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姜尚的軍事著作和軍事思想,謀略,戰略,戰術等？

文韜武略　安邦立國 姜太公是商周之際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的軍事思想和政治思想內容很豐富，但是由於年代久遠，文獻稀少，所以現在很難見其全貌。較為集中地體現姜太公政治和軍事思想的是大約在戰國中後期出現的《六韜》壹書。《六韜》是壹部以周文王、周武王與姜太公對話的形式寫成的談論治國與用兵之道的兵書，所論話題廣泛涉及政治、軍事、哲學等各個領域，包括《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和《犬韜》六篇。雖然《隋書?經籍誌》兵家類題《六韜》為“周文王師呂望撰”，但自宋代以來的學者多對此表示懷疑，認為《六韜》不是姜太公的著作。目前壹般認為，《六韜》應該是在戰國中後期由後學假借姜太公之名寫成的。《六韜》雖然不是姜太公親著，但卻是保留和反映姜太公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的集大成著作。姜太公的政治思想概而言之，主要表現為以民為本的愛民思想、舉賢尚功的實用思想、重視賞罰的法紀思想和重視發展農業與工商業的經濟思想。姜太公從商之所以亡和周之所以興的時代更叠之中深深地體會到“天下非壹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獨得)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文韜?文師》)的道理。所以，當文王問他“治國之大務”時，姜太公的回答是“愛民而已”(《文韜?國務》)。而愛民的具體含義是“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具體做法則是“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相反，如果“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同上)。可見，姜太公愛民思想主旨就是要保障人民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惠民利民，順應民心民意。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姜太公就封齊國時，才會根據齊地的實際情況實行“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等壹系列順民、富民的政策。在提倡愛民的同時，姜太公還主張“尊賢尚功”，推行註重實效的治國方略。《六韜?文韜》中有《上賢》、《舉賢》兩章，大體都是對姜太公“尊賢尚功”思想的具體陳述。“尊賢尚功”的具體含義是尊重和任用賢能的人才，推重和崇尚功利、功業。“尊賢”是“尚功”的前提，“尚功”則是“尊賢”的最終目的。《舉賢》篇中，面對文王提出的“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的矛盾，太公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而造成這種“有名無實”的過失則在於“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真賢也”。他進壹步指出了舉賢中常見的弊病：“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結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結黨營私)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要避免這樣的弊病，就應該“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矣”。在《文韜?六守》中，姜太公還提出了選用人才的“六守”，也就是六條應該堅持的標準，即“仁”、“義”、“忠”、“信”、“勇”、“謀”，並提出了用人時對這六條標準進行考核的具體辦法。總之，姜太公的“舉賢尚功”思想充滿了很強的效益意識和務實精神，同時也具備很強的可操作性。與“尊賢尚功”的實用思想相應，姜太公非常重視法紀和賞罰。《文韜?法治》中說，文王問太公“治國之所貴”，太公說，“貴法令之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可見，姜太公非常重視遵循法紀對治國的重要意義，主張依法治國。而依法治國就要做到令行禁止，賞罰分明，所以姜太公又很重視對賞罰的正確運用。他說：“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文韜?賞罰》)也就是說，用賞貴在守信，用罰則貴在必行；賞必信，罰必行，讓人們的耳目可以聽到看到，那麽即使沒有聽到看到的人，也沒有不被賞罰所暗中感化和震懾的。他還強調實行賞罰應當公正無私，不以愛憎為轉移，即“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文韜?盈虛》)。可以說，這種重視賞罰的法紀思想對於姜太公在輔周滅商和治理齊國的實踐中最終都能成就功業，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姜太公還主張治國應該富民，以達到強國的目的；而富民的關鍵則是要重視發展農業和工商業。姜太公主張“富民”是其“愛民”思想的自然延伸，同時也是從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得出的必然認識。