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那時好糊塗
愛好中國古典文學的人，誰不曾沐浴著李白與杜甫這二個閃耀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巨子的萬丈光焰？。但真正對他二人的認知與，卻會隨著年齡與閱歷的增長而有所改變。這其中，又有郭沫若的壹本發表於文革鼎盛時期的《李白與杜甫》壹書的攪惑，使我們對李杜二人產生了很大的誤解。
建國前三十年，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吾泱泱大國幾乎所有文人知識分子都被極左的意識形態劃分定性為“資產階級臭老九”被打翻在地並踏上壹只腳。只有郭沫若和矛盾二人卻儼然以“紅頂文人”的身份成為統治集團炙手可熱的人物。在那個荒蠻的年代，只剩下“八個樣板戲”壹個“高大全”叫囂於中國大地。在人們只能對毛主席語錄頂禮膜拜的萬馬齊喑的局面下，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和章士創的《柳文指要》卻能同在1971年囂囂刊世。可見郭氏的顯赫與至尊。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在青少年時期可以隨便公開讀到其書的作家，除了魯迅、浩然，便是郭沫若。
平心而論，《李白與杜甫》的確算得上壹本頗有文學色彩的讓人讀得津津有味的論著，其睿智的辯說和詳實的考據，對壹個文學愛好者確實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我們求知欲旺盛的年齡，雖然隨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斷深入幾乎已將古今中外所有文學藝術給統統否定並推翻封禁，所幸我母親卻能從單位已封存的圖書室裏不斷拿出各種五花八門的書回家，壹天，她又將壹本暗紅色封面的冊子悄悄塞給我——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幾個字赫然出現在我眼前。我那時正讀高中壹年級，早已聞說郭老的大名，並且對他的書法崇拜得五體投地。《李白與杜甫》立即讓我陷入如癡如迷之中。對古典文學愛得發瘋的我，比讀毛澤東選集還如饑似渴地讀著這本《李白與杜甫》，從此對我所景仰的兩個大詩人有了更生動更明晰的了解。這本書中郭老巔覆性地對李白的褒揚和對杜甫的貶抑，加上自己對所崇拜的人的盲目信任，也不知不覺把這壹觀點深深烙在心中。
李白的豪俠仗義與浪漫不羈的天性本來就對年少氣盛的人具有強大的吸附力，加上郭老對李白的反抗統治階層、蔑視權貴、視功名如糞土等特色的刻畫提煉，更讓我陷入對李白的迷狂當中。李白壹句“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影響我終生，因為那時我住家大院的後門壹開，便是漢江水自東向南壹瀉千裏向長江奔去，壹絲西北流的意識也沒有。同時，對杜甫這個隱約之中深得人們好評的“人民詩人”也產生了討厭的印象。那時競也學著郭沫若的腔調在與同學詠吟唐詩宋詞的時候對李白大加贊揚卻對杜甫投之以不屑。只記得郭沫若說杜甫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和大地主的立場上，“每飯不忘君”，寫的詩都是為統治階級利益著想，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士大夫文人著想，是個“趨炎附勢”的家夥，根本不配“人民詩人”的稱號。杜甫那首著名的代表關懷人民疾苦的《茅屋如秋風所破歌》，郭老以飽滿的無產階級感情滿腔仇恨地分析揭露出壓根沒有對被大地主欺壓剝削的廣大貧下中農投去壹丁點的同情，而是在為士大夫地主階級有錢人搖唇鼓舌、鳴冤叫屈。郭老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註意，句中的“寒士”，就是士大夫，是富人階層，而不是“寒民”，窮寒的平民。郭老這壹震聾發聵的揭示，讓我佩服得獨自壹人在暗中發呆。多麽鮮明的階級立場啊！郭老的眼光真是犀利獨到。
