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從文景之治到昭宣中興
西漢的文景之治，從文帝即位的公元前180年算起，到景帝去世的公元前141年為止。然而，文景之後，盛世並未結束，武帝即位後雖然改變了文景時期的政策，卻把西漢的盛世推向高峰。武帝晚期雖然頗多失誤，但國家元氣未傷。經過昭帝和宣帝的調整，即“昭宣中興”，保持了盛世的延續。元帝即位時，西漢的戶口達到了漢代的最高點。因此，西漢盛世的終結，以宣元之際（公元前48年）為界，前後延續了壹百三十多年。
文景之治是由文帝和景帝得名的。而文景之治的出現，需要從漢初形勢說起。
秦王朝的嚴刑酷法，橫征暴斂，引起了天下大亂。秦亡以後，為爭奪政權的楚漢相爭，連年戰火，又使人民陷入顛沛流離、委骨溝壑的悲慘境地。西漢王朝建立時，朝廷極為困窘。《漢書·食貨誌》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皇帝連四匹顏色壹樣的馬車都坐不上，將相只好以牛車代步。正是這種形勢，迫使統治者不得不設法安定社會，恢復生產，使國家進入正常狀態。
漢高祖劉邦從進入鹹陽那壹天起，就在謀士張良的策劃下宣布了安定社會的基本方略，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記·高祖本紀》）待到結束戰爭後，劉邦采取了壹系列措施，“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壹”。穩定政局，恢復秩序。高祖死後的惠帝和呂後執政時期，繼續執行休養生息的政策，社會狀況逐步好轉。
漢文帝劉恒（公元前180壹前157年在位），是高祖劉邦之子，惠帝劉盈的同父異母兄弟。本來，他是當不上皇帝的。高祖在世時，七歲的劉恒就被封為代王，統轄今山西北部，與他的母親薄姬在代國的首府中都（今山西平遙附近）呆了17年之久。但是，惠帝死後，呂後執政，朝廷幾乎成了-呂氏的天下，引起了西漢開國元老的不滿。呂後壹死，掌管國政的丞相陳平和統轄軍隊的太尉周勃，消滅了呂氏勢力，迎立遠在外地的劉恒繼承帝位。這種背景，對文帝的施政方針影響很大。作為長年在外的藩王，在朝廷壹無威信，二無心腹，壹大批跟隨高祖打天下的元勛功臣還在臺上，他們對這個年輕皇帝還不壹定服氣。他只有小心謹慎，以求地位的穩固。
文帝繼位之時，中央政局尚在諸呂之亂後的動蕩之中，地方上諸侯王勢力十分強盛，社會經濟也沒有從戰爭創傷中徹底恢復過來，國家貧窮，庫藏空虛，民生艱難，工商雕零，外部有北方的匈奴部族不斷南下搶掠騷擾，多次威脅京畿關中。對此，文帝沈著應付，穩定政局，堅持與民休息的國策，奉行黃老之術，使經濟逐漸恢復，財力不斷上升，國庫開始充裕，開了文景之治的先聲。
景帝劉啟（公元前157壹前141年在位）繼位以後，全面繼承了文帝時期的各項政策。當時，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國內局勢的穩定，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就成了當務之急。漢代實行郡國並行的地方體制，諸侯王國占據著廣大地區，跨州連郡，據山鑄錢，煮海成鹽，富甲天下，驕奢抗命，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景帝采納晁錯的建議，采取削藩措施，結果招致了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個諸侯王國叛亂。他們“請誅晁錯，以清君側”，而當晁錯被殺後依然叛亂不息，此即“七國之亂”。景帝起用大將周亞夫，用三個月時間就平定了叛亂。此後，“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削弱了割據勢力，保證了西漢王朝的穩定和治世的持續發展。
文景之治首先表現在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上。文帝深知農業在當時的重要性，在繼位的第二年就下詔說：“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漢書·文帝紀》）此後他多次頒布詔令，勸課農桑，鼓勵發展生產。而且他多次親自參加耕作，還讓皇後親自養蠶，以作示範。為了減輕民間負擔，文帝從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起，就把田租由高祖時的什五稅壹改為三十稅壹，第二年又幹脆全免田租。直到景帝繼位，才恢復了三十稅壹的標準。在減免田租的同時，文帝還把算賦（人頭稅）由原來的每人每年120錢減為40錢，把原來丁壯每年服徭役壹月改為三年服徭役壹月。另外，他還松弛山林川澤之禁，賑貸鰥寡孤獨，救濟窮困老弱，從而使社會經濟全面恢復。景帝繼承了文帝的經濟政策，使經濟得到進壹步發展，國家財政有了根本好轉，府庫盈積，百姓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有“家給人足”之稱。
文景之治的另壹方面是政治比較清明。文帝即位後，為了選拔人才，開創了察舉制度。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錯，就是“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推薦上來的。文帝還鼓勵大臣進諫議政。廷尉張釋之數次依據法律頂撞皇帝，他不以為忤，反而能夠始終將張釋之委以重任，顯示了壹個開明君主的寬容風度。
