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被中國傳統史學界認定為中國上少有的“明星皇帝”。盛世局面的形成除了歸功於他出眾的文才武略，而高超的用人藝術更是關鍵所在。其用人思想歷經重重歲月而光輝不減，直到今天還值得我們學習、研究和借鑒。
才行並舉
唐太宗以才行取人的思想，不同於曹操的“唯才是舉”，其人才標準更為全面，是兼顧才能與德行兩個方面，其中的“行”作為人才標準，則更具有動態性和實踐性。唐太宗在人才評價標準上突出德的首要地位，強調人才道德素質的首要價值。德是才的統帥，決定才發揮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才是德的支撐，影響著德的作用和範圍。無德之才必將對社會造成巨大傷害和損失。
棄怨用人
唐太宗非常贊賞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舉人胸懷。他壹貫主張：“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即使是子弟和仇人，也不得不舉。”宰相是朝廷重臣，任命時皇族是十分慎重的。唐太宗皇帝生涯23年，在先後任用的12個宰相中，有的是前朝的皇族，有的是高祖李淵重用過的人，這些人能為太宗所用，正體現了唐太宗非同凡響的擇人標準和膽識。與朱元璋“吾當以投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的用人思想具有相似之處。魏征曾經是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謀害唐太宗的罪魁禍首，就是這樣的壹個人後來竟成了他的高參和宰相。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征的關系，是中國封建帝王時代最理想的君臣關系。魏征病逝，唐太宗親臨吊唁，放聲痛哭，並說出了壹句千古名言：“夫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史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
施恩禦人
唐太宗常以“亡隋為戒”，任賢納諫。當貞觀盛事已經形成後，回顧自己的用人思想時，他頗有感觸地對大臣們說：朕即位之初，上書者皆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惟有魏征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朕從其語，天下大寧（《舊唐書?魏征傳》）。是“威權獨運”以用人，還是“布德施惠”以用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用人思想，必然造成不同的君臣關系、上下關系，並且最終造成不同的人脈關系和政治局面，這已為所反復證明。唐太宗接受魏征的建議，在用人時除了牢牢掌握權力驅動之外，還大力培植與臣下的親和關系，即同時運轉權力驅動與情誼驅動這兩個動因去駕禦人才。
賞罰分明
賞罰乃統軍禦眾之柄。唐太宗在《貞觀政要?卷三?封建篇》中強調“國家大事，唯賞與罰。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鹹懼……。”他的堂叔李神通，既是開國元勛，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封官定爵時，李神通不甘人後，李世民當即指出，“叔父首倡舉兵反隋有功，救我之命終身難忘。但後來！竇建德吞並山東，妳曾全軍覆沒；劉黑達卷土重來，妳又望風而逃。我不能因為妳是皇親國戚就濫行賞賜。 ” 唐太宗在用人治事時，對各級官吏始終嚴格考察，按照政績來決定升降，不受謅媚，賞罰嚴明。為此，他還設立了專門的考功機構，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功標準，以此作為監察官吏的尺度。
如器用人
唐太宗把用人比作好木匠做家具：“智慧的人取其謀略，愚笨的人取其力量，勇敢的人取其神威，怯懦的人取其謹慎，各種人物要兼而有之。良匠不放棄任何木材，明君不放棄任何人才。不要因為有壹樣短處就忘掉他的長處，也不要因為毛病而掩蓋他的功績。可以取長補短，人盡其用。”正因為唐太宗對大臣總能用其所長而避其所短，所以貞觀時期群英薈萃、人才濟濟。有的學富五車，有的深謀遠慮，有的英勇善戰，有的剛正不阿，有的辦事幹練，有的沈穩慎重，有的熱情洋溢，四方輻輳，八面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