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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壹位被司馬遷描述為"其誌潔,故其稱物芳

被司馬遷描述為“其誌潔,故其稱物芳”的人是屈原。

原文:

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誌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譯文:

闡明道德的廣闊崇高,國家治亂興亡的道理,無不完全表現出來。他的文筆簡約,詞意精微,他的誌趣高潔,行為廉正。就其文字描寫來看,不過尋常事物,但它的旨趣是極大的(因為關系到國家的治亂),舉的是近事,而表達的意思卻十分深遠。

由於誌趣高潔,所以文章中稱述的事物也是透散著芬芳的,由於行為廉正,所以到死也不為奸邪勢力所容。

出處: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

擴展資料:

司馬遷推崇屈原有兩個方面:推崇他正確的政治主張和偉大的人格;推崇他在語言藝術上的高深造詣。

司馬遷認為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是正確的。屈原是楚國的貴族。當時,秦國兵力最強。但是楚國和齊國從親,是可以抵抗強秦的,因為楚國疆土最大,齊國財力最富,而且楚、齊從親,其他山東之國也會跟楚齊壹道合縱來***同對付秦國。

如果楚王能始終用屈原的外交主張,並且修明內政,那當時的天下還不知鹿死誰手。本傳用了很大的篇幅敘述楚國和齊、秦的關系,從歷史的教訓來證明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的正確。當楚懷王重用屈原任為左徒的時候,齊、楚從親,秦國不敢侵犯。

等到楚懷王聽信了上官大夫的毀謗而疏遠了屈原之後,秦國就令張儀來離間齊楚的關系,破壞兩國的聯盟,以便各個擊破。張儀騙楚王說,楚國如能和齊國絕交,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裏。楚懷王貪圖便宜,便當真和齊國絕交。張儀又說是獻地六裏,不是六百裏。

楚懷王大怒,就興兵伐秦。楚國沒有了齊國的援助,弄得損兵折將,喪權失地。這才又命屈原出使於齊,和齊國恢復邦交。秦國又說把漢中地還給楚國來講和。楚懷王因為恨透了張儀,說不願得地,願得張儀才甘心。張儀居然來到楚國,收買了楚王的寵臣靳尚和寵姬鄭袖,竟又安然返國。

等到屈原從齊國回來,問楚王為什麽不殺張儀,他後悔已經來不及了。這樣,又上了秦國的當。其後,諸侯兵擊楚,楚又大敗。其後,秦又騙楚懷王到秦國去,屈原勸他不要去,可是他聽了他的幼子子蘭的話到秦國去了。

果然壹到秦國,秦國就不放他回去,要挾他割讓土地,終至客死於秦。他的兒子頃襄王忘卻血海深仇,反而向秦屈膝,重用親秦派子蘭等人,放逐屈原。後來楚竟為秦所滅。

這些事實充分表明了楚國親齊,秦國就不敢侵犯;親秦,就吃秦國的大虧。司馬遷對屈原的政治才能是異常推崇的。本傳說屈原的《離騷》是“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他還慨嘆說:“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可見司馬遷認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樣的政治,認為屈原主張舉賢授能。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屈原這種政治傾向是強烈的。

《離騷》裏說:“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復地論述歷代興亡,認為亡是由於殘害忠良,而興是由於舉賢授能。

他主張要替人民打算,要選賢與能,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馬遷說他能夠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是正確的。司馬遷不僅贊成他的賢能政治的主張,並且認為屈原就是賢能兼備的人。他說:“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然而司馬遷對屈原的推崇,最主要的還在於屈原的高尚人格和鬥爭精神。因為楚懷王昏庸貪婪,對外則親齊親秦搖擺不定,對內則寵任奸佞,聽信讒言。屈原雖系貴族,並非近親;雖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並沒得到長久的重用。

《離騷》裏說:“世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悟。”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的楚國政治情況。屈原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挽救楚國的危亡,堅決地起來鬥爭。他憤怒地控訴了貴族當權派的無恥:“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固時俗之工巧兮,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他痛斥他們弄得黑白不分,是非顛倒。《懷沙》裏說:“玄文幽處兮,蒙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兮,雞雉翔舞。”他指斥他們將要把國家弄到瀕於危亡的地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因此,他宣稱他決不妥協:“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導君於堯舜之治,可是懷王竟然不識,反而信讒疏遠:“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怒。”楚國弄到瀕於危亡,懷王是應該負責任的,屈原對他也是不能無怨的。

他說:“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司馬遷對屈原的為堅持理想而鬥爭的精神是歌頌的,對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他敘述屈原作《離騷》的原因是這樣的:“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離騷》“自怨生”。說“疾”,說“怨”,可見司馬遷認為《離騷》之作正體現了屈原的鬥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