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袆先祖王彥超，五代吳越王錢镠時，任越州節度使，因避亂而從會稽（今紹興）遷到義烏，居住於鳳林鄉。以後子孫漸多，所居村落就叫王村，其地在今義烏南部毛店鎮朱店村。及王袆祖父時，已在義烏縣城內居住。
王袆祖父王炎澤，字威仲。致力經籍，業從朱子理學。歷任東陽、常山教諭，石峽書院山長。以善教著稱，學者尊為“南校先生”。王袆父親王良玉，字懷璞，秉性高介，研訪經史。亦為婺州路儒學訓導，後至常山教諭。王良玉生有三個兒子：王裕、王袆、王補，王袆居仲。宋濂在《送王子充字序》中說，“袆”，就是古時候的“蔽膝”，即圍裙。最早用獸皮，後來改用布帛制作，取名為袆是為了存古之道。
黃溍覺得不能將王袆與壹般弟子同等相看，以後跟王袆相交都不以師自居，而以同道相待。書信來往，則以先生相稱。以後，人們都知道王袆受師命所囑，代為撰文，凡有求於黃溍的，就都直接找王袆，壹得王袆所撰，莫不欣喜，視如珍稀。王袆文名益發遠揚，與同門弟子宋濂齊名。 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王袆目睹當時國政弊敗，民俗衰微，憂國憂民之心油然而生。他寫了壹篇文章，縱論天下事勢，對朝廷的選將、擇相、建官、治民、取土、用兵等諸方面如何變革，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文章洋洋灑灑，長達七八千言。王袆北上京城大都（今北京），上呈朝廷。
王袆所呈之文，對弊政陋習，壹壹抨擊；於救治之法，壹壹列示；既鋒芒畢露，又言辭懇切。但當朝嫌其切直，忌其才華，置之不理。王袆的呈文，如泥牛入海，音訊杳然。由於看中王袆的才學，這以後，同在國史館的危素等20余人壹起推薦王袆，讓他到國史館來，但無結果。張起巖等許多朝臣又向上舉薦，同樣沒有結果。此時，王袆的老師黃溍身居翰林，且極負盛名。但黃溍不願自己的弟子由自己舉薦。既然不被朝廷所用，王袆就在京都廣交名士。公卿大夫中通曉文學的人，見王袆年少才瞻，都深為佩服。婺源人程文，平生清高不俗，精通文藝百家之書，時任禮部員外郎，年逾六旬，深學眾望。他讀了王袆所作之文後，不禁拍案叫絕。認為王袆出於黃溍之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當今之世，不可多得。當時以詩文擅名的宣城人貢師泰，時任吏部侍郎，已經年過半百，壹見王袆就歡然相得，與其過往甚密，成為忘年交。兩人壹起切磋學問，有時選取古今文人的名篇，長為朗誦，有時則拿出各自的新作，品評得失。晚上燃以蠟燭，相互討論，夜深擁被並坐，談論古今，通宵達旦。
後來，黃溍受命編修《後妃功臣列傳》，為總裁官。王袆就在史館中，侍奉老師，白天***討論，同執筆，晚上則聯榻擁衾，相與探究史學精蘊。《列傳》編就，需奉表以呈，黃溍依然囑王袆代國史院撰寫《進後妃功臣列傳表》。
《後妃功臣列傳》成書，雖無王袆列名，但其以布衣身份，佐助老師，同為執筆，功實非小。
王袆在京都兩年，廣交文人學士，遊歷名勝古跡，見聞益博，才思更雄，名播大都。時天下用兵，南北離亂，王袆感到“所學非世所宜用”，決定南歸義烏老家，著書立說，學問傳世。得知王袆行將南歸，程文特賦詩以贈：
吾聞初平子，昔隱金華山。
服食草與木，歲久成神仙。
揮手叱白石，群羊來珊珊。
至今山下人，尚想生羽翰。
我非薄神仙，其風邈難攀。
自有徑十珠，色如紫金丹。
月日讓光彩，煙霞駐容顏。
佩之可不老，千載遊人寰。
寄語王子充，因之奉清歡。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六日，王袆與紹興人韓與玉離開大都。“朋友幸知己，祖道分繾綣”。京城文人名士依依不舍，紛紛前來餞行。王、韓二人經過兩年的京都遊歷，“駕言驅我車，南還涉江漢”，攜手同歸浙東家園。 王袆回到義烏以後，居家讀書。至正十五年（1355），元末兵事已起，為避戰亂，遷居到縣南十裏的青巖傅。