文帝對法律也作了重大改革。他吸取秦亡的教訓，在即位後廢除了以言論治罪的“誹謗訞言法”和壹人犯罪、株連家族的“相坐法”。齊人淳於意被判肉刑，其女緹縈請以身代，文帝大為感動，為此廢除了摧殘肢體的肉刑制度。這壹時期的刑法寬簡，在歷史上是少有的。
關於文景之治的社會效果，各種史籍都有總結和介紹。《漢書·食貨誌》稱：“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間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漢書·文帝紀》稱：“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漢書·景帝紀》稱：“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正是文景時期的積累，為漢武帝把西漢王朝的盛世推向高峰創造了條件。武帝劉徹（公元前141壹前87年在位）是壹個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圖 6），他即位後不久，開始改變文景以來的政策，由無為變成有為，由恪守變成進取，由推崇黃老變成獨尊儒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輝煌。
在武帝時期，中央集權得到了進壹步加強，“天人感應”學說使皇帝的無上權威有了新的理論依據，丞相的權力被削弱。武帝還分全國為十三州，派遣刺史以“六條”監督郡國，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財政上把鑄錢（發行貨幣）權收歸中央，鹽鐵實行官營，向西北邊疆大量移民屯田，在中原大力興修水利工程。特別是在邊疆開拓方面，隨著對外政策的改變，武帝派衛青、霍去病等大將全面出擊匈奴，取得了巨大勝利，在河套、河西地區設立了朔方、五原、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六郡，控制了西域諸國，開辟了絲綢之路，派唐蒙通西南夷，出兵東甌，將西漢王朝發展為壹個幅員廣闊的多民族國家。在長安城及其他地方，漢武帝大興土木，壹座座宮殿樓閣拔地而起，聳人雲天。武帝時期的這些建樹，都得益於文景之治的鋪墊。
但在文景時期，治世的背後已經有了危機的陰影。文帝時期政治的寬厚，得益者首先是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例如，黃頭郎鄧通，因為得到文帝的寵愛，不但得到無數賞賜，而且占有了蜀郡嚴道（今四川雅安西）的銅山鑄錢，富可敵國，有“鄧氏錢，半天下”之稱。賈誼在《治安策》中就指出：當時的漢朝存在著王國過盛、匈奴侵侮、富民奢侈、百姓饑寒等政治、民族、社會問題，已經潛伏著亂世的跡象。“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漢書·食貨誌》在高度肯定文景之治後也說：“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並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故其變也。”武帝時統治政策的改變，使文景之時的隱患開始顯現。對外用兵，鋪陳浪費，揮霍錢財，奢華無度，迅速花光了文景時期的積累。“兵連而不解，天下***其勞，幹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淡。”（《漢書·食貨誌》）特別是武帝晚年的政治失誤，導致了“巫蠱之禍”，〔2〕幾乎引起繼位危機。不過，文景奠定的盛世，並沒有被徹底摧毀。武帝以後的昭帝和宣帝，通過統治政策的調整，使西漢王朝繼續保持穩定的態勢，史稱“昭宣中興”。翦伯贊認為：“自昭宣以至元帝這半個世紀的時期中，是西漢的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時代。”〔3〕
漢昭帝劉弗陵（公元前87壹前74年在位）繼位時只有八歲，實際執政的是大將軍霍光。霍光在壹定程度上調整國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多次減輕租賦，停止對外用兵，使社會恢復了安定局面。漢宣帝劉洵原名劉病已，是武帝戾太子的孫子，由於“巫蠱之禍”而被剝奪了宗室權利，以平民身份生活在民間，對於下層社會的疾苦有較多了解。因此，他當上皇帝後（公元前 74壹前49年在位），比較清明，以知人善任著稱，他所重用的丙吉、魏相、黃霸等名臣，都有較大的建樹。另外，宣帝比較註重制度建設，強調治民先治吏，信賞必罰，史稱這壹時期“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他有壹句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壹時期，既不是單純的“無為而治”，又不是單純的“好大喜功”，而是糅合王霸之道，使西漢王朝的統治方略最終定型。
西漢的盛世，從文景之治開端，由武帝推到了高潮。在武帝之後，由昭帝和宜帝保持了壹個較長的余韻。由於西漢王朝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期，這壹盛世不僅維持時間較長，而且也給後代的統治者留下壹個值得仿效的範例。
