的主要交通工具，從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設有驛站，負責供應來往官員的吃、住、差役和車馬等交通工具。這些負擔都分攤給就近的民眾。明初使用驛站有嚴格的規定，非有軍國要務，不得發給印信乘驛。這些規章到明後期已經名存實亡，兵部和各省撫按，隨意填發印信送人情，壹張印信使用終身，或是輾轉贈送。官員在驛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盜，成為酷虐的暴政。張居正決心從此開刀，痛加裁革，掃除多年積弊，使人民得到實惠，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證。
(二)、以理財為監察的中心，整頓官府，使新政得到財政收益
張居正認為，外之豪強兼並與內部官府舞弊，這兩股勢力的勾結，是社會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約束不法權貴，打擊違法活動，必須從吏治著手整頓官府機構。但是官官相互，歷來如此，當事情觸及大大小小官員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馬蜂窩，遭到眾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會中整頓官府是件冒風險的事。張居正為政不久卻取得成功。主要辦法有三條。
其壹，從加強監察著手，提高行政運轉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機構分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設監察機構六科。部的最高長官是二品官，科的長官最高是七品，可這七品對二品卻有封駁糾劾的權力，所以大官統率小官，小官卻可以牽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負責，內閣不幹預，這遇到昏憒的皇帝那就亂了套。張居正改為由內閣總其成，頒行官員考成法，吏部通過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評定官員的勤惰，定期考勤，隨事考核，以壹套嚴密的監察制度防範玩忽職守的現象。
其二、以理財作為考核的準則，這是考成法的最終目的。當時官場通行的是增加賦稅，向小民頭上搜刮，不敢督繳正賦田稅，因為逃稅拖稅的都是豪強權貴，追繳田稅無異在是太歲頭上動土，誰也不敢出這個頭。張居正毅然提出對官員“以錢谷為考成”(14)的主張，凡是追繳欠稅不足的官員，都要受到批評、調離或撤職的處分。以追索田糧評定政績，迫使官員打擊不法權貴，使貪官無處藏身，不用加稅而補足國家虧損，這是壹項成功的經驗。
其三是不拘壹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堅力量。有為的政治家們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論資排輩的偏見，但像張居正那樣重視從下層提拔人才，殊屬難得。他倡導:“采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憔悴。”(15)認為立賢無方，唯才是用，即使賤為僧道皂隸，只要出類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為國家的棟梁。他突破成規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為鎮邊大將，破格重用殘疾小吏黃清為太仆卿高級官員，重新起用被罷官的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時特許府、州、縣的考生越級報考京師的國子監，把各地人才收羅到中央，很快組成精幹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堅力量，為建樹新政作出貢獻。
(三)、以均賦役為中心，厚商利農，發展社會經濟
明朝的賦稅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稅，按人頭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戶口是王朝財政和勞動力的主要來源。隨著兼並勢力的發展，民間的土地和人口逐漸集中到勛臣、貴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們倚仗特權，賄賂官府，隱占戶口，瞞田偷稅，逃避差役，到萬歷前夕法定的征糧地比明初已減少壹半，人口減少三分之壹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進私人腰包，使國家的稅源衰竭。本來國家征收田賦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畝核算，從法制上說是公平的，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條件下的均稅實質性內容。有的農戶土地被豪強侵占，田賦卻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產去稅存，這就發生了賦稅不均的社會問題。考成法只能解決壹部分欠稅的問題，大量的瞞田逃稅和稅役不均亟需從賦役制度上加以整頓，這才能開辟理財安民的新途徑。萬歷五年開始調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國田地，詳審細核，三年查出漏稅土地八十余萬頃，從嚴打擊了違法的權貴地主，迫使他們守法，不敢輕易欺隱，小農免受賠累，國賦按時收納，扭轉了財政虧損。後人評價這壹舉措說: “既不減額，亦不增賦，貧民之困以紓，而豪民之兼並不得逞。”(16)確實做到了公私兩利。
