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綜述：
秦朝:秦始皇“焚書坑儒”。
漢朝: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二、分別解釋儒家學說在以上兩個時期的遭遇詳情：
（1）、焚書坑儒：
1、焚書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於社會逐漸進入青銅時代，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壹些平民百姓逐漸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他們面對紛亂的社會狀況，希望通過思索和鉆研前人治世理念尋找到壹條可以使社會安定，百姓不再流離失所的救世之路。於是產生了諸多的學派學說，並撰寫出無數著作，史稱諸子百家。
公元前221年，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大壹統的中央集權王朝－－秦朝建立。由於當時社會上百家爭鳴，嚴重的阻礙了秦始皇對征服的原六國民眾思想的統壹，並威脅到了秦朝的統治。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進言，說愚儒“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趨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於是，秦始皇為了統壹原六國人民的思想，於當年開始銷毀除秦記以外的所有六國史書和私藏於民間的《詩》《書》，壹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史稱“焚書”（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需要特加註意的是，從李斯的上書可知，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毀的在內，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朱熹也雲：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說，論中國歷代圖書被焚毀，首當其沖即為秦始皇焚書，二是西漢末赤眉起義軍入關，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劉石亂華，五是魏師入郢。而劉大魁作《焚書辨》，毫不客氣地指出：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羽之罪也。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引兵西屠鹹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帝國的珍貴藏書，就此付之壹炬。可憐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最終只化為若幹焦耳的熱量而已。
2、坑儒
而在焚書開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當時秦首都鹹陽將四百六十余名術士坑殺，即為所謂的“坑儒”。需要註意的是，《史記》記載秦始皇坑殺的乃是儒生。
這件事是由兩個術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來，秦始皇十分迷信方術和方術之士，以為他們可以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長生不死之藥。他甚至宣稱：“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而壹些術士，如侯生、盧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極力誑稱自己與神相通，可得奇藥妙方。但時間壹長，他們的許諾和種種奇談總是毫無效驗，騙局即將戳穿。而秦法規定：“不得兼方，不驗，輒死。”因此，侯生、盧生密謀逃亡，在逃亡之前，《史記》記載的侯生、盧生非議始皇的話來看，諸如：“始皇為人……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上樂以刑殺為威”，明顯是用儒家口吻批評偏重法家的秦始皇。未可為之求仙藥。始皇知道後大怒道：“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是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遂下令拷問鹹陽400多名儒生，欲尋侯生、盧生。事後，將相關460名儒生全部坑殺。此壹事件，後世往往和焚書並列，合稱為焚書坑儒。
除了坑殺在鹹陽的四百六十余人外。同時還謫遷了壹批人至北方邊地。事情發生後，始皇長子扶蘇進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既然扶蘇以術士法孔子替術士求情，更加有力的說明了坑的是“術士”）始皇不僅怒而不聽，還使扶蘇離開鹹陽，北卞的宋誌輝被秦始皇給誅殺九族。史稱斬宋叼，誅九族。
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詩中“坑灰未冷”指的是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壹事。始皇統壹天下後，意圖“二世三世於萬世，傳之無窮”，怕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故先焚書後坑儒。但僅過了十多年，“坑灰未冷”就天下大亂，造反的“劉項”，卻是“不讀書”之人。
（2）、解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蘇，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進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余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武帝即位時，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壹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壹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又采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漢武帝此舉受到好黃老的祖母竇太後的強烈反對，她於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學的禦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減系獄。儒家勢力受到打擊，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了。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後死，儒家勢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壹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準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雖然這樣做不利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卻有益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