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在塵世，也可說生活在“景”中，四時變化，雨雪風雲，草木榮枯，魚蟲出沒，無不直接或間接影響人們的生活和情感。秋風肅殺，萬物雕零，樹葉紛落，常常使人產生悲傷的情緒；春風和煦，百花盛開，翠柳依依，又常使人心曠神怡，付諸筆端，豈不就是動人的情語？故曰“壹切景語皆情語也。”
景是存在於人的意誌之外的客體，而置身景中的人是有情的，所謂“觸景生情”，只是外界之景作用於人的感官，觸發了人的聯想，於是七情六欲就“生”出感來了。因此，人不同，景不同，時世不同，情也就不會相同。即使面對同壹景，由於時世不同，際遇不同，生出的情也大不相同。同樣是詠春，身任治世太守的白居易欣賞的是西湖早春，“鶯爭暖樹”，“燕啄新泥”，“亂花漸欲迷人眼”，壹派生機，詩人“行不足”’，欣悅無比。而身逢亂世的詩人杜甫看到的卻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壹片淒涼，以至見花流淚，聞鳥心驚。他憂國憂民，苦念家人，痛人肝腸。淪為階下囚的南唐後主李煜更是怕見春色，“觸目愁腸斷”，每日“以淚洗面”，吟出的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壹江春水向東流”的千古悲歌……這真是景物無意而人多情，觸景生情，景因人異，千古亦然。因此，花好月圓只使闔家團聚的人更生快慰，而使家破人亡流落在外的人更生淒惶；惡風苦雨令跋涉在外的遊子痛苦淒涼，而對躊躇滿誌的進取者來說，未必不能激發鬥誌。有錢且有閑的才子佳人敏感風花雪月，而“焦慮不堪的窮人甚至對最美好的景色也沒有感覺”（馬克思）。
歸根到底，壹切文章詩詞都是言誌抒情的，然而文人雅士皆不屑於直言其誌和情，而他們的心聲我們又分明聽得真切，即使“懷抱琵琶半遮面”我們也能略見他們的倩影。他們將自己的的情縷織入了景的彩繡，情語成了景語，景語也就是情語了。因此，屈原描述漵浦的“深林”、“霰雪”、“猿狖”，以陰暗險惡的景物象征了自己的的際遇，表達了無盡的悲憤；李白彩繪天姥山的仙境，以雲君降臨、虎鸞歡迎寄托了對美好社會的憧憬；魯迅先生沈吟“風雨如磐暗故園”，抒發的是拯救中華的求索；而偉大領袖毛澤東歌頌的“北國風光”、“江山如畫”，激揚的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革命豪情！在詩人的眼中，壹切外物都是有情有意的活物，與自己休戚相關，物我同壹。他們能與景物交談，也能以景抒情達意，傳給讀者，把人們引入景的世界、情的天地。
詩詞寫景如斯，散文小說寫景也大致如斯。唐宋八大家的很多寫景名篇千古流傳，近代、現代很多優秀作家的寫景篇章也不遜古人，我們已讀得不少。“壹切景語皆情語”，千古亦然，中外亦然，讓我們謹記這條名言，評價他人，也開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