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標準的知識分子,讀五經,習六藝,史書記載:允少好大節,有誌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可謂是文武雙全了。這麽優秀的青年才俊,壹旦脫穎而出,自然頗受人賞識,於是“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禦史”。黃巾起義後,王允被任命為豫州刺史,臨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黃巾,“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可謂是戰功卓著了。但這時偏偏又節外生枝,在繳獲的黃巾軍物品中,發現了官宦張讓的賓客與黃巾軍聯系的信件,要知道張讓可是十常侍之壹,權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可真是不多。碰上這種事,出頭的又是這位楞頭青——王允。王允的檢舉揭發根本奈何不了張讓,卻又給自己招來麻煩,懷恨在心的張讓豈肯善罷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羅織了壹個罪名而下了獄,不過看上去他的運氣還不壞,剛好碰上大赦,於是官復刺史原職。可萬萬沒想到的是,放出來沒幾天,他又被抓了進去。當時所有人都為他捏了把汗,連司徒楊賜都派人對他說:發生這些事,都是因為妳得罪了張讓,如今生死難料,得要想個周全的辦法才行。甚至還有些人認為他已經是在劫難逃,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還專門送了毒藥給他,以供他自盡,結果王允的回答卻是: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毒藥求死乎! 史書記載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嘆息。”,不論妳說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罷,但妳不能不承認,王允確實是條漢子。也許正是因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聯名上疏,為他求情,結果也還是死罪得免,活罪難逃,之後又經過多方營救,才在第二年獲釋。經過這壹番折騰,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勢力之大了,於是“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直到靈帝駕崩,才回到京師奔喪。這時大將軍何進正密謀掃除官宦集團的勢力,於是讓王允參與策劃,王允的仕途這才又重見曙光,於是“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後,拜太仆,再遷守尚書令”,到了初平元年(189年),王允“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終於位至三公,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裏,他的仕途可謂壹帆風順。 即使是在董卓專權時期,王允仍然是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董卓對王允還是很不錯的——“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憑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宮廷的書籍資料和其他的用具,面對董卓,王允也是“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在漢室處於風雨飄搖之際,曾經的那個楞頭青終於開了竅,沒再雞蛋碰石頭地蠻幹。 董卓把王允當成了自己的心腹,卻不料王允心裏其實壹直在想方設法除掉董卓。還在董卓遷都長安之後不久,王允就提出讓“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的建議,名義上是征討袁術,而事實上卻是準備反戈壹擊,發兵勤王,只是這個計劃因為董卓的疑惑而沒能實施。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機會終於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呂布的矛盾,成功離間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團,並把董卓推上了斷頭臺。董卓被殺後,人心大快,士兵齊呼萬歲,百姓載歌載舞,壹時間,王允的威望達到頂峰。 可惜的是,經過這場勝利以後,王允或許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但未能正確地判斷當時的局勢,反而又恢復了他不諳世故的楞頭青作風,結果犯下壹系列的錯誤,導致功敗垂成。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得意忘形,樂極生悲吧。 具體說到王允的錯誤,其壹是沒有很好地處理內部關系。王允掌權以後,捕殺了很多曾經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記了自己當年也是在董卓的關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學者蔡邕因為聽到董卓被殺而嘆息了幾句,也被王允下獄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團強烈不滿,“群下不甚附之”。對待在刺董期間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權的呂布,王允也是非常輕視,“以劍客遇之”,也就是說根本不把呂布當壹回事,氣得呂布“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如此壹來,文臣武將都是離心離德,何以服眾? 他犯下的第二個錯誤是不懂得籠絡人心。面對董卓死後留下的大量財富,呂布就提出“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按說這是個正確的建議,對於穩定長安的局勢有積極作用,但王允卻不予采納。 在對待西涼殘余勢力上,毫無戰略眼光、書生氣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個錯誤。原本鏟除了董卓以後,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確地判斷形勢,赦免其四人的話,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或許能得到寶貴的喘息機會。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心裏只想著除惡務盡,逼得這四人起兵造反。在這個問題上,王允顯得還不如他壹向看不起的呂布。 王允剛愎自用,又不講策略,而關東勢力對於長安政權的態度也是各不壹樣,諸侯中許多勢力都心懷鬼胎,王允對內對外都得不到強有力的支持,長安原本趨於安定的局勢又變得復雜起來。終於,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圍攻長安,動蕩再次來臨。 性格決定命運,王允的性格決定了他最後的不幸結局,他拒絕了呂布提出的撤出長安的建議,決心以死報國,結果被殺入長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時年五十六歲,王允的宗族老幼,盡被殺害,只有兩個侄兒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幾乎滅族之災的同時,長安,甚至整個華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會動蕩和政局混亂之中,軍閥混亂的局面愈發不可收拾。“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不能不說王允也是負有壹定的責任的。 王允雖有除亂臣於朝堂,緩危局於壹時之壯舉,卻無挽狂瀾於傾倒,救百姓於水火之偉略,他剛烈的個性曾經讓人無比感慨,又令人無比嘆息,讀聖賢書的他,似乎忘記了《禮記》中的那句“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至理名言。當硝煙散盡,塵埃落定之後,王允的壹生,留給後人的只有無限的感慨和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