青巖傅是王袆祖母、嶽母的家鄉，位於青巖之西，傅氏世居於此，故名。青巖的山脈從東陽兩硯峰婉蜒而來。到青巖以後，山脈分為南北二支，南支重巒疊蟑，北支崇嶺峻峭，兩支都分別向西延伸。在兩條支脈所分之處，有壹峰從中而出，叫作齊山。此處地勢，南北兩山，相環而護，左邊高昂如虎，右邊低伏似虎，而齊山則居中而坐。齊山之南，則為平地，寬約壹裏。平地中有雙澗相繞，澗源出於南北兩支山脈所分之處，夾齊山而出，到此則合二為壹。澗水西流，約二三裏，註入新塘，而塘又處於南北兩山所會之處。塘外，又有壹小山，如阻水流之沖。王袆雅愛此處雙澗清流，兩山拱衛，草樹繁茂，空氣清新。於是在青巖山下傅氏居旁，造房三間。右偏蓋壹小屋，辟為藏書、讀書、著書之所。王袆曾撰《青巖山居記》壹文，並賦《青巖山》詩壹首，詩雲：
幽僻青巖中，結屋開荒畦。
群山列左右，雙澗鳴東西。
蕭然守岑寂，環堵蓬蒿齊。
林泉幸清勝，吾將暫冥棲。
王袆祖先，從十二世族祖王固開始，就以道學（理學）傳家。到祖父王炎澤時又得朱熹的道學之傳。朱熹在宋室南渡以後，與金華呂祖謙並起，均為大家。朱熹傳至閩縣黃榦和義烏徐僑，黃榦又傳東陽許謙。徐僑則傳本縣葉由庚，葉由庚傳至王袆的祖父王炎澤，王炎澤傳至黃溍，黃溍又傳至宋濂、王袆。從徐僑、何基以後，朱子道學所傳都是婺州（今浙江金華）人，堪稱朱學之世。朱熹是壹代宗師，承傳其學，理所宜然。但呂祖謙為婺州本地人，傳其學者卻絕而無繼，而當年朱、呂兩人為伯仲間。作為鄉邦後人，王袆深覺於心不安，愧對往哲先賢，於是居於青巖時，奮然繼其遺諸。
呂祖謙撰有《大事記》，起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終止於漢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呂祖謙原計劃止於五代，但因發病而輟筆。王袆繼承呂祖謙的遺願，從漢征和四年（公元前89）開始續編，到宋德佑二年（1276）止，修成《大事記續編》100卷。
王袆居於青巖，於經史百家，無所不究，作了大量筆記。爾後又刪其瑣碎，存其大要，成《叢錄》壹書。該書論述《易》、《書》、《詩》、《禮》、《春秋》、《樂》的受授承繼及諸子百家的淵源流註，內容詳備而言簡意賅，為學者所稱道。
至正十八年（1358），戰事日益逼近婺州。王袆因所居青巖山，雖為鄉下，但離縣城不遠。於是暫遷到祖居鳳林鄉，借居於族人家中。王袆在鳳林，讀書著述，依然不輟。撰成《卮言》壹書，該書為語錄式，每段少則三四十字，多則壹二百字，寥寥數語，而對治國安邦、處身涉世無不鉤玄提要，統括無遺。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堪為至理名言。如其中壹段寫道：“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日：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百年人生，頃刻而過。欲要前承千古而繼往，後垂千古而不朽，則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王袆身體立行，在其52年的人生中，立言、立功、立德，時時處處刻刻。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1359）十二月十八日，朱元璋率軍來到婺州（今金華）城下。
