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學派創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戰國初期魯國人。墨子的主張和儒家是針鋒相對的。反對世卿世祿制度，主張尚賢，任用官吏要重視才能，打破舊的等級觀念，使“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壹書，是他的弟子根據受課筆記編撰而成的。 他主張“兼愛”，消除親屬，貴賤的分別，同等的去愛所有的人、 “非攻”，譴責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 “尚同”，“明鬼”、“尚賢”等。 墨家思想代表平民百姓的願望
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國人，約與孔子同時，出身於沒落貴族。反映他思想的書為《老子》，又名《道德經》，大約是戰國人編纂的。 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未普遍的無所不包的最高哲學概念。在他看來，道是淩駕於天之上的天地萬物的本原。他還提出“天發威，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絕對權威。 老子的哲學裏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矛盾兩方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途徑是“守靜” 政治上提倡“無為而治”。無為是指不妄為，不胡作非為，為所欲為。 道家在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是莊周。莊周是宋人，出身於沒落貴族家庭，曾做過宋國漆園吏的小官。後來厭惡官職，“終身不仕”。《莊子》壹書，是由他和門人編成的。 又名《逍遙遊》是與《道德經》齊名的道家經典。 莊子的思想是以老子為學說為基礎而發展的。《莊子》壹書更像是以故事的形式對道家學說加以解說。其中的語言形式對中國的古代小說和傳奇的文本表達有重大的影響。道家思想講究壹切講究自然，不可強求，與儒家思想相反。
法家學派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後期法家韓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集大成者。 韓非是荀子的大弟子，與李斯同學，出身於韓國的貴族家庭。《韓非子》壹書是他總結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韓非註意吸取法家不同學派的長處，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傑出的軍事家孫武。當時著名的兵書有《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 《孫子兵法》是孫武寫的壹部軍事名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等軍事名言就出自這本書。今天此書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譽，很多西方的軍事學校都把它列為教材。戰國時期，孫武的後代孫臏繼承發揚了他的軍事思想，寫成了《孫臏兵法》。他們當時被稱為兵家。
名家，該派萌芽於春秋末期，鄭國大夫鄧析為先驅。作為壹個學派，名家並沒有***同的主張，僅限於研究對象的相同，而各說差異很大。主要有“合同異”和“離堅白”兩派。 所謂“合同異”，即認為萬物之“同”與“異”都是相對的，皆可“合”其“同”、“異”而壹體視之。該派以宋國人惠施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歷物十事”，即“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泛愛萬物，天地壹體”等十個命題。 所謂“離堅白”，即認為壹塊石頭，用眼只能感覺其“白”而不覺其“堅”，用手只能感覺其“堅”而不覺其“白”。因此“堅”和“白”是分離的、彼此孤立的。該派以趙國人公孫龍為代表，“白馬非馬”、“堅白石二”等命題由其提出。 合同異強調事物的統壹性，離堅白強調事物的差異性。戰國末期，後期墨家對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糾正，提出了“堅白相盈”的觀點，荀子亦強調“制名以指實”。
陰陽家，陰陽"的概念，最早見於《易經》，"五行"的概念最早見於《尚書》，但兩種觀念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 到戰國時代，陰陽和五行漸漸合流，形成壹種新的觀念模式，便是以"陰陽消息，五行轉移"為理論基礎的宇宙觀。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壹，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壹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歷數的統治階層，也稱"陰陽五行學派"或"陰陽五行家"。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列"陰陽家"為六大學派之首。
縱橫家，縱橫即合縱連橫。 戰國時以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為主的壹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壹。《韓非子》說：“縱者，合眾弱以攻壹強也；橫者，事壹強以攻眾弱也。”他們朝秦暮楚，事無定主，反復無常，設第劃謀多從主觀的政治要求出發。合縱派的主要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主要代表是張儀。最後蘇秦失敗了，張儀勝利了。在張儀、蘇秦之後，齊國又出了壹位著名的縱橫家魯仲連，人稱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後期最後壹次操縱和六國抗秦，不過還是以失敗告終！
雜家，中國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以博采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漢書·藝文誌》將其列為“九流”之壹。雜家的出現是統壹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結果。雜家著作以秦代《呂氏春秋》、西漢《淮南子》為代表，分別為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所集，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但略嫌龐雜。又因雜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認為雜家實為新道家學派。 雜家，列於諸子中，是很鮮明的壹派，因為它是戰國末至漢初兼采各家之學的綜合學派。《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將其列為九流之壹。 後有趙蕤著<反經>綜述雜家. 戰國末期，經過激烈的社會變革，封建制國家紛紛出現，新興地主階級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統壹。在這種呼聲下，學術思想上出現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為壹的雜家，雜家的產生，大體上反映了戰國末學術文化融合的趨勢。 雜家的特點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雜家雖只是集合眾說，兼收並蓄，然而通過采集各家言論，貫徹其政治意圖和學術主張，所以也可稱為壹家。
農家，是先秦在經濟生活中註重農業生產的學派。呂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把農家分為兩派：壹是言種樹之事；二是關涉政治。 《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將農家列為九流之壹，並稱：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壹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農家的特點，尊神農氏。 農家學派主張推行耕戰政策，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研究農業生產問題。農家對農業生產技術經驗之總結與其樸素辯證法思想，可見於《管子·地員》、《呂氏春秋》、《荀子》。
小說家，是先秦與西漢雜記民間古事的學派。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小說家指的是壹類記錄民間街談巷語的人，而小說家被歸類於古中國諸子百家中的其中壹家。《漢書．藝文誌》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說家所做的事以記錄民間街談巷語，並呈報上級等為主，然而小說家雖然自成壹家，但被視為不入流者，劉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列，影響甚小。然而小說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側面，卻是其它九流學派都無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說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壹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這壹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並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壹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壹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壹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壹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復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壹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系。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壹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壹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壹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余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壹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裏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壹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采取寬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采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匯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註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壹例外，成為了當時的壹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制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壹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壹，這壹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松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壹時期產生了壹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誌》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壹並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壹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壹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盡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即打算給孟子建造壹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壹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沖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 其壹，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壹個寬松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閑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壹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壹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鑒。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壹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