二 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
唐代的盛世是由貞觀年間（627—650年）開始的。經過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的過渡，到玄宗開元年間（713—742年），再度出現盛世。天寶（742—756年）年間，各種社會矛盾開始激化。到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的盛世宣告終結，經歷了壹百余年。與西漢的盛世不同，唐代的盛世有著明顯的起伏，有著貞觀時期和開元時期兩個高峰，其間存在著數十年的低迷狀態。
隋代結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割據局面，重新統壹了中國。隋文帝雖然剛愎自用，卻在治理國家上頗有建樹。但到隋煬帝繼位以後，橫征暴斂，窮奢極欲，濫用民力，造成了“耕稼失時，田疇多荒”的局面。特別是三次征伐高麗的失敗，迅速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天下大亂。唐代在隋末大亂的基礎上取得政權，撥亂反正，開創了中國古代又壹個盛世。
唐朝建立之後，高祖李淵立長子李建成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為秦王。李世民憑借打天下時建立的功勛和形成的勢力，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奪得帝位，年號貞觀。在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圖7）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采取了壹系列緩解社會矛盾的措施，開創了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新局面，史稱貞觀之治。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政治上都比較開明，唐朝建立後，他們註重歷史的經驗教訓，處處能以亡隋為鑒。反隋鬥爭的親身經歷，使李淵父子對治理國家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早在唐朝開國之初，唐高祖就對裴寂說道：“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誌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舊唐書·孫伏伽傳》）到唐太宗手裏，他更進壹步認識到民眾的力量。貞觀十八年，太宗曾告誡太子李治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這種“載舟覆舟”的比喻，在統治者中是很難得的。正因為唐太宗有如此認識，貞觀年間的大臣進諫，也多以亡隋為例。如貞觀二年，王矽對太宗說：“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要求吸取秦、漢、隋的教訓，改弦易張，調整政策（《貞觀政要·務農》）。貞觀之治就是在這壹背景下形成的。
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兩個方面十分突出：壹是用人，二是納諫。這兩個方面對貞觀之治的形成起了極大作用。元稹曾對此總結道：“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群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元稹集》卷三二）
在用人上，唐太宗深知“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的道理，多次下詔求賢。他還批評宰相房玄齡、杜如晦，要求他們不要陷入繁瑣事務，而以廣開耳目、求訪賢哲為務。他能夠任人唯賢，不避親仇。貞觀名臣魏徵，是太宗仇敵李建成的部下，曾經給李建成提過除掉太宗的建議。玄武門之變後，太宗從大局出發，拋卻個人恩怨，重用魏徵作為自己的治國輔佐。他還註意從下層破格選拔人才。貞觀三年，中郎將常何上書直言朝政，太宗憑自己對常何的了解，認定奏章非常何所作，追問之下，常何承認是自己的壹個門客馬周代擬。太宗立即召見馬周，予以重用，並賜常何絹三百匹鼓勵薦賢。太宗主張“用人如器，各取所長”，不以壹己之見埋沒人才。在他晚年，對自己的用人之道總結說：“用人之道，尤為未易。己之所謂賢，未必盡善；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強調博采眾議，全面了解，舍短取長，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唐太宗還比較註重地方吏治，為了考察地方長官，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寫在屏風上，記錄其功過行能，作為黜陟的依據。為了更好地用人，太宗還特別註意君臣關系的調整。他吸取隋文帝猜忌大臣的教訓，強調：“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貞觀政要·求諫》）所以，他特別註意“馭駕英才，推心待士”。