朱元璋蒞婺以前，就已耳聞王袆之名。抵婺後不久就遣使到義烏征聘。王袆隨使者到婺城拜見朱元璋，朱元璋壹見大喜，打算以金華縣令委之。當時群臣得知朱元璋意圖後，都認為區區百裏的縣令之職，由王袆去擔當，未免大材小用。以他的才器，應當留在行省，方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華，有益於國事大業。朱元璋覺得有道理，就授王袆為中書分省掾吏，並說：“現在安排在省幕之中，用以儲備人才，文書簿冊，不用分勞。待還京後，當另有重任。”於是置為左右，謀論要事，商略機務。王袆出身書香門弟，北遊燕都時，就已文名斐然。隱居青巖，讀書著述，益發飽滿。因而使朱元璋極為遂意，稱呼王袆不用其名，而以子充稱之。並請王作四言詩以授太子。
待到朱元璋離開婺州，將回應天府（今南京）時，欲讓王袆同行隨從。而王袆因父母雙親年屆花甲，需要奉養而請留不往。當時胡大海以江南分中書省參知政事鎮金華，素仰王袆的才氣。又因他是本地人，了解風俗習慣，熟諳地方掌故。於是向朱元璋要求將王袆留在身邊，得到朱元璋的諭允。在胡大海的幕僚中，王袆與王剴二人，卓然鶴立，傑出群倫，與胡大海氣義甚為投合。胡大海亦倚重二王，凡重大決策都要聽計於他倆。
至正二十壹年（1361）冬，朱元璋率軍征討江西，胡大海委派王袆到朱元璋處，稟報事宜。江西平定以後，王袆寫了壹篇《平江西頌》。朱元璋閱後大喜，對王袆說：“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清；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待王祥歸婺，胡大海與王愷均已在苗軍叛亂中遇害。胡大海被害後，由李文忠接替駐鎮浙東。李文忠亦素聞王袆的才學，專辟館舍，延聘王袆，並待以貴客禮。凡有疑難之事，都必事先聽取王袆的意見。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二月，朱元璋召王袆入應天府，次年二月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至正二十四年（1364）五月初五，王袆父親王良玉在義烏家中去世。按照當時禮制，兒子應該居家守孝壹年。但朱元璋剛稱吳王，不願王袆遠歸義烏，強留應天府守制。王袆雖不勝哀痛，但難違朱元璋之命，強忍悲傷，仿屈原《離騷》而作《九誦》以自譴。
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王袆服孝期滿，授侍禮郎兼引進使。當時為朱元璋創國之初，其中禮樂建制，多由王袆所為。這壹年底，授起居註職。起居註的職務是記錄皇帝的日常言行，屬於皇帝身邊的近臣。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江西平定，王袆被升為南康府同知。南康府位於南昌府與九江府之間，府治星子縣，轄星子、都昌、安義三縣及建昌州。宋朝時為南康軍，著名理學家周敦頤、朱熹都曾先後在此地任過知軍。境內有廬山、鄱陽湖，並有名滿海內的朱熹講學處白鹿洞書院。堪稱山水佳處，人文勝地。但因元朝末年的弊政所致，再加多年的兵事所擾，已是滿目瘡痍。“荊榛猛獸處，瓦礫悲蟲吟。道院存古號，公庭蔽荒陰”。王袆以仁恕之心治民，以廉平之舉理事，百姓順服，訴訟降少。於是修公署，興學校，重建“六老”堂，重造“二賢”祠，使累積數十年的雕弊得以復蘇。朱元璋特授王袆黃金帶以示表彰。
六老堂，位於府署西院。朱熹任知軍時，名為武觀堂。嘉定年間的知州趙師夏取廬山五老峰的五老，再加他自己壹老，改名為六老堂，欲使自己與五老峰齊名而永存。王袆最為討厭自我標榜者，因此在六老堂重建竣工，撰文為記時，將趙某人壹筆勾銷。而將六老堂的“六老”，用五老峰配朱文公朱熹。朱熹堪稱中國歷史上的巨子，也為南康歷代名宦之最，名實相當，人心大悅。
