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詞匯層次
中國文化與英語文化的不同首先表現在詞匯上。由於歷史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不同，同壹詞匯在英漢兩種語言裏承載了不同的內涵。我們可以將詞匯分為概念詞匯、文化詞匯，或者將詞匯的內涵分為語義內涵和文化內涵兩個層次。無論怎樣劃分，有壹點我們可以肯定：在兩種語言裏，詞匯除了人們最初賦予的意義以外，還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被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要進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或者用英語正確地表述自己的觀點、意見，必須了解、掌握英漢兩種語言中由於文化的不同而賦予詞匯的特殊意義。中國人擅長形象思維(imagination)，英美人偏好抽象思維(abstract)或邏輯思維(logical)。不同的思維方式影響了我們說話和行文的遣詞造句。中國人重形象思維，而邏輯思維不發達。反映在文學和日常生活中，象征、形象、類比的手法非常豐富。比如世間萬物：山、水、花、草、飛禽、走獸，無壹不是中國文人墨客鐘情的對象。它們不僅有壹般意義上的所指，而且被賦予了感情色彩，被人格化，使之具有了人物的品行、特征；並且被大眾化，因而具有了更為深層次的文化內涵。比如當人們提到“松”、“竹”、“梅”、“蘭”、“荷”的時候，就不僅僅在談論植物，而且會聯想到它們所“具有”的高貴品質。但是，這些托物言誌、借景生情的詞匯被直接譯成英語後，則會失去它們所具有的聯想意義，或者說文化意義，也就沒有了“誌”、沒有了“情”，就成了純粹意義上的植物。因此，在用辭典上對應的英語詞匯來表達用漢語想出來的觀點時，必須考慮壹個結果：信息量可能會打折扣。
其次，中國人喜好使用比喻、或華麗的辭藻，通過濃墨重彩使得文章顯得生動鮮明，文采飛揚。形象的詞匯在其中扮演了壹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對女子貌美的描寫：“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或者讓“鋤者”、“擔者”看得忘了手中的活計。但具體有多美呢？答案在讀者的想象之中。這裏的形象詞匯從總體上把握對象，以經驗為參照，給讀者以充分的想象空間，讓人體驗出邏輯思維所不能揭示的意境。但是，對於英美人而言，由於情感基礎的不同和閱讀習慣的差異，華麗的辭藻不壹定能達到同樣的效果。甚至有時只可能減少信息傳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認為是空話、誇張或者宣傳。某投資特區有這樣壹個廣告：“…的美讓妳流連忘返”，下面有壹句對應的英語：The beauty of ... will make you forget back.
這樣壹句英語讓不少英語國家的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有時我們的晚會節目主持人會充滿激情地抒發壹通、感慨壹番。如果將這時的漢語用英語表達出來以後，味道也會大變，信息就會給扭曲。
另外，中國古人重形象，實際上強調了思維中的表象作用，漢語通過比喻、類比、借喻等修辭手段來規範壹些詞的意義，但未較好地發展到概念。如老子的《道德經》中的“道”是什麽？《論語》中有105處講到儒家思想的壹個主要概念“仁”，但“仁”到底是什麽？孔子沒有明確指出。這些都使得後來的學者們不得不辛勤勞動以說清其真正的含義。但結果仍是眾說紛紜，莫衷壹是。相比，英語裏的概念則有比較嚴格的邏輯定義。學者們對新的概念總是給以準確、嚴格的限定。漢語中還有不少的詞匯，如難得糊塗、臥薪嘗膽、世外桃源、比翼鳥、秋波、汗青等，反映了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 壹般說來，漢語詞匯所含的文化因素要多於英語詞匯。所以，用英語來表達漢語詞匯的意義，文章可能不再生動活潑、奧妙無窮，而顯得平淡無奇；文章的信息可能增加或減少，甚至可能引起誤解。在用英語進行表達時，要特別註意詞匯的選擇，要做到直接、準確。
二、句法層次
語法是人類思維長期抽象化的結果，“語法規則反映著人類思維的邏輯規律”。在四大文化體系中，唯獨漢語語法出現較晚。對漢語語法進行系統的研究，是中國學者在學習了西語語法之後受到啟發而發展起來的。馬建忠寫《馬氏文通》（1898年）距今剛好壹百年。黎錦熙先生的《國語文法》寫於本世紀二十年代。在這以後影響最大的就要算四十年代王力先生的《現代漢語語法》和呂淑湘的《中國文法要略》。解放後，漢語語法的研究又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真正走出對西方語法框架硬套的路子，還是最近幾十年的事。即使這樣，也還不能說漢語語法的規律已經全部挖掘出來。而英語語法是建立在嚴密的邏輯體系之上的。所以，英語國家人們的思維方式體現了這些邏輯原則。