劉向《說苑?政理》載，當文王問到怎樣治理天下時，姜太公答道，“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之國富倉府”。也就是認為只有富民，才能真正稱王於天下；如果只富士人或大夫，則這個國家只能稱霸壹時或僅僅維持存在的現狀；如果統治者只顧充實自己的府庫，最終就會亡國。姜太公富民的具體經濟措施就是重視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他認為“人君有六守三寶”，其中“三寶”就是“大農、大工、大商”；“農壹其鄉則谷足，工壹其鄉則器足，商壹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文韜?六守》)。通過三業並舉，才能最終使百姓富足，國家安定 姜太公的軍事思想是在輔周滅商的戰爭實踐中發展和成熟起來的，包含了博大豐富的內容。概言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壹、兵為兇器。《六韜?武韜?兵道》中，姜太公說：“故聖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公視“兵為兇器”，認為戰爭是吞噬人民生命財產的怪物，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以發動戰爭。這是壹種相當進步的戰爭觀，與他政治上的“愛民”思想可以說是壹脈相通。正是基於這樣的戰爭觀，他才輔佐周武王吊民伐罪，發動了伐紂滅商的正義戰爭，並最終取得了勝利。二、註重文伐，不戰而勝。姜太公論兵，極重謀略，追求不戰而勝的至高境界，即所謂“全勝不鬥，大兵無創”(《武韜?發啟》)。而獲得不戰而勝效果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文伐”。所謂“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仞而伐之也”(《武經七書匯解》)，也就是以非軍事的手段分化和瓦解敵人。在《武韜?文伐》中，姜太公提出了十二條“文伐”的計謀，主要是：因其所喜，以順其誌；親其所愛，以分其威；陰賂左右，得其深情；輔其淫樂，以削其誌；嚴其忠臣，而薄其賂；收其內，間其外；欲錮其心，必厚賂之；賂以重寶，因與之謀；尊之以名，無難其身；下之必信，以得其情；塞之以道，迷其耳目；養其亂臣以迷之。這十二條“文伐”之計，可以說是姜太公謀略的典型體現。三、論將之道。姜太公非常重視軍事將領的重要性。在《龍韜?論將》中，他對周武王說，“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當周武王問他為將之道的時候，姜太公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在《龍韜?選將》中，姜太公又提出了選將的方法。他先向武王列舉了十五種外貌與內情不壹致的情況，認為選將不應以貌取人，而應進行深入的求證。求證的辦法有八種，即“八征”：“問之以言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通過這八個方面的求證，“則賢、不肖別矣”。姜太公認為為將應該註意樹立威信：“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審慎)為禁止而令行。故殺壹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壹人而萬人說(悅)者，賞之。”(《龍韜?將威》)同時還應該以身作則，與士卒同甘***苦：“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龍韜?勵軍》)四、兵為詭道，出奇制勝。姜太公認為，戰爭行為是崇尚詭詐和謀略的，應該運用靈活的戰略戰術。他說：“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武韜?發啟》)又說：“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壹合壹離，壹聚壹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韜?兵道》)因此，只有善於在奇正虛實之間靈活轉換，施奇謀，用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才能克敵制勝，達到最好的效果。所以，他還在《龍韜?奇兵》中，具體論述了二十六種運用奇兵的方法。五、抓住戰機，時至不疑。姜太公特別強調在戰爭過程中應該善於抓住戰機，並果斷地采取行動。他說：“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文韜?明傳》)又說，“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龍韜?軍勢》)。在戰爭中，最忌猶豫不決，狐疑不定。善於作戰的人，面對稍瞬即逝的戰機，壹定能夠準確把握，果斷出擊。如果貽誤戰機，反而會給自身帶來災難。所以在《犬韜?武鋒》中，姜太公特別列舉了十四種可以克敵制勝的有利戰機。武王出征伐紂之前，因為占蔔不吉和風雨暴至而使群臣恐懼的關鍵時候，姜太公正是看準了伐紂的時機已經到來，不可貽誤，所以才堅決主張出兵，最終取得勝利。六、兵農合壹，寓兵於民。姜太公認為人民群眾甚至是農耕器具都可以在戰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他說：“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胄幹?