當初，建昌知州自以為自己的品級高於知縣，高於通判，而傲慢無禮，知府屢召不肯至。王袆到任以後，將其所失—壹舉出，並聲稱要給予處治。建昌知州得知消息，不敢怠慢，急急跑到府署，向王袆叩頭請罪。王袆對他說：“我是府佐，妳應該到知府大人處謝罪。”知州跑到知府處，知府則說：“這是同知大人所定，妳還是應該向他謝罪”。王袆與知府相互禮讓，而知州顛來倒去，東奔西跑。最後王袆笑著對知州說：“妳當初的傲勁哪裏去了？要知道做人做官都要講道理、講禮義，這是最起碼的。只要妳能真心改過，這次也就不追究妳了。”知州畏服，拜謝而去。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朱元璋準備正式當皇帝了。改朝換代，要有壹整套的禮儀，而王袆精通此道。於是，朱元璋將王袆從南康召回應天府，參與制訂即位的相關禮制。但這壹次不知王袆發表了什麽意見，惹惱了即將登基的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應天府登基，為大明的開國皇帝。王袆則被謫貶到漳州府任通判。
王袆抵達漳州後，以治南康的方法治漳州。此地處於福建東南，“漳州南邊郡，閩鄉到此窮”，但窮歸窮，風俗依然競奢華、重排場。“杯盤蕭鼓裏，燈火綺羅中”，“良宵上元節，紈扇已搖風”。每逢時節，地方土人都要循例向官吏送禮，而且禮物甚豐。王袆帶頭嚴拒。漳州地方產繡，而王袆則壹襲素衣，不著綿繡，不尚奢華。在他的影響下，地方風俗也隨之壹變。
在漳州通判任上，受到貶降左遷的王袆，向朱元璋上奏了壹篇《祈天永命疏》，建議“均徭薄賦”、“藏富於民”。王袆在奏疏中說，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在於帝王修德。修德最重要的是“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不能過於勞民，需給百姓休養生息的時間。“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壹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現在“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朱元樟開國登基，他人歌功頌德不已，獨王袆雖也言祈天永命，萬世無疆，但在奏疏的字裏行間，卻處處流露出憂民之心，拳拳之情，溢於言表。
次年二月，王緯奉詔歸京，任《元史》總裁官。漳州百姓依依不舍，道路為之堵塞。王袆壹再謝免，但送行者依然跟進不止。王袆無奈，只得對送行者高聲說：“有再進者，非吾民也。”這時送行的人又說：“以前到此地來當官而有善政者，臨走時，壹定要請他留下壹二件衣物，寫上他的官銜與姓名，放在府署裏面，以表遺愛。大人到此為官，剛滿壹年，就使此地積年的瘡痍—壹去除，善政頗多，因此敢請有所遺留。”王袆說：“感謝漳州父老對我的隆情厚意，為官的善與不善，全在百姓心裏，留物於官舍，沽名釣譽，我不願為。” 洪武元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並改大都為北平府，宣告元朝滅亡。大將軍徐達在占領大都後，得元《士三朝實錄》，悉數運送南京，朱元璋即下令編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成立元史局於天界寺。以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袆為總裁，汪克寬、胡翰等16人為纂修，正式開始編纂。
李善長是行政長官，政府首腦，編修壹代之史，不過依慣例領銜，實為虛名。宋濂與王袆同為總裁，正是天造地設，最佳配合。兩人既是同鄉，又均為柳貫、黃溍的門生。早在八年前，朱元璋就曾稱譽兩人為“浙東二儒”。如今兩位老友，壹位六十初度，壹位四十有八，為編纂壹代正史，又雙雙受命總裁重任，壹時朝野傳為佳話。
宋濂、王袆主持元史局以《十三朝實錄》、《皇朝經世大典》等歷史文獻作參考，從二月初壹開始編纂，到八月十壹日告壹段落，成書除順帝朝外的紀、誌、表、傳***159卷。由於元順帝時，史官職務被廢，沒有實錄可證，因而缺乏順帝壹朝36年的史事材料，《元史》編纂無法繼續。為此，朱元璋又命儒土歐陽佑等12人到北平及全國各地采集順帝元統、至元、至正年間的遺事，以供元史局續編。
