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標準的知識分子，讀五經，習六藝，史書記載：允少好大節，有誌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可謂是文武雙全了。這麽優秀的青年才俊，壹旦脫穎而出，自然頗受人賞識，於是“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禦史”。黃巾起義後，王允被任命為豫州刺史，臨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黃巾，“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可謂是戰功卓著了。但這時偏偏又節外生枝，在繳獲的黃巾軍物品中，發現了官宦張讓的賓客與黃巾軍聯系的信件，要知道張讓可是十常侍之壹，權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可真是不多。碰上這種事，出頭的又是這位楞頭青——王允。王允的檢舉揭發根本奈何不了張讓，卻又給自己招來麻煩，懷恨在心的張讓豈肯善罷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羅織了壹個罪名而下了獄，不過看上去他的運氣還不壞，剛好碰上大赦，於是官復刺史原職。可萬萬沒想到的是，放出來沒幾天，他又被抓了進去。當時所有人都為他捏了把汗，連司徒楊賜都派人對他說：發生這些事，都是因為妳得罪了張讓，如今生死難料，得要想個周全的辦法才行。甚至還有些人認為他已經是在劫難逃，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還專門送了毒藥給他，以供他自盡，結果王允的回答卻是：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毒藥求死乎！ 史書記載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嘆息。”，不論妳說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罷，但妳不能不承認，王允確實是條漢子。也許正是因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聯名上疏，為他求情，結果也還是死罪得免，活罪難逃，之後又經過多方營救，才在第二年獲釋。經過這壹番折騰，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勢力之大了，於是“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直到靈帝駕崩，才回到京師奔喪。這時大將軍何進正密謀掃除官宦集團的勢力，於是讓王允參與策劃，王允的仕途這才又重見曙光，於是“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後，拜太仆，再遷守尚書令”，到了初平元年（189年），王允“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終於位至三公，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裏，他的仕途可謂壹帆風順。 即使是在董卓專權時期，王允仍然是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董卓對王允還是很不錯的——“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憑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宮廷的書籍資料和其他的用具，面對董卓，王允也是“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在漢室處於風雨飄搖之際，曾經的那個楞頭青終於開了竅，沒再雞蛋碰石頭地蠻幹。 董卓把王允當成了自己的心腹，卻不料王允心裏其實壹直在想方設法除掉董卓。還在董卓遷都長安之後不久，王允就提出讓“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的建議，名義上是征討袁術，而事實上卻是準備反戈壹擊，發兵勤王，只是這個計劃因為董卓的疑惑而沒能實施。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機會終於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呂布的矛盾，成功離間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團，並把董卓推上了斷頭臺。董卓被殺後，人心大快，士兵齊呼萬歲，百姓載歌載舞，壹時間，王允的威望達到頂峰。 可惜的是，經過這場勝利以後，王允或許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但未能正確地判斷當時的局勢，反而又恢復了他不諳世故的楞頭青作風，結果犯下壹系列的錯誤，導致功敗垂成。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得意忘形，樂極生悲吧。 具體說到王允的錯誤，其壹是沒有很好地處理內部關系。王允掌權以後，捕殺了很多曾經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記了自己當年也是在董卓的關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學者蔡邕因為聽到董卓被殺而嘆息了幾句，也被王允下獄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團強烈不滿，“群下不甚附之”。對待在刺董期間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權的呂布，王允也是非常輕視，“以劍客遇之”，也就是說根本不把呂布當壹回事，氣得呂布“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如此壹來，文臣武將都是離心離德，何以服眾？ 他犯下的第二個錯誤是不懂得籠絡人心。面對董卓死後留下的大量財富，呂布就提出“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按說這是個正確的建議，對於穩定長安的局勢有積極作用，但王允卻不予采納。 在對待西涼殘余勢力上，毫無戰略眼光、書生氣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個錯誤。原本鏟除了董卓以後，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確地判斷形勢，赦免其四人的話，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或許能得到寶貴的喘息機會。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心裏只想著除惡務盡，逼得這四人起兵造反。在這個問題上，王允顯得還不如他壹向看不起的呂布。 王允剛愎自用，又不講策略，而關東勢力對於長安政權的態度也是各不壹樣，諸侯中許多勢力都心懷鬼胎，王允對內對外都得不到強有力的支持，長安原本趨於安定的局勢又變得復雜起來。終於，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圍攻長安，動蕩再次來臨。 性格決定命運，王允的性格決定了他最後的不幸結局，他拒絕了呂布提出的撤出長安的建議，決心以死報國，結果被殺入長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時年五十六歲，王允的宗族老幼，盡被殺害，只有兩個侄兒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幾乎滅族之災的同時，長安，甚至整個華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會動蕩和政局混亂之中，軍閥混亂的局面愈發不可收拾。“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不能不說王允也是負有壹定的責任的。 王允雖有除亂臣於朝堂，緩危局於壹時之壯舉，卻無挽狂瀾於傾倒，救百姓於水火之偉略，他剛烈的個性曾經讓人無比感慨，又令人無比嘆息，讀聖賢書的他，似乎忘記了《禮記》中的那句“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至理名言。當硝煙散盡，塵埃落定之後，王允的壹生，留給後人的只有無限的感慨和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