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李世民作為壹代明君，對於宗教，他的政策的出發點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統治。
對於道教，因為它有利於唐朝皇權的正統和神聖性，所以唐太宗的提倡可以說不遺余力。
而對於佛教，在抑制佛教的同時，他也深入的去了解佛教，甚至是支持佛教的教義轉變，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所以太宗時期，佛教還是有發展的。
唐朝尊老子為祖先，奉道教為國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祖規定“道大佛小，先老後釋”，唐太宗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搜集晉魏時期隱流、秘傳的道書，普傳大道。唐高宗尊奉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積極推動道教內部改革，讓道教回想黃老的輝煌時代，剔除天師道巫術迷信色彩。發展道家義理，使道教在偏離道家之後，再次對道家的回歸。如果說寇謙之對道教改革未完成與徹底，那麽唐玄宗時期基本已經完成，道教發展到全盛，社會上的崇道之風發展到極致。盛唐高道輩出，孫思邈的《千金方》推動了醫藥學的發展，李淳風的《乙巳占》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成玄英、李榮和王玄覽的重玄學說發展了道教理論建設，茅山派宗師司馬承禎、吳筠、杜光庭的《坐忘論》、《天隱子》、《玄綱論》、《神仙可學論》、《宗玄先生文集》、《道德真經廣聖義》等提出的修煉方法成為內丹學先驅，道教學者對教義、修煉、齋醮及科學技術都做出了巨大貢獻。此時的道派在理論教義和法術科儀上相互融合，以終南山少陽派（全真道前身）、茅山宗為道教主流。
經過無數戰火洗禮的唐太宗，壹向崇尚的是武功文治，認為佛法根本無益於他平定天下。與父親高祖壹樣，在李世民的眼中，出家僧人只是他們獲取政權所能利用的對象之壹而已。然而，李世民十分清楚佛教在民眾中的力量，他試圖在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和對道家的孝心的同時，平衡各個方面的勢力，也就沒有想激怒佛教界。基於這個觀點，唐太宗在玄武門政變登基為帝後，馬上廢除了高祖的廢佛敕令。貞觀初年，唐太宗延請波頗於大興善寺譯經，既為佛教點綴，亦為朝廷政治目的。
公元621年，李世民的軍隊占領洛陽時，為了表達對隋朝統治者窮奢極欲的憤慨，李世民下令拆毀隋朝的宮殿。同時他命令關閉洛陽城中所有由隋朝皇室供養的佛寺道場，除了六十位有名德的僧尼外，其余僧眾全部還俗。
唐太宗登基後四個月，就召見太史令傅奕，並賞賜封地，以表彰他在六個月前對自己即大位的預言。談話中，唐太宗問傅奕，為什麽不喜歡佛法之妙理。傅奕說的還是那壹套老話：“佛乃胡中桀詰，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唐太宗頗以為然。
《續高僧傳》之《智實傳》稱：貞觀元年，唐太宗派遣治書侍禦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同年下詔言：有私度僧者，處以極刑。《法向傳》稱，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隋恭帝年號）私度，不出者斬，聞此鹹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得者現今出家。如此看來，唐太宗對佛教之管束還是非常嚴苛的。
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更多是抑佛，而不是廢佛，他以實際行動來表示，朝廷對佛教還是護持的。為了慶祝登基後的第壹個新年，貞觀二年始，唐太宗邀請了京師很多的高僧來到皇宮，舉行了七天的法會。同時，他敕令度僧尼壹千人，並興聖寺改為尼姑庵。
唐太宗是壹代明君。他壹面整肅佛教界之流弊，壹面又開始深入了解佛教。他平日留心各種學問，佛教經典也是他書桌上的“國之常經”。根據《佛道論衡》記載，貞觀十五年，唐太宗親自來到弘福寺，與僧人論佛道。他說：“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這是他第壹次平等對待佛教，也許只是政治上的壹種謀略，唐太宗需要佛教來教化人心，而且他也知道佛門確實有些博學之士，可為世用。釋明瞻是壹個三教皆通的大學問家，唐太宗對他相當看重，曾召他入內殿談話。釋慧乘等，博通內外，涉獵子史，也為太宗所接納。
唐太宗納諫從流的心量是世人皆知的。但在他的內心中，始終握住壹個原則和底線，就是維護皇家的權威。誰越過這個界，頂撞他的權威，他就毫不留情地斥責。尚書仆射蕭瑀就因為壹直護佛而受到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