也；?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鈸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裏相伍，其約束符信也。裏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裏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道，盡在於人事也。”(《龍韜?農器》)這可以說是最早的關於兵農合壹、寓兵於民的軍事思想。綜觀姜太公的政治、軍事思想，內容很豐富，涉及面很廣，而且貫穿著壹條基本的精神主線，那就是通權達變，務實尚用。 文治武功　惠及後世 姜太公是商周換代之際的風雲人物，他大器晚成，卻立下了不朽的豐功偉績，被尊為周師齊祖。他的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不僅開創了獨具特色的齊文化傳統，而且對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政治文化和軍事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姜太公的政治才華主要是在齊國得以施展的。他在治齊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順民富民、尊賢尚功、重視賞罰法紀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謀略，多為後人所廣泛效法和借鑒，並對齊國的社會和文化傳統產生了奠基性的影響。姜太公推行的“因其俗，簡其禮”、強調順應民俗民意的治齊策略，被齊國後來的歷代政治家們如管仲、田駢等人所繼承，由此形成了壹種對不同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保持寬容態度的思想傳統，使齊國的文化發展獲得壹種相對寬松的環境，不同的思想學說都能在這裏競相呈現，得以發展，最終醞釀了戰國時代齊稷下學宮的那種自由開放的學術風氣。姜太公“尊賢尚功”思想直接開創了齊國推崇實利和功效的社會傳統，形成了壹種積極進取的社會氛圍，所以《漢書?地理誌》說：“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正是在這樣壹種社會氛圍中，像管仲這壹類身份較低的傑出人才才有可能獲得晉身之階，得以成為春秋時代齊國政治舞臺上獨領風騷於壹時的重要人物，並直接促成了齊桓公“九合諸侯，壹匡天下”的霸業。姜太公重視賞罰法紀的思想也對齊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姜太公之後，管仲倡導禮法並用，晏嬰則十分強調禮制的重要性，齊國稷下學派中也有研究刑名法紀問題的學派，使禮法之學成為齊文化的壹個重要傳統。姜太公重視發展農、工、商三業的思想，也多為管仲等後世政治家所繼承。管仲認為“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主張大力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並繼承和發展了姜太公“三寶”並重的思想，提出了士、農、工、商“四民分業”的主張。總之，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在齊國形成了壹種講求實際、重視實效、推重實業的社會意識，從而形成了齊文化傳統。姜太公作為壹個傑出的軍事謀略家，其軍事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司馬遷說，“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可以說是肯定了姜太公作為中國兵家始祖的地位。姜太公的軍事思想對齊國的影響最深，使得中國古代的兵學，歷來都以齊國為最。先秦時代，中國最傑出的軍事家大部分都出於齊國，如管仲、司馬穰苴、孫武、孫臏、田單等；最傑出的軍事著作也都出於齊，如《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其中《孫子兵法》更是壹部震古爍今、產生世界性影響的軍事巨著；而壹些深受齊國兵學影響的非軍事學者如晏子、荀子等也都熟諳兵道，喜論兵法，所以《晏子春秋》、《荀子》中也都有論兵的重要內容。這壹切，可以說都是源自姜太公的流風余韻。秦漢以降的歷代兵家如張良、曹操、諸葛亮、李靖等人，也都從姜太公軍事謀略中獲得教益，得到啟發。此外，後代也有很多人偽托姜太公之名撰寫兵書兵法，以致種類繁多，亂花迷徑，難以考辨，成為壹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凡此種種，都表明了姜太公在中國古代兵學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總之，姜太公作為壹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其文韜武略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和軍事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封神榜》等中國民間傳奇和故事中甚至被塑造成壹個可以通天地、役鬼神的得道高人，成為壹個被神化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