再看郭老對杜甫壓根沒有“人民性”的推論：“杜甫雖然壹針見血地揭露封建社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具詠懷》的殘酷現實等‘人民性’的同時，還有‘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喜雨》的站在統治階級立場‘心狠手毒’，希望帝王能對‘吳越’的造反者們予以‘滂沱’般的清洗。”郭說：“以上只舉兩例以表明杜甫的階級意識和立場，杜甫是完全站在統治階級、地主階級壹邊的。這個階級意識和立場是杜甫的脊梁、貫穿著他遺留下來的大部分詩文”。“以前的專家們是稱杜甫為‘詩聖’，近時的專家們是稱為‘人民詩人’，被稱為‘詩聖時’，人民沒有過問，被稱為‘人民詩人’時，人民恐怕就要追問這個所以然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郭老這種拿“人民”說事，是典型的文革時期貫用的動不動拿人民做擋箭牌的極左手段，但當時讀來，可真是喑自信服郭老的旗幟先明，愛憎分明的無產階級革命立場。
緊接著，郭老對杜甫有名的“三別”“三吏”六首詩作了更進壹步的批判和揭露——所謂“三別”，即《新婚別》《重老別》《無家別》；“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對《無家別》之中的淒慘無比、家破人亡的明不忍睹，郭老道：“這首詩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壹首，具體地描繪出了洛陽壹帶的田園荒蕪、人煙絕滅的景象。特別最後壹句‘何以為蒸 ’ ？作者把問題提出來，但沒有寫出答案，答案可能有兩個：壹個是‘只好造反’，壹個是‘沒有辦法’。照詩的情況和作者的意識看來，只能是後者。”郭老從對杜甫的“沒有辦法”幫助人民脫離困苦的猜想和臆斷，把杜甫並沒有同情人民而是泛泛而談，毫無作為的態度，作了壹針見血的指責和不滿。是啊！妳杜甫不是“人民詩人”嗎？為什麽對人民的困難不拿出壹點辦法。可見“人民性”是假的，可見郭老對古人的沒有崇高的無產階級覺悟而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的激切！
對“三別”“三吏”鉆皮出羽的解析，郭老最後得出結論：“但在今天，我們從階級的觀點來加以分析時，詩的缺陷便無法掩飾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的人，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和綿羊壹樣，沒有壹絲壹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郭老壹層層剝去了杜甫身上“人民詩人”的光環，有很長壹段時間，我壹直認為杜甫是壹個吃得油頭滑腦，很得封建統治者賞識，穿得花花綠綠的有錢有勢的大地主。在多年的我黨的教育下，大地主是我們那個時代人的最大對頭，比當時很少見的資本家可恨多了。所以，凡以後讀文學作品，每逢見著了杜甫以及評論杜甫的文章，我都不屑壹瞥匆匆而過。
對杜甫的老大不敬，還有壹點就是杜甫不是李白真正的朋友。這在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中也有深刻的令人嘆服的分析和揭露。據統計，李白與杜甫二人交往，李白寫給杜甫的詩有4首，杜甫寫給李白的詩有二十多首。但這並不能證明二人的情深誼厚，也不足以證明杜甫對李白的壹往深情的關註與敬仰。李杜二人相交時，李白已44歲，杜甫才33歲，時李白已才華蓋京城，聲名播海隅。杜甫則連續10年迎考不弟，潦倒漂迫，杜甫只有作李白的鐵桿粉絲的份兒，杜甫的才華閱歷根本沒法和李白相比。郭老花了很長篇幅對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200字作了分析，最後得出結論：“趨炎附勢”的杜甫與李白之間“喑喻著交道的翻覆”，而且“這是詩的重點”。