在賦稅不均的現象初步糾正後，立即著手解決逃役問題。萬歷九年在全國推行“壹條鞭”法，即是將賦役中的各項名目，如雜泛、均徭、力差、銀差等各種稅收合並為壹種，將力差歸入田賦，壹律按田畝核算，減化手續，統壹征收。並可改折銀兩，允許被征調的差役出銀雇人代役。這就擴大了貨幣流通的範圍，削弱了人身依附關系，使商販和工匠獲得了人身自由，這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
在調整經濟政策的同時，又把興修水利作為發展生產的重要課題。歷來治河的方針只顧漕運，為朝廷運糧，不顧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黃河的辦法保障運河渠道的暢通，也就是在黃河下遊多開枝河，分泄河水，這種辦法容易淤塞河道，墊高河床，但卻急功近利為歷代王朝慣用。張居正大力支持水利專家潘季馴摒棄傳統方法，采取漕運與民生兼顧的方針，築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騰的河水，沖沙入海，自此多年沒有大患，使得黃河兩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河上萬艘捷於運輸。”(17)保障了生產，穩定了政府的財源。
(四)、以近民便俗為宗旨，提倡面向實際，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資源
張居正自從政以來，就倡言治國理政不外乎謀求富強大事，這在當時並不容易為壹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來，理學被尊為儒學的正宗、統治階級的官方思想，到明後期愈來愈走向空疏。它宣揚心外無物，不假外求，把做學問的功夫引向發掘內心世界，否認客觀真理，這種完全脫離實際的學風，養育出壹批文人學士談玄說虛，好說大話、空話，鄙薄民生實事。他們嘲諷張居正說:“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張居正對此報之壹笑說:“過譽我矣! 吾安能使富國強兵哉!”(18)
為了批駁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對革新，張居正總結商、周、秦、漢王朝興亡盛衰的教訓，提出因時順勢的變法思想，強調:“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19)從近民便俗出發考察先朝的法規，凡是不能順應時勢，違背民眾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順時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見議，也不該不聽從。要使各級官員摒棄舊規，面向實際，以富國強兵為首要任務，大力提倡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強調:“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20)這在言必稱孔孟，道先賢的時代，提出不體察民情，便是學業不到家的見解，大大突破理學的禁錮。他自憾位居高官，對民間猥俗猶如隔岸觀花，不如底層下屬了解民間疾苦。要求當官、做學問的走出衙門和書齋，面向實際，把治學理政與解決國計民生結合起來，這對陳腐的思想界是壹大觸動。
對於有些道學先生借口天象災異攻擊新政的無知行為，他在嚴加批駁中對某些自然現象作出唯物主義的解釋。他撰寫《葬地論》，認為人壹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遺體如同土石壹樣，不復再有知覺。世人所謂人死變成鬼神，風水吉兇預兆禍，等等，都是壹派胡言。自古以來，屍陳山野，鳥啄鷹食的，子孫後代也有顯貴人士；風水再好，也不見朽木再生，枯骨復華的，哪能長保後代的富貴? 又說:“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屍身外露而已，沒有什麽深文大義。在《雜著》中又進壹步說明，人畜死於雷擊，是因為偶然與雷相撞，受到火氣燒灼，身上留下焦紋是自然現象，並非符咒。張居正的無神論思想不僅反擊了猖獗壹時的迷信說教，也表現出對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難得可貴的。
由此可見，張居正改革是並不是壹般的政策變動，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礎的。正因為他有符合歷史發展的進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統，所以在與反對派的鬥爭中，能夠以犀利的鋒芒，破除阻撓，把改革推向前進。
對於改革的成效，清代歷史學家張廷玉評論說:“自是，壹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21)重現出現強有力的政府機制。嘉靖末年國家糧倉不足壹年之儲，改革前財政空虛，入不敷出，赤字超過三分之壹，改革後國家儲糧可支十年，國庫積銀四百萬兩。《明通鑒》贊譽:“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備。”這豐碩的成果已經載入史冊，在中國歷史上熠熠生輝。
四 、以剛毅而決勝的品格
這十年成效得來並非易事，壹事壹議都歷經艱難。這不僅是因為改革要觸動豪強權貴的利益遭到頑強的抵制，還因為封建體制發展到明後期，已經衰老而僵化，能允許改革的余地已經非常狹小。地主階級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態，因循守舊，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變動，稍許更新，也不易為現實所接受，連反對張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貞也不得不承認:“文吏不習見祖宗制，創聞以為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為怨謗。”(22)對此張居正有敏銳的感受，他說:“明興二百余年矣! 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23)