英漢語言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句法修辭的差異。漢英語法之間的差異可分為兩大類：壹是詞序的差異。兩種語言之間所表達的意思相同，而句子的組成部分有先後之別。如，名詞與修飾語的關系。在漢語中，被修飾的名詞必須在修飾語之後。英語較簡單的修飾語壹般位於名詞之前，較復雜的修飾語（包括所有的定語從句）均在名詞之後，並以關系代詞連接。否定詞的位置也表現出不同：漢語中否定詞位於動詞之前，英語中它位於助動詞之後，或偶爾在動詞之後，如think壹詞在句中的用法。此外，還有介詞、表示方位結構和時間的詞語也都有較大的區別。
不過，壹般情況下，學生對這種差別掌握較好，用起來也是庖丁解牛，遊刃有余。反應在學生的作文中，問題多出現於第二種情況：結構的差異。中國人擅長意象思維，反映在漢語中，句法習慣於意合，根據意義邏輯來排列詞序，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完整壹致，沒有嚴格的語法變化形態。所以，有時可以省略主語（下雨了！）、有時可以省略謂語（杭州山清水秀）、有時動詞可以連用，語態主要從上下文意義來判斷。而西方人長於形式邏輯思維，在句法中註重形合，句子的主謂語之間、動詞的時態和語態、名詞的單復數形式、形容詞的比較級和最高級、從句間關系連接形式都必須明確，前後講求相互呼應、壹致、搭配。這壹語法現象的差別經常在學生的作文中表現出來。有不少學生的句子中同時出現有幾個謂語動詞；漢語中經常出現的主語、謂語省略的情況常給讀者以更多的審美自由度。但在英語裏這種現象就不是“自由審美度”，而是錯誤。另外，有些語法範疇英語有而漢語沒有。如漢語通過詞匯手段“昨天”、“明天”、“剛才”、“過壹會兒”來說明事情發生在過去或將來。但是，英語句子還必須通過動詞的變化來實現。再者，當句子比較長時，英語壹般是首先點題，次要意思再壹壹展開陳述，即重點在前面；而漢語是先講旁枝末節，最後才點題，重點在後面。其次，英語中還有不少特殊的句型結構和表達方式，對它們的熟悉程度直接影響到學生能否寫出地地道道的英語和豐富的句型。兩種語言之間同樣的意思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表達這類語法差異較前者更深壹層。我們的學生對語法掌握嫻熟，但同時又在閱讀量上明顯存在的不足，這使他們對壹板壹眼的句法結構產生了依賴心理和對句型的多樣化缺乏信心。寫出來的句子多顯得機械呆板，象批量生產出來的。
三、段落結構
對作者而言，事實、道理、觀點、意見等早已是胸中的成竹。關鍵是尋求哪種方式來闡述問題，即確定什麽樣的修辭結構。思維方式是影響人們修辭技巧的原因之壹。西方修辭學的基本原理來自亞裏士多德的邏輯。他說，“邏輯作為修辭學的基礎，是壹種文化的產物，並不是人類普遍的，那麽修辭學也不是人類普遍的，在不同的文化中修辭是多種多樣的，甚至在壹種文化中由於時代的不同而不同。”美國語言學學者Robert Kaplan對在美國的使用不同母語的留學生用英語寫的段落進行了系列分析，指出在不同文化之間在修辭方面的差別，從中可以看出其思維上的差異。他在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們用英語撰寫的論文時發現，這些文章的結構和布局有著明顯的不同。盡管從這些學生的文章中單獨抽出句子，都似乎是“優秀的句子”。然而，這些只掌握了英語句法的外國學生們常會寫出很糟糕的段落，或很糟糕的文章，原因在於他們還沒有完全掌握英美人的思維邏輯。英美人的思維模式特征是呈線性順序進行演繹推理。所以，英語文章的修辭模式壹般也按照直線順序對主題進行展開，並為後面段落中意思層層遞進作好準備。每壹段闡述壹個相對獨立的問題。由於英語文章層層遞進、層次分明等特點，在每壹段段首或段末用主題句點題是人們常期待的壹種規範的交流方式。段落發展或按時空順序，也可以由次要到重要或由重要到次要，由壹般到具體或由具體到壹般。段落中句子之間也通過信號詞相互連貫，邏輯性強。
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們期待壹種直線式展開的思維過程，而漢語文體是園周式的，通常圍繞壹個中心來展開，對同壹主題進行往返式的闡述、說明。中國人偏重於直觀、直覺、意象思維。文章修辭往往以比喻、聯想、類比、象征、誇張為主，並對同壹主題進行多次重復歸納，創造壹種意境和語境，讓讀者去聯想細節與主題的關系。情感型的中國人寫出來的漢語文章往往還有壹個特色，那就是以情動人，可能產生的壹個結果就是缺乏壹定的邏輯性，或對邏輯的忽視。所以，由於受到思維模式和修辭模式的影響，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在寫英語文章時，往往不能按照英語的修辭模式安排段落、篇章結構。因此，必須讓學生作心理上的準備和思維上的調整。
