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在1909年出生於山東省棲霞縣牟家疃，祖籍湖北省公安縣。1928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後升哲學系。中國現代思想家、哲學家，獲香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北大哲學系畢業後，在各學院及大學授邏輯與西方文化。1960年應聘至香港大學主講中國哲學。1968年，由香港大學轉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系主任。1974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又繼續在臺灣各大學執教，直至1995年去世，享壽86歲。
牟宗三的學術研究範圍包括邏輯學、康德哲學、宋明理學、魏晉玄學及佛學。
壹、其人
牟宗三說他生活的時代“ 拔了根，落了空 ”，他自己是壹個“孤峭”的人，他說他寫的文章，“ 置諸天壤間，悟者自悟，迷者自迷。 ”他有句名言，“ 少年要有聰明，中年要有功力，晚年要有境界。 ”
牟宗三對他的業師熊十力感情極深，熊十力也曾這樣評價自己：“ 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諧和 ”。
熊十力曾對牟宗三說， 妳不要以為自己懂得了，實則差得遠。說到懂，談何容易。
牟宗三對熊十力的評價極高：“ 當今之世，唯彼壹人能直通黃帝、堯舜以來之大生命而不隔。 ”
牟宗三對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極不贊同的，“ 於以見他那壹切知識學問全成為粘牙嚼舌之工具，毫無靈魂可言。 ”同時，他對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亦頗多微辭。
對於梁漱溟，雖數度鬧得不愉快，但牟宗三還是做出了這樣的評價：“ 梁先生究亦是克已守禮之君子，與俗輩不同也 ”。
二、哲學
牟宗三認為要做好哲學，必須要做到：
壹、忘卻現實與名利，做事有漢子氣，謂之“勇”
二、不囿於壹切規矩，牟宗三稱為“逸氣”，謂之“智”
三、壹切有陌生之感，可由此進入造化之原，便通透了，牟宗三稱之為“原始的宇宙悲懷”，“仁之根”，其實便是“悟”
但這三點都是向外的，即“有取”，還沒有達到“無取”的境界。
從哲學上下功夫有兩條路，從客體方向表現是柏拉圖的，從主體方面表現是康德的。當實踐主體即“道德的心”被建立的時候，才真正達到了“海底湧紅輪”的境界。到了恩格爾的境界，智、意、情均已完成，牟宗三名之曰“辯證的綜合系統”。
這個體系，壹定要融會貫通，不能稍有差池。否則可能會引出“淺薄的理智主義”、“理智的唯物論”，更可能會引出如尼采般的瘋狂。
三、宗教
古希臘傳統演變的結果是“物本”，基督教是“神本”，而人這壹本是空虛。“人極立，則神極與物極俱可得其所，人極不立，則神極與物極俱不得其所。”而“立人極”便是中國儒家之學。
對於中國的儒釋道，牟宗三分析得非常透徹：“ 察業識莫若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立價值之主體，莫若儒。 ”
對於佛教與時代，牟宗三認為，“ 佛教對於時代之汙隆並無因果關系 ”，“ 唐末五代之墮落衰敗並不因佛教而重落衰敗，大唐盛世也不因佛教而為盛世，我並沒有把唐末五代之墮落歸咎於佛教，即沒有表示有這種因果關系。我只說佛數不能救治這墮落。其所以不能教治，不是因為念佛的人沒有能力，乃是因為他的心思方向不在此，因為佛教的本質與這方面不相幹 ”，“ 因此，它既不負亂之責，也不負治之責。亂固不能歸咎於它，治亦不能歸譽於它。此即所謂不相幹 ”。
四、學問
對於“生命的學問”，牟宗三認為，“ 讀西方哲學是很難接觸生命的學問的。西方哲學的精彩是不在生命領域內，而是在邏輯領域內、知識領域內、概念的思辨方式中。所以他們沒有好的人生哲學。 ”，“西方人有宗教的信仰，而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開出生命的學問。他們有‘知識中心’的哲學，而並無‘生命中心’的生命學問。”
牟宗三深感“生命的學問”在現階段的式微。“ 自辛亥革命以來，很少有人註意這種學問。道德價值意識的低沈，歷史文化意識的低沈，無過於此時。 ”“ 此後至今，則歸宗於儒家，重開生命之學問。上承孔孟，下接晚明，舉直錯諸枉，清以來之歪曲，可得而暢通。中華民族終當盡其性，克服磨難，以屹立於天壤間。 ”
在《水滸世界》壹文中，說到李逵去搬老娘，牟宗三說：“ 李逵不去搬，不是李逵；去搬而搬得上來，也不是李逵。 ”越想越有道理。正如寶玉和黛玉，如果黛玉真的嫁與寶玉，“ 黛玉還成其為黛玉乎？此乃天定的悲劇，開始時已經鑄定了。 ”。“ 《水滸》人物雖不能過我們的社會生活，但壹到梁山，卻亦成了壹個梁山社會。 ”說到境界，在牟宗三看來，“ 《紅樓夢》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滸傳》是禪宗。 ”作者說自己幸虧走的是孔聖之路，“假若有歸宗《水滸》境界者，必以我為無出息矣。”