歐陽佑等人采擷返朝以後，在洪武三年（1370）的二月初六，元史局重新開局，仍由宋濂、王袆任總裁。又命趙塤、朱右等14人為纂修，其中除趙塤第壹次即已參加外，其余13人都是新征。這壹次編修到七月初壹結束，續成紀、誌、表、傳***53卷。然後合前後二書，厘分附麗，為本紀47卷、誌58卷、表8卷、列傳97卷，計《元史》全書***210卷。
在中國歷朝正史的編纂史上，編纂起始距前朝滅亡時間最短的是《元史》，僅隔半年左右。成書時間最快的也是《元史》，先後兩次相加才331天。《元史》體例整齊，本紀仿《漢書》、《後漢書》，誌仿《宋史》，表仿《遼史》、《金史》，列傳則據歷代史而參酌變通。全書文字淺顯，明白易懂。《元史》編纂，忠實依據元朝的國史，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如《十三朝實錄》、《皇朝經世大典》、《大元大壹統誌》等書，今天大多已經散失，而賴《元史》得以保存了許多內容，彌足珍貴。
洪武三年（1370）三月，王袆又受詔任教大本堂，為太子授學。在這段時間裏，王袆既要為編修《元史》而用心，又要為起草詔誥而措意，還要為教授太子而致力，身兼三職，不避劬勞，鞠躬盡瘁。編修《元史》，王袆力肩重任，自不待言。起草詔誥，王袆文才卓著，在所不辭。當時的大詔，大多出於王袆手筆，如《封諸王詔》、《開科舉詔》、《免租稅詔》、《招渝擴廓帖木兒詔》、《誡諭中外百僚詔》等等。這些詔令的發布對當時社會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王袆的文辭也進壹步受到人們的推重。教太子學，王袆通經達理，學識淵博，開導訓諭。教法嚴正，諸太子受益非淺。朱元璋深知王袆既有學問功底，又勤奮肯幹，因而對王袆賜飲賜饌，時有所惠。
王袆為文，詞暢意達，早負盛名。而此時身份不同，既為正史總裁，又為大詔手筆，求其文者接踵而至，但王袆卻不肯輕易許人。如所求墓銘之類，不知其人所行所為，王袆決不阿諛亂書。當時，有壹宰相為其親人來求撰墓銘，王袆得知其人事跡無狀可書後，堅決回絕。
王袆在朝廷中，以直道行事。與人交遊，也處處顯示義烏人的耿直之氣。遇權貴，不願低頭；遇知交，傾心相投。因此王袆的友人很多，同時忌恨的人也不少，或忌他才，或嫉他直。此時，朝廷需派人出使吐著（今西藏）。朝中當政而與王袆相忤者，就乘機進讒，使遠遣西行。
《元史》的續編工作在洪武三年（1370）七月初壹剛剛結束，王袆就接到了出使吐蕃的使命。
在離別南京這壹天，他寫了壹首排律《庚戍七月十五日離南京作》，對出使吐蕃泰然處之。其中寫道：“方期竭鄙能，忽爾蒙嚴遣。左遷責已輕，西邁程頗遠。得災或無妄，止謗在不辨。”深信時間會證明壹切。“行矣復何言，賜環諒非晚。”期待回到京城，再展宏圖，壹伸抱負，自信這壹天應當不會太晚。
行行復行行，洪武四年（137）初春，王袆已過蘭州，忽得返程詔令。當初來時，有任在身，行路匆匆，不能逗留。如今歸返，自在輕松，於是遊名山，訪古跡，就道從容。
王袆東歸之程，壹路訪古。閏三月二十五日，歸抵歧山。第二天，到離縣城西北15裏的周公廟拜謁。四月四日至興平，又拜謁了漢武帝茂陵及衛青、霍去病墓，“撫盛衰之無常，嘆年運之徂往”，瞻仰既後，感慨良多。過了興平，就到長安。長安自西周開始，數代在此建都，為中國古都之最。王袆逗留長安時，寫下了《長安雜詩》10首，回首歷史，世或興或衰，人或窮或富，對長安及周邊之遺跡壹發慨嘆之情。
千載思悠悠，千裏路漫漫。東歸，東歸，王袆終於又回到了南京，但是壹個新的派遣又已在等著他。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接受明升的投降，消滅了大夏國，平定了四川以及現在屬於貴州省遵義壹帶的地區，接著就謀劃如何解決雲南問題。