在寫作過程中，經常還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學生的文章在句子層次上講可能沒有多大的問題，但給人的印象只是壹堆句子。在這裏，學生對語言知識的掌握可以說是足夠的。那麽問題在什麽地方？重點不突出、欠粘著性！所以，在對段落作恰當安排的同時，必須考慮另壹個問題：句子之間的粘連與銜接。建立句與句之間的聯系、有效地組織段落可以通過關聯詞（references）的運用。它主要包括代詞、名詞詞組或同義詞的重復等詞匯手段。這些詞匯本身並沒有確定的意義，它可以指前面的壹個詞組、壹個句子、或由幾個句子構成的壹個觀點，也可以指前面整個壹段文字。但上下文賦予它的特殊、具體的意義使句子連貫流暢。另壹種方式則是通過信號詞(signal words)或過渡詞(transitional words)的使用。這些詞可以更明確地表明作者的觀點，可以幫助作者壹步壹步把問題推向深入，也就使句子與句子更能骨肉壹體。所以，對這些詞的敏感程度直接影響到能否更準確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思路、走出單句堆砌的局限、讓文章似行雲、如流水，而不至於給人幾多崎嶇、幾多坎坷的感覺。所以，對信號詞和關聯詞的敏感和準確使用在英語作文中是必不可少的。
四、篇章結構
思維方式影響人們說話寫文章的謀篇布局，影響人們說服人的方法、講話和寫文章的結構形式。van Dijk提出的“文體語法”(text grammar)和後來Rumelhart提出的“故事語法”(story grammar)這兩個概念都表明，寫文章、講故事要求象句子壹樣，得遵循壹定的“語法”規矩：文法或章法。這種規矩在英漢兩種語言中存在很大的差別。中國人有整體思維的偏向，習慣於寫得有頭有尾，來龍去脈交待得清清楚楚，轉承起合不可顛倒，註重結構的完整性。Kaplan認為，中國人的寫作和思維方式是曲線型的(indirection)。作者圍繞主題繞圈子，從不切主題的觀點來說明主題，而不是直截了當地談及主題。有人把中國人這種“曲徑通幽”的寫作方式比作蘇州的林園。也有人說漢語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象中國古典水墨寫意畫，突出意境。而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其思維方式是直線型的(linear)。這已被邏輯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等領域的絕大多數學者們所認同。因此，有人把這種行文方式比作西方幾何直線式的花園；也有人說英語文章就象西洋畫，強調嚴謹、線條清晰、層次分明。
在漢語作文的說理過程中，我們常用具體的事物來表達抽象、深奧的道理，使其顯得生動、直觀，讓人從中“領悟”出作者所要表達的意蘊。其文生動活潑，通俗易懂。如“感慨生情法”、“畫龍點睛法”、“先喻後正法”、“托物寓意法”等都是典型的漢語文章的寫法。但是，這種文體也顯現出壹個較大的毛病：有壹定的模糊性。因此不同的人讀起來就會產生不同的理解。這便出現了人們經常對諸如“道”、“仁”這樣的詞的爭論。英語作文則必須遵循壹條規則：冷靜的邏輯思維，即用樸實的語言、冷靜的邏輯論證來闡明觀點、解決問題。這種文章結構層次分明，邏輯清楚。漢語文章的另壹特點是旁征博引，以先賢、權威的話或經典名言來作證據。英語文化裏，人們則更多註重個性和創造性，往往對先賢、權威的話或經典名言顯示出壹種淡漠，而多用自己的話、借助於邏輯來闡明問題。因此，關世傑作了壹個比方：“在西方，議論文的作者似乎是壹個追尋真理的戰士；在東方，議論文的作者則是真理的宣傳員。”
最近幾年在美國出現了壹套新的有關學習第二語言的學說：“過渡語”。這個概念的意思是，人們在學習第二語言過程中，會出現壹種本族語和外語的混合。這種混合會在語言學習者的努力過程中逐漸減少本族語的成分，增加外語的成分，進而慢慢過渡到對外語的熟練掌握。這種過渡語的形成顯然與本族語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教學過程中盡快地讓學生走出這個“過渡語”期，從詞匯、句法、段落、篇章結構等方面認識到兩種語言的差異，寫出地道的英語作文。
思維方式的差異屬於文化深層次差異，與語言組織表達方式密切相關。東西方人因思維方式和習慣不同而在表達方式上存在較大差別。在跨語言交際過程中，信息接受者必然要在兩種因不同文化帶來的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中來回轉換。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必然影響英語的表達。因此，在英語寫作教學中，讓學生掌握漢英兩種語言在各方面的差異是非常關鍵的；同時，必須讓學生寫作時在思維方式和心理上作相應的調整。在跨文化交際中，要使信息接收者對接收的信息感到滿意，不僅關系到信息發出者所使用的內容與材料，而且關系到用對方易於接受的思維方式，以真正達到交際的目的。這也是我們寫作課的壹個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