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代三位大師
話說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原本是古代印度迦毗羅衛國凈飯王的太子，名喬達摩·悉達多，大約出生於公元前560年，約早於孔子出生9年，約早於蘇格拉底出生7、8年。喬達摩·悉達多自幼受過良好的教育，精通哲學、天文學、數學、醫藥學等，他還精通武術，是文武全才。喬達摩·悉達多原本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但他在目睹了人世生老病死的痛苦後，開始思考人生究竟，探索解脫之道。
釋迦摩尼降世
最終，他毅然拋棄富貴榮華、嬌妻幼子，悄然逃離王宮。在歷經各種磨難，經過艱苦的沈思後，終於徹悟了人生真諦。大約在釋迦摩尼35歲時，他開始了長達40多年的教育生涯，傳授他所悟出的人生哲理。
喬達摩·悉達多的第壹批弟子只有5個人，後來發展到“千二百五十人俱”，而臨時前來聽講的有“萬二千人俱”，可見影響之大。他自己也被後人尊為聖人，梵文為“牟尼”。由於喬達摩·悉達多屬釋迦族，所以又稱他為“釋迦牟尼”。
喬達摩·悉達多
喬達摩·悉達多認為“壹切眾生，皆有佛性”，在他的門生中，各種種姓出身的人都有，實行的是名副其實的“有教無類”。雖然，這方面與孔子壹致，但他的學說卻與孔子大異其趣。釋迦牟尼從出世的立場出發，希圖以個人心中的除惡揚善來求得解脫苦難之道。這其實是對苦難的消極逃避，是教人閉上眼睛不看社會，靜心參悟——眼不見則心不煩，滅了自己的欲望，便無煩無惱了。
話說孔子
與佛學的教義不同，孔子是壹位卓然的理想主義者，他主張積極地入世，主張學以致用。他不但教人睜開眼睛看社會，還說看懂了社會，學了知識，要服務社會，改造社會。為此他親率弟子周遊列國，四處遊說，“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治國方略，結果卻屢屢碰壁。
孔子（影視形象）
在春秋那樣壹個禮崩樂壞、恃強淩弱、群雄爭霸的時代，孔子企圖以逝去的“周禮”治國安邦，重整天下，則顯得多麽的不合時宜。他的理想，從某種角度而言，其實是拉人向後看。孔子畢生從事教育，被尊為“萬世師表”，他的許多至理名言至今仍是我們的座右銘。
但是我們不能不遺憾地看到，在孔子的學說中，我們很難領略到好奇、耽思、求索、創造的樂趣和激昂狂奮的個性張揚。而是壹切知識仿佛都已經是現成的，只待我們去記取；壹切的社會秩序都已經是既定的，只待我們去尊奉。反映在他的學術和教育上，就形成了師古、泥古，重因襲守成，重文化傳承。
孔子講學
孔子說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強調“默而識之”，主張將人的思想限定在既成的典章制度、道統學說中。到了後來，孔子被奉為聖人，儒家經典被定為至尊，特別是科舉取士把它作為唯壹的思想學說後，中國的讀書人就很少再有自由的思想、自己的觀點，更遑論創新精神了。讀書終於演化成為壹塊求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考什麽就讀什麽，經書上說什麽就是什麽，讀書人的任務只是解經、註經，“讀書為求知、為開啟智慧”這壹根本倒在其次了。在聊城的古運河邊上有座山陜會館，是當年山西和陜西的客商歇腳和聚會的地方。讀書讀到這般地步，恐怕是連孔夫子也始料未及的。
話說蘇格拉底
反觀古代希臘偉大的教育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青年時代正值雅典的鼎盛時期，而他卻在壹片歌舞升平的背後看到了潛在的危機。於是，他決心以教育喚醒沈睡的人們。他雖過著壹貧如洗的生活，卻幾十年如壹日無償地從事教育，別人不來，他就送教上門，其熱情與執著，亙古未有。
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與孔子生活的時代和社會有著根本的不同，他生長在素有民主傳統的雅典城邦，在他之前沒有既成的道統可遵循，也沒有已有的社會可效仿，他因而具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必師古泥古。
對於知識，蘇格拉底奉行的不是“默而識之”、“述而不作”，而是審視、批判，他認為教師的職責就是啟發他人辨識虛假的知識，追求真理。比較而言，孔子的態度是承襲的、宣教的，蘇格拉底的態度是批判的、探索的。這也構成了中西兩大教育傳統的不同。西方在蘇格拉底之前，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是自然科學家，蘇格拉底本人也精通幾何、數學和天文學，在他的思想裏，同樣燭照著科學精神的炬火，這就是不惟上，不惟古人，不惟傳統，只實事求是，聽從於真理。
蘇格拉底講學
如今，我們將要面臨的是壹個發展更加迅速，更加依賴於創新的時代。培養創新意識，造就創新人才，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站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重新審視古代三位偉大的先賢，比較孰優孰劣實無必要，但是可以借以思考更適合我國國情、更適合世界發展潮流的思想和方法。此外，要使我們的生活興旺發達，不僅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還需要激發熱情，倡導犧牲精神。在這些方面，釋迦牟尼執著的追求精神，孔子積極的入世態度，蘇格拉底熱愛真理的科學精神和三位偉大先賢“誨人不倦”的高尚品格，無不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