雲南地處偏遠，道路險阻，進兵困難。因此，朱元璋打算派使者諭降。當時正好北平俘獲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的壹個使者，押送到南京，名叫蘇成。朱元璋就決定派出使者，由蘇成帶路，前往雲南招撫。
洪武五年（1372）正月初五，朱元璋下詔由時任翰林院待制的王袆持節出使雲南。由於雲南地區的歷史、地理原因，此行兇多吉少。因此，在詔令下達之後，朝廷大臣多為王袆擔憂，而王袆則義無反顧，昂然就道。
王袆自年初從京都南京出發，經過五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於六月到達雲南昆明。
王袆聽後，哈哈大笑，對梁王說：“當初陳友諒占據荊湖，張士誠占據吳會，陳友定占據閩關，明玉珍占據巴蜀。他們或以為有崇山峻嶺，或以為有長江天塹，似乎固若金湯，而且兵強馬壯，糧充草足，戰將如雲，謀士滿庭。為何不能稱雄天下，與天地同久，卻在不到四五年的時間裏，就壹個個都喪命於刀劍之下了。妳們的君主，逃到北方，死於荒漠。而妳們總兵擴廓帖木兒的部屬，或逃竄，或投降，都已崩潰四散。”此時，滿庭寂然，人們屏聲靜聽。王袆繼續說：“往事歷歷，具在可鑒。妳們自己對照衡量壹番，勇狠強悍不能與陳、張相比，地域兵將不能與中原相較，道德仁義不能與天朝相當，生死存亡不能與天命相抗，而想以區區壹隅之地，逆天而行，背時而動，如此謀劃，豈不大誤！”言及到此，座中有聲諾諾，點頭稱是。王袆乘勢破竹，高聲朗朗：“當今之勢，唯有速奉版圖，歸於壹統，才是明智之舉，並是道義之行，也是唯壹之路。不然，皇上派遣壹位將軍，率領百萬天兵，會戰於昆明池，妳們將同鍋中之魚，必定自取滅亡。”梁王與其屬臣，聽了王袆壹番侃侃之言，相互對視，駭然而服，心有所動，萌生降明之意。
但把匝剌瓦爾賽畢竟是忽必烈的嫡系後裔，當年忽必烈自北而南，取大宋江山為壹己天下。如今雖時移境遷，風光不再，可是要將雲南地域，拱手相送，又未免於心不甘。同時又覺王袆所言理據充足，字字鏗鏘，事實誠然如此，難以回避。但事關國體所變，又不肯輕易允諾。或降或守，難以定奪。於是梁王設館安頓王袆，厚禮相待。
王袆深知此事關系重大，只能再三以理相服，耐心等待梁王思想徹底轉變。同時，王袆又盡量對梁王的屬臣做工作，當時司徒達裏麻，參政喻金閭、高撫慰等人都對王袆高尚的人品、淵博的學識深表欽佩，王袆則不失時機地對他們曉之以國家壹統的大義。
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閏七月逃出大都後，死於應昌，其子即位。應昌被明軍攻破後，奔走和林（今蒙古境內），茍延殘喘，但仍以“朝廷”自居，歷史學家稱之為“北元”。“北元”偏處荒漠壹隅，只有遙屬的雲南尚稱相對富庶地區，因此派使者前來征糧餉，同時也不自量力，打算與雲南聯手，抗拒明朝大軍的進攻。
梁王明白，必須對脫脫封鎖明朝使者王袆已在昆明的消息，不然，自己將會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於是，把王袆的居住地從報國寺，移至民間春登楊氏家。常言道，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脫脫過了壹段時間後，還是知道了王袆已在昆明，並得知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存有二心。脫脫對梁王嚴加責備，要他殺害王袆，以斷其降明退路，促使效忠“北元”。梁王在王袆的感召下，已有投明意向，同時又傾慕王袆的儒雅之風，不願加害。脫脫對把匝剌瓦爾密大為惱怒：“妳既身為朝廷大臣，又系世祖忽必烈的嫡系後裔，當今國家危難時刻，不圖救治，而欲投降敵人，日後妳有何顏面去見列祖列宗！”說罷，拂袖而出，欲躍馬而去。把匝剌瓦爾密被脫脫所嚇，只得請出王袆與脫脫相見。
