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繼畬，字健男，號松龕，山西五臺縣東冶鎮人。生於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卒於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官至福建巡撫。這是壹個和眾多晉商壹樣具有長遠眼光的人。他的與眾不同在於，在鴉片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驚魂未定中，他開始冷靜地思考並著手編寫《瀛環誌略》。這是壹本介紹世界地理的科普類書籍，系統地介紹西方各國的風土人情，從此開啟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窗戶。
其實，徐繼畬的文化自覺和當時許多的知識分子壹樣，來源於鴉片戰爭後國門訇然洞開後給國人帶來的歷史屈辱。1837年，已過不惑的徐繼畬來到福建任職，面對這個有著漫長海岸線的省份，面對著浩瀚海洋外不為人知的新鮮事物，徐繼畬也如大清所有的官員壹樣，沈浸在天朝大國的自豪中，沒有壹點危機感。
然而，僅僅三年後，大清國竟然被從海上遠道而來的英國艦隊打敗。囂張的英國軍隊沿著中國的海岸線壹路順利地逼近天津港，而沿線的中國軍隊竟然毫無防備，戰爭以滿清政府的慘敗而告終，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這種民族屈辱，徹底摧毀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
令這幫官員和知識分子震撼的是：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中華大地，居然被來自數萬裏之外的洋人塗炭；曾經縱橫中原、所向無敵的女真鐵騎，竟然在洋槍火炮面前連連敗績；紫禁城的大殿中，滿朝文武都被這從天而降的災禍所震懾，居然對趾高氣揚的洋人的要求無可辯駁，甚至被裹攜著割地賠款……
這壹切的挫敗，是亙古以來中華民族從未經歷的。那麽，這些被華族稱為蠻夷的洋人，到底是怎樣練就了跨洋過海、堅船利炮的本領，又為什麽因為壹個通商問題和大清兵戎相見？
鴉片戰爭後，大清被迫實行五口通商，西方的商人和傳教士紛紛登上中國口岸。這壹年，徐繼畬任福建布政使，兼辦廈門、福州兩個開放口岸的通商事宜。
道光皇帝交待徐繼畬壹方面要學會與洋人做生意，另壹方面也要了解西方，把他們的各種情況搞清楚。徐繼畬在反思戰爭帶來的後果時，意識到對西方世界的無知，是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
要想驅逐敵人，必須全面認識西方國家，重新認識變化了的世界。
背負著歷史使命的徐繼畬，暫時把民族的屈辱放下，把心中的憤懣置於壹邊，與傳教士們展開了漫長的訪談式的對話和交流，不斷地收集各國資料。
這項工作，他足足做了5年。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瀛環誌略》成稿，全書***分10卷，圖44幅，介紹了各洲的疆域、種族、人口、生活、風俗等。書中對西方制度與人物的溢美之辭不惜筆墨，尤其稱頌美國的第壹任總統華盛頓。
這裏不妨抄錄如下：“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裏，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裏，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壹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在那樣的時代裏，仍沈迷於中國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國”迷夢中的朝野士夫，根本無法接受徐把中國定位於世界壹隅的觀念；當朝野內外對洋人同仇敵忔時，徐竟然不惜筆墨贊美美國的領袖。
這對那個時代，從未出過國的人來說，思想之超前、眼光之高遠，簡直是不可思議、驚世駭俗！
在對鴉片戰爭失敗的反思上，道光皇帝茶飯不思，反省的結論是“總因朕無知人之明，自愧之恨”。朝野上下的公論無非是“奸臣誤國”，“忠良蒙難”，都把矛頭指向在戰爭中接替林則徐的琦善，根本無人想到是自身制度的落後。
總而言之，皇帝無過，罪在萬方，尤其是用人不當，沒有人思及制度之優劣。
徐繼畬與魏源等人的認識不同在於，他放眼世界，全面對比，對封建專制和皇權獨大的弊端進行審視。更讓人為徐繼畬擔心的，以當時清廷專制之登峰造極，制度理念之僵化老舊，身為朝廷命官的他竟然敢於宣傳和贊美外國制度。
他的這種作為，分明是在向世人宣布，在大清國的天朝之外，在專制獨裁的體制之外，還有更先進的制度。
在他的潛意識裏，美國的民主***和制雖屬原創，卻與中國“三代”政治中的“禪讓”、“天下為公”等古道不謀而合，西方民主制度之內涵大有“符合孔子遺意”。
華盛頓那種不為自己私心所惑，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士子難以逾越的道德屏障。這種現實版的集政治、精神與道德於壹體的領袖，是中國知識分子在上古時代三皇五帝的傳說中才得以壹見的楷模，而現在遠在西方的華盛頓的表現，足以令大清那些浸潤孔孟之道、滿嘴道德文章，臺前臺後兩副面孔的“假道學”們汗顏臉紅。
這種擔心不久就成為現實。
徐繼畬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熱情贊譽以及他提倡的緩和外交策略，遭到在朝官員的不滿甚至憤懣，彈劾他“大張夷情”的奏折接二連三地送到了鹹豐帝面前。
徐繼畬被迫去職返鄉。
之後，雖然隨著中美關系的發展以及清朝洋務運動的進程，徐繼畬處境有所好轉，並且出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也即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第壹所高等學校首任校長，但終不得誌。
沒有想到的是，居然在1873年，同治帝恩準其重赴“鹿鳴宴”，並加賞頭品頂戴。之不久，徐繼畬即病逝。
這個待遇對他來說，到底是對個人政績的肯定還是對制度的反思呢？這對他已經不重要了。而之後洋務運動的興起和知識分子關於“中學”與“西學”的爭辯，已經不可阻擋地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