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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頓來華時盛贊徐繼畬,他到底是個什麽人呢?

徐繼畬,字健男,號松龕,山西五臺縣東冶鎮人。生於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卒於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官至福建巡撫。這是壹個和眾多晉商壹樣具有長遠眼光的人。他的與眾不同在於,在鴉片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驚魂未定中,他開始冷靜地思考並著手編寫《瀛環誌略》。這是壹本介紹世界地理的科普類書籍,系統地介紹西方各國的風土人情,從此開啟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窗戶。

其實,徐繼畬的文化自覺和當時許多的知識分子壹樣,來源於鴉片戰爭後國門訇然洞開後給國人帶來的歷史屈辱。1837年,已過不惑的徐繼畬來到福建任職,面對這個有著漫長海岸線的省份,面對著浩瀚海洋外不為人知的新鮮事物,徐繼畬也如大清所有的官員壹樣,沈浸在天朝大國的自豪中,沒有壹點危機感。

然而,僅僅三年後,大清國竟然被從海上遠道而來的英國艦隊打敗。囂張的英國軍隊沿著中國的海岸線壹路順利地逼近天津港,而沿線的中國軍隊竟然毫無防備,戰爭以滿清政府的慘敗而告終,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這種民族屈辱,徹底摧毀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

令這幫官員和知識分子震撼的是: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中華大地,居然被來自數萬裏之外的洋人塗炭;曾經縱橫中原、所向無敵的女真鐵騎,竟然在洋槍火炮面前連連敗績;紫禁城的大殿中,滿朝文武都被這從天而降的災禍所震懾,居然對趾高氣揚的洋人的要求無可辯駁,甚至被裹攜著割地賠款……

這壹切的挫敗,是亙古以來中華民族從未經歷的。那麽,這些被華族稱為蠻夷的洋人,到底是怎樣練就了跨洋過海、堅船利炮的本領,又為什麽因為壹個通商問題和大清兵戎相見?

鴉片戰爭後,大清被迫實行五口通商,西方的商人和傳教士紛紛登上中國口岸。這壹年,徐繼畬任福建布政使,兼辦廈門、福州兩個開放口岸的通商事宜。

道光皇帝交待徐繼畬壹方面要學會與洋人做生意,另壹方面也要了解西方,把他們的各種情況搞清楚。徐繼畬在反思戰爭帶來的後果時,意識到對西方世界的無知,是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

要想驅逐敵人,必須全面認識西方國家,重新認識變化了的世界。

背負著歷史使命的徐繼畬,暫時把民族的屈辱放下,把心中的憤懣置於壹邊,與傳教士們展開了漫長的訪談式的對話和交流,不斷地收集各國資料。

這項工作,他足足做了5年。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瀛環誌略》成稿,全書***分10卷,圖44幅,介紹了各洲的疆域、種族、人口、生活、風俗等。書中對西方制度與人物的溢美之辭不惜筆墨,尤其稱頌美國的第壹任總統華盛頓。

這裏不妨抄錄如下:“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裏,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裏,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壹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在那樣的時代裏,仍沈迷於中國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國”迷夢中的朝野士夫,根本無法接受徐把中國定位於世界壹隅的觀念;當朝野內外對洋人同仇敵忔時,徐竟然不惜筆墨贊美美國的領袖。

這對那個時代,從未出過國的人來說,思想之超前、眼光之高遠,簡直是不可思議、驚世駭俗!

在對鴉片戰爭失敗的反思上,道光皇帝茶飯不思,反省的結論是“總因朕無知人之明,自愧之恨”。朝野上下的公論無非是“奸臣誤國”,“忠良蒙難”,都把矛頭指向在戰爭中接替林則徐的琦善,根本無人想到是自身制度的落後。

總而言之,皇帝無過,罪在萬方,尤其是用人不當,沒有人思及制度之優劣。

徐繼畬與魏源等人的認識不同在於,他放眼世界,全面對比,對封建專制和皇權獨大的弊端進行審視。更讓人為徐繼畬擔心的,以當時清廷專制之登峰造極,制度理念之僵化老舊,身為朝廷命官的他竟然敢於宣傳和贊美外國制度。

他的這種作為,分明是在向世人宣布,在大清國的天朝之外,在專制獨裁的體制之外,還有更先進的制度。

在他的潛意識裏,美國的民主***和制雖屬原創,卻與中國“三代”政治中的“禪讓”、“天下為公”等古道不謀而合,西方民主制度之內涵大有“符合孔子遺意”。

華盛頓那種不為自己私心所惑,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士子難以逾越的道德屏障。這種現實版的集政治、精神與道德於壹體的領袖,是中國知識分子在上古時代三皇五帝的傳說中才得以壹見的楷模,而現在遠在西方的華盛頓的表現,足以令大清那些浸潤孔孟之道、滿嘴道德文章,臺前臺後兩副面孔的“假道學”們汗顏臉紅。

這種擔心不久就成為現實。

徐繼畬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熱情贊譽以及他提倡的緩和外交策略,遭到在朝官員的不滿甚至憤懣,彈劾他“大張夷情”的奏折接二連三地送到了鹹豐帝面前。

徐繼畬被迫去職返鄉。

之後,雖然隨著中美關系的發展以及清朝洋務運動的進程,徐繼畬處境有所好轉,並且出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也即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第壹所高等學校首任校長,但終不得誌。

沒有想到的是,居然在1873年,同治帝恩準其重赴“鹿鳴宴”,並加賞頭品頂戴。之不久,徐繼畬即病逝。

這個待遇對他來說,到底是對個人政績的肯定還是對制度的反思呢?這對他已經不重要了。而之後洋務運動的興起和知識分子關於“中學”與“西學”的爭辯,已經不可阻擋地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