脫脫妄想以死相威脅，逼王袆屈服，投降“北元”。王袆大義凜然，慷慨激昂，放聲大罵：“元亡明興，這是天意所定，人心所向，蒙無已如火把余燼，怎能跟我大明日月爭光。我堂堂天朝國使，奉大明皇帝詔命而來，豈能為妳區區余孽所屈。我唯死而已，有何可懼！”
脫脫惱羞成怒，而又無語相對，只得圖窮匕現。司徒達裏麻等仰慕王袆儒雅雄才之風範，感佩王袆凜然不屈之氣概，從旁勸解：“兩國間互派使者，自古皆然，如若不從，則可以禮送，何況王公的文才品行，當今天下無雙，豈能加害？”但脫脫為除心頭大患，此時已決謀害之意，咬牙切齒：“當今之際，即使孔孟之聖，也當殺不存。”梁王懼怕脫脫，不敢相抗。王袆功敗垂成，慨然而嘆：“我死何惜，然雲南之禍，自此始矣！”洪武六年（137）十二月二十四日，王袆為國家壹統大業血灑雲南，慷慨就義，終年52歲。
得知王袆被害的消息，昆明父老男女都為之悲傷哀痛，暗暗垂淚。司徒達裏麻雖與王袆政不相同，但深為王袆的才學與節操所折服，親作祭奠。隨後命左右把王袆遺體盛之棺木，以厚禮送至地藏寺北漏澤園火化。 由於雲南地處偏遠西南，交通阻隔，音訊不通。因此，王袆被害的消息，朝廷並不知道。
朝廷見王袆出使，久而未歸。在他被害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又派已經投降明朝的原元朝威順王壹個名叫伯伯的兒子，前往雲南，向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勸降。伯伯到昆明以後，非但沒有向梁工勸降，反而又投向了梁王。
朱元璋見雲南方面還是毫無動靜，在王袆被害的第三年，又派湖廣行省參政、宜興人吳雲出使雲南，並釋放梁王派往和林出使而被明朝軍隊所俘的鐵知院等20余人，隨吳雲壹道前往。可是吳雲壹入雲南境內，就被鐵知院等人所害。
梁工把匝剌瓦爾密在殺了王袆，害了吳雲後，跟明朝的關系已經覆水難收，只能死守壹隅，茍且偷安。
明朝壹而再、再而三的諭降，雲南地方拒不相從。在王袆殉國八年後，也就是洪武十四年（138）九月，朱元璋下詔令討伐雲南。雲南梁王軍大敗，把匝剌瓦爾密出昆明城自殺而死。明朝最終平定雲南，統壹國家，實現王袆遺願。
洪武二十五年（1392），王袆之子王紳受知於蜀獻王朱椿，應征四川成都府學訓導。在得到父親被害雲南的消息時，王紳才14歲，就萌發尋找父親遺骸，來歸故鄉的願望。但因路途遙遠，不能成行，壹直未能了卻宿願。此時到了成都，這個願望益發強烈。蜀獻王對王袆大義凜然、慷慨不屈的氣概深為感動，於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壹月特出川資，以助王紳成行。
王紳於當年十二月初壹從成都啟程。經過將近三個月的長途跋涉，終於在次年（1396）二月二十三日到達昆明。此時距王袆被害已經23年。
王紳到雲南後，首先拜會了西平侯沐春和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張紀等地方官員，受到當地文武大臣及紳士士人的大力襄助。在昆明，王紳會晤了年愈七旬的人畫家何仁可，原司徒達裏麻的門客、臨安儒士賈寬以及其他知情人金剛保、蘇奴等，詳盡了解了王袆持節雲南、招撫梁王及被害的經過。二月二十五日，王紳到地藏寺北漏澤園祭奠，壹連兩日，並夜宿地藏寺內，以伴其先父之靈。
至於王袆遺骸，據何仁可、賈寬說，由達裏麻派人葬於地藏寺旁。王紳抵滇距王袆被害相隔23年，其間雲南改朝換代，地已今非昔同，面貌全非，難辨依稀。又據宜良人李鉉所說，王袆墓大略在兀兒躲東門外百步左右，但王紳到那裏壹看，墳墓累累，成百上千而且多遭挖掘，更不知所在。
王紳在昆明，訪先父遺骸不得其所，捶胸頓足，哀嚎大慟。於三月二十二日離開昆明，奉神主而歸故裏義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