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言兇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曾國藩人生之中有引以為傲的事情是值得人高興的。但驕傲是給別人的，不能留給自己。親朋好友哪壹個都可以為妳的行為成果感到驕傲，但唯獨自己，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氣。
傲氣壹生，勢久便會盛氣淩人，自然容易招來禍患。所以，無論在什麽場合、什麽時期，都應該時時戒傲。人生有許多因素可導致失敗，傲為其壹。
驕傲自滿使人迷糊，難以對自己做出正確的判斷，以至於當挑戰到來時，做出不切合實際的目標，功敗垂成。
曾國藩深知傲氣的害處，他曾說：“古來言兇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日長傲，日多言。歷觀名公巨卿，多以此端敗家喪生。余生乎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囂訟。凡傲之淩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淩之者矣，有以面色淩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第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為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練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
可見，他認為人不可自傲不可多言，自傲和多言是人生的兩大失誤。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積德所致，自己沒有理由傲氣淩人，這是家族衰落的原因之壹，並指出傲氣的表現形式在言語、神氣、面色三個方面，他諄諄告誡弟弟們要謙虛，對於沒有經歷過艱苦的後輩子弟更是如此，“謙”是曾氏家教的壹個重要內容。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認為“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他“勢不多使”的內容是“多管閑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也無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歡古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認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他主張減權位，好結局，他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沒有善終。
曾國藩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給弟弟們的信中教誨，大意說：常存壹顆敬畏的心，不要因為家裏有人做官就仗勢欺人；不要因為自己讀書就恃才傲物、不可壹世。
後在軍中，軍務繁忙，他仍寫信告誡沅弟，大意說：由古至今，天下的平庸之輩都是因為懶惰才未能成事的；天下有才‘學的人都是因為傲氣而失敗的。
曾國藩戒驕戒躁的思想幾乎體現在生活的每壹個方面。
1863年6月，曾國荃進軍雨花臺，立下戰功，但是曾國藩要求弟弟不要爭這個功勞，說：“吾輩不宜形諸奏牘，並不必騰諸口說，見諸書牘。”叫他不要表功，認為這是“謙字真功夫”。
曾氏為官不傲，也與磨煉有關。道光年問，他在京做官，年輕氣盛，時有傲氣，“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鹹豐初年，他在長沙辦團練，也動輒指摘別人，與巡撫等人結怨甚深，鹹豐五六年間，在江西戰場上，又與地方官員有隔閡。鹹豐七八年在家守制，經過壹年多的反省，他開始認識到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歲在外，惡(即憎惡)人以白眼蔑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進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
由此，他進壹步悟出了壹些為官之道：“長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為樞機。”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場的磨礪之下，曾國藩日趨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謙”守功夫實在了得。他不只對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就是對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
自從鹹豐十壹年(1861年)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位高名重，卻多次上疏奏請減少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協助他。
他的謙讓是出於真心，特別是後來身體狀況日趨惡化，他更認為“居官不能視事，實屬有玷此官”，多次懇請朝廷削減他的官職，使自己肩負的責任小些，以圖保全晚節。
曾國藩壹生功名卓著，正是他善於從“名利兩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講求謙讓退讓之術，而被壹些人頌為“古今完人”。
曾國藩戒除傲氣幾乎是方方面面的。因為他認為“傲為兇德，惰為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他不僅自律甚嚴，對自己的兄弟、子侄也嚴戒其傲。
在家裏他有戒傲主張。鹹豐十壹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給專在家中主持家務的澄弟寫信，要他加強對在家子弟的教育，並對驕傲的幾種表現形式做了闡述：
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雲：“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但使誌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即是極驕極傲耳。
他說自己以不輕易譏笑人為第壹要義。對澄弟表現出來的驕傲，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說他對軍營中的“諸君子”“譏評其短，且有譏到兩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對鄉間熟識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認為傲氣可表現在言語、神氣和臉色上，所以要做到“謙退”，須時時檢點自己的言行。
曾國藩告誡子弟，千萬要做到富不忘貧，貴不忘賤。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應力戒沾染官氣，他說：“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壹壹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他對家人坐轎壹事都嚴加規範，指出四擡大轎“紀澤斷不可坐，澄弟只可偶壹坐之”，這種大轎不可入湘鄉縣城、衡陽府城，更不可入省城。並囑咐澄弟對轎夫、挑夫要“有減無增”，隨時留心此事。
曾國藩也力戒家人在家鄉幹預地方行政。他給家中寫信說：我家既為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為官長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長官疑為倚勢淩人。
又告誡諸弟：宜常存敬畏，勿謂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於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遞條子，走後門。曾紀鴻中秀才後，數次到府城參加歲考科考，都不順利。同治七年，已是大學士的曾國藩特地寫信告誡紀鴻：“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紀鴻沒有中舉，曾國藩就把兒子接到金陵衙署中親自教學，始終未去走後門。
同治三年(1864年1月)，紀鴻由長沙前往金陵，其父要他沿途不可驚動地方長官，能避開的盡量避開，並叮囑船上的人帥旗“余未在船，不可誤掛”。事無巨細，均考慮到壹個“謙”字，可謂用心良苦。
除此之外，做學問他也有戒傲的主張。
千古以來，文人相輕已成為壹種老毛病。曾氏對此有清醒認識，力倡以“戒傲”醫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給家中的四位弟弟寫信說：
吾人為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作詩文，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為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壹生而無寸進也。
告誡弟弟們不要恃才傲物，不見人家壹點是處。傲氣壹旦增長，則終生難有進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學經歷勸勉弟弟們，他寫道：余平生科名極為順遂，惟小考七次，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壹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大且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蓋場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幸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壹定之理也。
曾國藩還用其他人因傲氣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哂笑的例子來告誡弟弟們，他寫道：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為傲氣太盛，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威。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壹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為糞土，或好作詩文，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囂囂自以為壓倒壹切矣。
自識者現之，彼其所造，臂無幾何，亦足發壹冷笑而已。
為此他總結道：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為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曾國藩深知“謙受益，滿招損”之理，在他所有的事業中，戒傲是第壹要義，也是他人生不敗之法。
“常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為樞機。”這句話是曾國藩做官的體會。他認為，桀驁不馴定會招致別人的敵視，以致眾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樣要不得，它也會讓自己陷入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