論證了李杜二人不可能有過真心實意的交情，郭老又從李杜二人對宋玉的態度上得出二人高下：“杜甫說他自己要努力：‘竊攀屈宋宜方駕’，杜甫很看中宋玉，願以宋玉為師，愛把屈原與宋玉並舉來提高宋玉。其實宋玉是值不得學習的，他的文學成就已被李白遠遠超過了。李白並不那麽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甫》開頭兩句就是反宋玉。‘我覺秋興逸，誰雲秋興悲？’說秋興悲就是宋玉。杜甫在《詠懷古跡》裏卻特別欣賞他，所謂‘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是亦吾師’在這裏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之處。至於屈原的水平，不僅李白沒有達到，杜甫也沒有達到”。郭將李杜比附屈宋，屈原“有骨氣”，宋玉“沒骨氣”，李白有骨氣、有氣節，敢於反抗君王，蔑視權貴，而杜甫沒骨氣，甚至還“趨炎附勢”，處處想著君主統治者。所以郭認為李杜壓根不是同壹陣營同壹階層的人，二人不可能是真心互?傾慕的好朋反。
我當時欣然接而又順利接受了郭老的觀點，杜甫對李的友情是絕對高攀不上的虛情假意，是虛偽的，是想沾李白的光。而李白對杜甫的友情卻是情深意切純真無私的，我為李白對杜甫的真心感到可惜，暗罵杜甫虛偽狡猾，欺騙單純豪俠的李白。如果開批判大會，立時把杜甫也揪上來批鬥批鬥該多好啊！
對杜甫的認識的改變是隨著歲月的改變而變的。當我們逐漸認清楚了極左專制對我們的欺騙和愚弄；當我們知道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強權產生大量的去勢的馬屁作品；當我們已不再是年少輕狂之身；當我們在世上混了幾十年碰得到處是傷暗自吮舔的時候，不經意間，與杜甫的詩擦肩而過， 再耐著性子讀下去，才恍然大悟，因年青時的輕信與淺薄，競被郭沫若老的《李白與杜甫》給迷惑了。杜甫的詩中有那麽多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有那麽多的艱難苦恨的人身遭際和困厄，還有那麽多對人間疾苦的關懷與同情，壓根不是郭老所說的杜甫只代表統治階級，只代表士大夫及大地主階級。用階級鬥爭的觀點，用現在人的觀點，為奉承討好統治者，以附會主流的意識形態去衡量去要求壹個壹千多年前的唐朝時的落魄文人，真是太不對頭了。
且不說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所表露的悲天憫人的人道情懷，也不論他到底是為大庇“寒士”還是“寒民”，由自己的苦難連想到別人的苦難，由自己的身世家世連想到社稷民生，壹個“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窮苦儒士，身上承載了幾多中國人文人儒士的高尚情懷與道德操守！《新婚別》中，“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國家兵荒馬亂，軍隊連年征伐，與戰士新婚的妻子“席不暖君床”即“暮婚晨告別”。杜甫哀嘆國家的不幸，最終導致平民百姓的更大不幸，對處於下層的弱勢群體寄以極大的同情。壹個弱女子眼睜睜看著新婚的丈夫“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卻不得不“對君洗紅妝”做生死離別的悲慘遭遇，怎能不讓千載萬代後人掩涕吞聲！這難到不是“人民詩人”對普通百姓的命運的深切關懷的“人民性”最好的詮釋嗎？《潼關吏》中，“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的邊關戎士，艱苦勞作修築邊關要塞，他們最通曉固守禦敵的實戰大計，只要“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而昏庸的統治者唐玄宗卻仼用好大喜功卻又無能的尋舒翰出關迎戰叛軍安祿山，最終招致大敗而使山河破碎國將不國 。杜甫通過基層守關小吏之口，勸戒諷諫統治者體恤民情，聽取工作在第壹線的普通下層人民的意見，時時處處躬行著“每飯不忘君”的對國計民生的憂患意識，這樣的壹個連公務員還沒考上的壹個寒士，有著比現在的某些“公多員”“人民公仆”高得多的先進性、代表性！現而今我泱泱大國，國富民強，但統治者最好多多聽聽杜甫老夫子們的意見，聽聽民間基層普通平民百姓的呼聲。“千裏之堤，潰於蟻穴”，只有處在社會最下層的人民，處在各種政策法規最終受益於否終端的人民大眾，才對國家體制政策的優劣得失感受最深。壹旦國策失誤，百姓的呼聲阻塞於道野，民聲不暢達，民怨不排解，到時可不是潼關吏這種“壹夫當關，萬夫莫開”不氣餒、不懈怠那麽容易以對付的事了。