對於古代政治與學術，牟宗三常說：“ 只有治道，而無政道；只有吏治，而無政治 ”，“政治壞於奸雄，學術壞於名士”。
關於西方和中國的學問，牟宗三認為，西方的學問以“自然”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國的學問以“生命”為首出，以“德性”潤澤生命。
牟宗三對大學的教育也進行了抨擊，不過，他所說的大學，在1949年後的臺灣。
中國從古即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試問今日之大學教育，有哪壹門是“明明德”。今之學校教育是以知識為中心的，卻並無“明明德”之學問。“明明德”的學問，才是真正“生命”的學問。
五、歷史
人類的歷史常是大開大合的，壹下子很高，壹下子很低。在《論“凡存在即合理”》壹文中，作者在說明觀史要參透精神實體才能引出歷史判斷的過程中，取中國秦以前的歷史為例。從夏商而至周，是向上的發展，有周文之形成，有封候建國之形成，有周天子以文化系統統壹之形成。但是經過春秋而至戰國，這個周文的統壹，漸趨於破裂，井田制漸廢，貴族就衰，士人漸興。由戰國而至秦，竟至衰勢（精神）。秦始皇的陰私險狠與法家的殘刻寡恩，內心全黑，只有壹個賞罰不測的權術。凡人格人性，道德仁義，皆在閉塞之中。（詳情見牟宗三著《歷史哲學》）
對於中國的學問傳統，牟宗三認為毀於清朝，他非常痛心地說，“ 真正的生命學問是在中國。但是這個學問傳統早已斷絕了 ”。那麽，這個傳統是何時斷絕的呢？牟宗三自問自答：“ 斷絕於何時？曰斷絕於明亡。 ”，“ 孔教之生命與智慧，自明亡後，即已消失。在有清三百年中，孔教實只是典章制度，風俗習慣之傳統 ”，“ 今之陋習，是清三百年惡劣曲折之遺毒。 ”當西方“正是壹帆風順，向近代化而趨”的時候，中國“卻遭遇清之歪曲，而繼續不下來，因而並未形成與西方相平行之發展”。“ 平常說中國落後了三百年，其實不是落後，乃是歪曲了三百年 ”。“入民國以來，這歪曲的遺毒，仍然在蔓延”。“ 清朝三百年是中華民族發展入近世來之大不幸，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壹起受摧殘、受曲折。 ”自明亡後，清三百年以來，人們衡量學問，“ 實則無所謂高低，只有多少 ”，滔滔者天下皆是。
“ 中國文化有壹種特殊空氣，即側重人與人間之責任及義務是也。 ”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責任與義務，來自於“禮樂型的教化”，孔子由此點出仁義，孟子由“仁義內在”以言性善，宋明期間則得出“心性”之學。牟宗三把王陽明的“心學”稱為“致良知教”。
關於“ 格物致知 ”，牟宗三與熊十力的認識有很大差別。“致知在格物”最早出自於《禮記?大學》。如何解釋這句話，儒家學者壹直有分歧，朱熹解釋為獲得知識依賴於研究事物，“ 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陸九淵曾認為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過於“支離破碎”。王陽明則理解為通過克服私欲實現致良知，他在《大學問》中說：“ ‘致知’雲者，非若後儒所謂充擴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王陽明曾因格竹失敗吐血而使身體終身留下隱疾。對這句話的不同詮釋反映了朱熹的理學與王陽明的心學之間的重大差異。熊十力意識到宋明理學與心學中各自的問題，發覺以“良知”為基礎的道德和以“認知”為基礎的科學之間的張力，主張把王陽明對“致知”的詮釋與朱熹對“格物”的詮釋結合起來。而牟宗三則認為這兩者甚難接頭。言良知須大悟，致良知須篤行。
六、儒學
牟宗三是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 。他認為，雖然在中國儒家學術裏，沒有科學，沒有宗教，“ 但是最高明而圓滿的宗教意識、宗教精神、宗教境界，實已含於儒家學術中。 ”
“ 儒家學術非科學、非民主、非宗教，然不反科學、不反民主，亦不反宗教。 ”牟宗三對這個說法非常贊同。
對於孔子的幽默，牟宗三這樣說：“ 孔子有沈重之感而不露其沈重，有其悲哀而不露其悲哀，承受壹切責難與諷刺而不顯其怨尤，這就是幽默。 ”明末壹個有名的說書人柳敬亭，常說《孔子》，他這樣描述：“ 滄海變桑田，桑田變滄海，俺那老夫子只管朦朧兩眼訂六經。 ”後來儒者的幽默，漸漸喪失了。
對於古代儒學，牟宗三認為，“ 在君主專制形態下，儒者理想是受委曲的，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是就家天下之曲而求伸的。 ”
牟宗三認為， 只有儒家思想才能開出“生命的學問” ，“仁者與天地萬物為壹體”。
儒家的教義就是要這樣充實飽滿，才能算是成德。不是個人的得救，壹得救壹切得救，壹切得救始壹得救。個人的盡性，民族的盡性，與參天地贊化育，是連屬在壹起的。這是儒聖的仁教所必然涵到的。
牟宗三對儒家的推崇不遺余力，在《現時中國之宗教趨勢》壹文最後，他說：“ 吾終信中國文化必將恢復其生命，儒學必將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