當此因循難振之時只有頑強破除積習，才能打開局面。海瑞秉公執法，遭受非難，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謠之議，褒獎奉法之臣。在懲辦壹批庸官貪吏之際，有人攻擊他“執事太嚴”(24)，借口雷擊端門，胡說上天降災，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時奸臣賣國之余習，老儒臭腐之迂談。”(25)宣稱必須重處肇事者，以定國策，把他們削職、戍邊，論罪下獄。由於對反改革的勢力無情反擊，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進。
但是，反對派並不輕易消聲匿跡，萬歷五年正當改革從政治推向經濟之時，張居正父親去世，按明朝禮制規定，在職官員自聞父母喪日起，要辭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況，經皇帝特批，可以繼續留任，稱為“奪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葉就已多次申令，不準奪情，按慣例張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興未艾之時，張壹離任，形勢可能逆轉，支持改革的官員倡議奪情留任，這就引起壹場軒然大波，反對派紛紛攻擊這是:“忘親貪位”(26)，“背公議而殉私情”(27)，“親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謾罵寫成小字報貼在大街上。張居正對此不屑壹顧，側目而答:“今言者已詆臣為不孝矣。斥臣為貪位矣，詈臣為禽獸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為恥也。”(29)對於“戀權”的責難，他坦然回敬說: “戀字壹字，純臣所不辭! ”揭露反對派是“借綱常之說，肆為擠排之計。”(30)進行無情打擊，致使反對者再也無力公開抗爭。自此，反改革的鬥爭不再表現為正面的沖突，而是用隱蔽形式，暗傳各種流言蜚語，對改革進行敗壞和中傷。按朝廷的舊規矩，京師冬天，皇帝要賜朝臣貂皮帽以禦風寒，這壹項支出要花費數萬緡，為了節省開支，張居正帶頭不帶貂帽，革除這項賞賜本是壹件好事，有人卻放言，這是張居正吃春藥過多，“毒發於首，冬月遂不禦貂帽。”(31)萬歷五年和八年，張居正兩個兒子蟬聯狀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議，其中是否有弊，史無明證，但這壹件未經證實的流言，廣為流傳，至今也未弄清楚。似這類傳言令人不勝其眩，追尋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勝其多。張居正如果沒有堅強的意誌，有可能怯於人言，畏縮不前。然而對這壹切他都處之泰然，認為“浮言私議，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驚小怪，只要認定所作所為合於安邦定國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難時他揚言:“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壹可為者。”(34)任其“謗書盈篋，終不為所動”。不僅如此，他還以破釜沈舟的決心宣稱:“不但壹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也。”
張居正的鋼鐵意誌和雷厲風行的魄力，給當時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據此指責他“時政苛猛”、“剛鷙”等等，也有人為之辯解說:“人習於玩，壹旦法繩，若見為苛，而居正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壹二非常奇舉，其跡不無似愎、似少容、似專權、似挾術。”(35)在因循守舊，積重難返的社會風氣 中，如果沒有這樣果敢而又淩厲的魄力，改革將會寸步難行，張居正正是具有過人的膽略和勇氣，才使中央政權內部沒有出現北宋改革那樣強有力的反對派，不象王安石變法幾起幾落，新政因而較少引起正面沖突，比較順利地從政治推向經濟，功效顯著。可以這樣說，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張居正在主觀上具有把新政引向勝利的忠誠和能耐，16世紀後期的社會環境給他提供了充分活動的舞臺，使他主導了王朝敗落時期重又復蘇的新局面。
五 、禍發蕭墻
由張居正個人主導的這場改革的成功，也預示身後隱伏的危機，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萬歷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對派開始發難，張居正滿門查抄，家屬餓死十多人，凡被認為與張結黨的官員，統統被削職。至於他壹腔心血建樹的新政，更是付諸流水。
廢除新政，首先從放松馳驛的限制開始，恢復權貴乘驛的特權，繼而取消考成法，壹切皆與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至不振。”(36)
張居正改革連同他本人全遭覆滅，恰如明人筆記《野獲編》所述: “身後壹敗塗地”。
為什麽苦心經營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卻壹朝顛覆，毫無招架之力，從客觀上說有兩個原因:
(壹)、皇帝態度的變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專制的時代，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張居正的威勢是因為代行皇帝的權力，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