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杜甫是個標準的憂患成癖的老人，要說對國家社稷的關心除了楚大夫屈原，後人莫之能比。他的《歲晏行》壹詩中，在“歲去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勞作的“莫徭”之民，“天寒綱罟凍，射雁鳴桑弓”。遭遇米貴又米賤和物價不穩定，收獲的農產品怱然遭跌價賤賣，再加上名目繁多的稅役，生活既不安定又無保障，本已在水深火熱之中，競至於要“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可見三農們負擔之重自古至今千古不易。現而今都特色社會主義了，國家幾乎每年都發壹個壹號文件，排頭解決三農問題，卻越是叫得響，越是落不到實處；那個方面重視得最多，那個方面往往最得不到重視。杜老夫子真是打開古今之通道，揭示出萬變不離其宗的社會“普世價值”。“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在銅錢裏邊摻鉛錫做假，也能大行其道，大發其財而沒有來管了。國人造假之風，自古盛行，至今不衰 ，如今假貨泛濫，肉裏註水，蛋裏加蘇丹紅、牛奶裏加三聚氰胺，政策法規裏給妳加個“可酬情自行”，比之杜甫所揭之的“鉛錫”更是名堂深奧，登峰造極。“刻泥為之最易得，如惡不合長相蒙，”坑蒙拐騙，貪汙腐敗，政出不行，德信盡喪，如今已達到無貨不假、無官不貪的境地，“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杜老先生壹千二百多年前的哀嘆，至今還沒有終結！可嘆杜夫子壹輩子不停叨叨嘮嘮，連自己的生活都朝夕不保，而且頻頻累遷，顫沛流離，居無定所，仍不徹悟。這可不是郭沫若簡單的壹個“代表地主階級利益，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大帽所令人心服的。壹個潦倒窮困的小知識分子，是不是自作多情自以為是太甚？因為人家統治集團，壓根聽不到也沒心思去聽他的羅嗦。妳想代表人家這個階級的利益還怕妳夠不夠格哩！以現今的壹句時髦話來說：“妳們算個屁！”
打住，扯遠了。還是看郭老對杜甫的誤導吧。李杜二人的友誼交情，郭老已給我們點明了，二人其實有著“交道的翻覆”。但到了我們自己也略約能解讀壹點原作的時候，郭的註解推斷顯然站不住腳了。看杜甫寫的《天末懷李白》：“涼風起天來，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秋風乍起，萬物蕭瑟，令人傷感的季節，油然記起自己所崇敬懷念的李白，雁陣驚掠而過，捎上思念之情，相交相知卻天各壹方，江湖詭譎多變，世事艱難，人心莫測，遠方的友人不知情況如何。“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擔心著李白率真單純的稟性和放蕩不羈的才情，能否應對得了險惡復雜的社會，那些專事攻奸刻薄的陰險小人，是非常善於鉆空子挑毛病來陰害人的，加之順適的境遇對著文賦詩的人來說又反而不是什麽好事，所以兩頭讓人擔憂。杜甫這樣說，是根據自己深懷大誌卻得不到重用並累遭迫擠陷害的坎坷命運有感而發，將心比心，李白的持才傲物卻更容易引起人的猜忌和陷害。“應***冤魂語，投詩贈淚羅”。二人相交相識，誌趣相投又更相惜相憐，在屈大夫的悲慘命運裏找到再形象不過的註解。甚至二人可以壹起***作冤魂成為屈原樣的高尚之人。可見杜甫把李白比之自己可連為壹體生死與***知心朋友。這樣真摯的思念與表白，讀來令人嚅籲不已。年青的時候，怎麽就讀不出其中的滋味呢？要是早壹點感悟出杜甫這種對朋友的真心思慕和愛護，這壹生中不是會再多交幾個知心朋友？惜乎少年無知容易輕信，又沒多抽出時間精力研讀杜先生的詩，輕輕松松被郭老的學術觀點給蒙住，獨自裝模作樣成了個抑杜揚李的八十年代“文學青年”。
