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厄
作為壹名醫生，裏厄是壹個無神論者，並不認同帕納盧神甫集體懲罰的觀念。在他看來，如果天主無所不能，自己就不用再去給人治病，而是讓天主去治病。加繆通過裏厄醫生的堅定話語表達自己的心聲：“我認為自己對當英雄和聖人都沒有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做壹個人”。
而且他非常清醒地意識到在人類與疾病的鬥爭歷程中，人類的勝利永遠是暫時的，而這場鼠疫對於他來說意味著接連不斷的失敗。盡管明知是壹場不斷地與失敗進行的抗爭，但裏厄醫生依然奔波忙碌，每天工作二十小時，他堅信，“看到瘟疫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和痛苦，只有瘋子、瞎子或懦夫才會對瘟疫逆來順受”。
他始終關註人類的健康，恪守醫者的職業操守，始終堅持維護人類生命和健康的職責，真正體現了不為名利、甘於犧牲自我的高尚情懷。作者借裏厄醫生之口揭示了醫生最終的職業註腳，那就是“盡管有個人的痛苦，也要反抗恐怖的災難及其不斷懲兇的武器，而人們不能成為聖人，也不能容忍災禍橫行，就努力當好醫生”。
而後，母親的“沈靜”成為裏厄反抗鼠疫的精神支撐。當母親表示鼠疫沒什麽大不了時，裏厄贊同母親的看法，覺得“有了她，什麽事都顯得很容易解決”。面對荒誕，最重要的就是承認並正視荒誕。其次，母親的“謙讓”、“簡潔”又教會了裏厄腳踏實地地反抗鼠疫的方式。在小說中，裏厄不寄希望於未來與上帝，而是致力於眼前的工作：“我不知道等著我的是什麽，也不知道這壹切結束之後會發生什麽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須治療這些病人。”
裏厄母親
小說沒有提到裏厄的父親，在整個鼠疫期間，只有母親與裏厄相依為命。裏厄老太太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沈靜”、“謙讓”、說話的“簡潔”。在這裏，“沈靜”、“謙讓”與“簡潔”的潛臺詞是豐富的：“沈靜”意味著對世界荒誕本質的把握與徹悟：“老太太能不假思索就弄懂壹切”，她“能看透包括鼠疫在內的任何事物的本質”；
“謙讓”、“簡潔”則意味著在承認、尊重荒誕現實的基礎上反抗荒誕的“低調”。面對荒誕，承認荒誕，同時保持謙遜、低調的姿態，不誇誇其談，堅持腳踏實地。裏厄母親出場的時刻頗值得玩味。在小說中，在鼠疫剛剛露出跡象的非常時期，裏厄老太太就適時趕到了，這隱喻、預示著她將是裏厄反抗鼠疫的精神指引。
塔魯
塔魯的母親在小說中沒有出場，他與“父親”相聯系。通過塔魯的敘述，他的父親是壹個檢察長，“天性善良”。然而，壹次隨父親審案的經歷極大地觸動了塔魯，並改變了他對父親的看法。在庭審過程中，那個“可憐”的罪犯引起了塔魯的深深同情。與之相比，正在宣讀公訴狀的父親“顯得既不善良，也不親切”，而是“滿嘴空話大話”，並“以社會的名義”宣判這個人的死刑。
從這天起，塔魯“開始帶著憎惡關註司法、死刑”，並“震驚地發現”父親“參加了多次這樣的謀殺”。顯然，在塔魯的意識裏，身為“檢察長”的父親已成為死刑與謀殺的隱喻，塔魯對父親的憎惡，正是對死刑的深惡痛絕。塔魯不僅反對死刑，而且在此基礎上重點思考了“合法”謀殺的問題。
為了反對死刑，塔魯搞起了政治，但他發現，在政治鬥爭中也要“宣判死刑”，而且是“合法”宣判，因為這樣做是“為了實現沒有人殺人的世界”，換言之，為了未來的幸福王國，犧牲少數人的生命是必須的。最後，塔魯明白自己錯了，自己由反對“死刑”，企圖拯救“受害者”而變成了“合法”謀殺的支持者，變成了“劊子手”。
在這裏，塔魯表現了對政治鬥爭、社會改造這些英雄主義的“拯世”運動的疑懼。在他看來，社會改造之中為了消除社會不公而“不擇手段”，為了未來的人間天堂而摒棄當下的幸福，正是壹種“合法”的謀殺。
擴展資料
《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畫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19世紀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壹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
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裏埃（後來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壹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占法國南方。加繆壹時與家人音訊斷絕，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
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壹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壹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
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壹樣”。在另壹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著壹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沈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值得註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致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壹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紮和鬥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產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
盡管加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借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生鼠疫的地點，但讀者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壹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