若以文學藝術以反映現實批判現實為嫀妙之境，比起壹味狂放嘯傲，不食人間煙火的李白，杜甫的詩自然會更多引起人們的深思與感悟。浪漫的情懷奔放的激情活潑的意趣自由的人格當然最容易從李白的詩句裏得到快感與升華，但隨著社會閱歷的增長，對人生苦難的體驗，杜甫的詩才最能讓人從中獲得***鳴與認同，浪漫奔放隨首青春的綻放而短暫地得到釋放，但當鉛華洗盡，滄桑的體驗充盈在身的時候，才會感悟到厚重艱澀的社會現實及經歷才是人這壹輩子最大的拾獲。“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四時的物華萬有的生命都隨同周遭的際遇和自己的經歷而物我相融。“萬物皆備於我”，當個人與社會融合背負在壹起的時候，當道德責任與情義都能與自己所處的現實社會緊緊相關聯的時候，人似乎才能活出點品味和格調來。這也就是我們讀杜甫詩歌的時候所感受到的滋味。“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浩浩蕩蕩的生命體驗感知與江河同在，與四時同存，個體之中有河山，河山之中有個體，天人合壹，物我而忘。富貴榮華，貧困潦倒，靜觀淡定，豁達悠遠……都是和我們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現實社會緊想連。沒有誰能拋開他所處的時代而漸行漸遠。所以，李白沈醉後醒來不得不謙灑而又無奈地寫下：“忽魂悸而魄動，況驚起而長嗟，唯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他二人的文學價值，歷史價值，人格價值，誰也抹殺混淆不了。撼山河易，撼李杜二人難，而抑杜揚李，更是滑稽可笑。李白浪漫天真，豪放坦蕩，縱情不羈，天馬行空，追求人生的自由與獨立的人格，蔑視權貴，視功名富貴如糞土，壹生有抗爭與反叛精神；杜甫深厚沈郁，坦誠通達，歷經磨難，悲天憫人，關懷社稷民生，把自己的命運緊緊融匯到國家的命運之中，把民間的疾苦視為自己的疾苦。二人是中國文學史上雙峰並峙的高峰。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堪稱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壹個典範，並且是壹個標準的“奉承、討好”之作——據說毛澤東平素喜歡李白，且毛的老朋友章士釗當時正以八十五歲的高齡在寫壹本《柳文指要》的書，受到毛的贊許與資助。郭老得知後不甘示弱，亦以耄耋年開始他壹生最後壹本論著的寫作。並且當時六七年至六八年短短壹年多壹點時間裏郭老的二個兒子郭時英、郭民英相繼被文革動亂迫害致死！郭老正是在這種巨大的喪子之痛中開始寫作《李白與杜甫》，又給寫這本書的動機和意圖畄下樸溯迷離的推測。誠然，郭老怎樣編織概念設立論點鋪排文字，以當下的略為寬松的環境來推斷分析，郭老自有他行文的權力和自由，但恰恰是郭老這種寧可以主題先行、為附會迎合統治者的思想意識而不惜用簡單的政治鬥爭的觀點去套取古人，不惜以今人的思想價值觀去衡量要求古人而穿綴附會鉆皮出羽這種既違反常識又有違人格的作法確實與郭老當時的處境非常矛盾。
毛澤東鬧革命雄韜偉略英明無比，不意巔峰極頂之後潰於極端，導致他壹手策劃發動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人間禍害的根源。在文革當時他的獨栽高壓政治統治下，個人崇拜的淫威使奴才遍地、人人自危，於是人妖顫倒，是非混淆，道德淪喪，人格盡失。以反叛名震天下的郭沫若也只好在這種政治高壓下揮舞階級鬥爭的大棒肆意妄為起來。郭氏壹輩子走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他天才早慧，壹生身不僅學術成果累累，而且又投身國內政治鬥爭，成為周旋於國***兩黨之間的名流顯貴。抗戰時期任國民軍政治部付主任掌管文藝宣傳陣線，旗下幾乎網羅了全國第壹流文人名士，壹時風流天下、榮耀至極，奏響了壹支時代的《洪波曲》”。抗戰勝利，旋又機鋒壹轉，堅決與國民黨劃清界線，解放後成為我黨壹面文藝旗手。他總是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膽識，牢牢抓住了歷史和命運給他的機緣，可謂壹代驕子。不意晚年寫下《李白與杜甫》，卻打下深深的階級鬥爭的烙印，為了迎合時政，奉承獨裁統治者對李白的禦好，競將兩個唐時的互相推崇惺惺相惜的大詩人劃為不同陣營的充滿猜忌怨恨的對頭而壹抑壹貶，犯下低極的常識性錯誤，終至為其後半身的平庸無聊留下活生生的把柄，不能不讓人扼腕嘆息。郭老的失誤，更進壹步讓我們認識到專制統治對人性的扭曲與摧殘，也更讓人感到“文藝為政治服身”的可恥與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