在納諫上，唐太宗重視聽取不同意見，“恐人不言，導之使諫”。貞觀二年，他同魏徵討論君主的明暗問題，魏徵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特別欣賞這句話，處處鼓勵大臣進諫。貞觀年間進諫最有名的是魏徵，他先後向太宗進言數百次，不僅直言不諱，而且敢於當面爭論。為了鼓勵大臣進諫，太宗說：“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慎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政要·求諫》）盡管他有時也聽不進過分直率的諫言，但他壹般能克制自己。例如，貞觀四年，給事中張玄素進諫停修洛陽乾元殿，言詞激烈，認為唐太宗不如隋煬帝。太宗反問道：“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張玄素毫不退讓，答道：“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終於克制住自己的火氣，稱：“我不思量，遂至於此。”賜絹二百匹鼓勵“貞觀政要·納諫》）。有壹次魏徵惹他發了火，太宗對長孫皇後稱：“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後婉言相勸道：“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資治通鑒》卷壹九四，貞觀六年三月）使他打消了殺魏徵的念頭。魏徵死時，太宗對侍臣說道：“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壹鏡矣。”（《貞觀政要·求諫》）
貞觀年間，唐太宗十分註意安定社會和發展經濟，他說過：“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貞觀政要·君道》）從“存百姓”出發，貞觀之政務從“簡靜”。具體做法包括四個方面：壹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唐朝從武德到貞觀年間推行了均田制，對成年男丁授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八十畝為口分田。雖然均田不夠徹底，但對當時恢復農業經濟起到了壹定的積極作用。結合均田制，又實行了租庸調法，受田戶每年納租二石，繳調絹二丈，綿三兩，服役二十天，或按每日三尺絹納庸代役。租庸調法的實施，在壹定程度上減輕了民眾的負擔，也保證了國家財政來源的穩定。特別是納庸代役，與隋代的徭役過重形成了明顯比照，有利於安定社會。這些政策收到了顯著效果，到貞觀三年以後，關中經濟已經恢復。貞觀八年以後，全國大治。“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至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賫糧，取給於路。”（《貞觀政要·政體》）
在司法方面，貞觀時期強調以仁為本，以刑為末。唐太宗稱：“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貞觀政要·刑法》）在貞觀年間，還建立了死刑三復奏制度，即對要執行死刑的罪犯，必須復奏皇帝三次才能用刑。到貞觀四年，全國秩序已經恢復正常，社會出現了安居樂業的初步局面。“是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齏糧焉。” （《舊唐書·太宗紀》）
值得註意的還有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唐初，突厥成為威脅中原的主要力量，在太宗剛登基不久，突厥的頡利可汗就率兵打到長安城外，迫使唐太宗與頡利訂立便橋之盟。貞觀三年起，太宗派李靖等人率大軍全面反擊東突厥，大獲全勝。後來，又擊敗吐谷渾，征服高昌，打退薛延陀，在龜茲設置安西都護府，控制了西域，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進入了全盛時期。但是，太宗對邊疆少數民族並不是壹味征伐，而是註重和平交往。對少數民族首領頻頻推行和親政策。文成公主人藏嫁於吐蕃的松贊幹布，就是突出壹例。唐太宗晚年總結自己的民族政策時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壹。”（《資治通鑒》卷壹九八，貞觀二十壹年五月）從太宗開始，在歸附唐朝的少數民族地區普遍設置了羈縻府州。〔4〕所謂羈縻府州，就是設立歸中央管轄的府州，但這些府州沿用當地民族的原有統治方式和生活習俗，不列入“編戶齊民”，不承擔賦役，具有高度的自治性。這些政策，使他贏得了各民族的***同擁戴，享有“天可汗”的贊譽。
當然，貞觀之治不是沒有缺陷的。太宗晚年，在用人和納諫方面都比不上前期，而豪華奢侈、驕逸之氣日增。對此，他自己也有所認識，臨終前，他告誡太子說：“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資治通鑒》卷壹九八，貞觀二十二年正月）正是太宗本人的這種清醒認識，為貞觀之治的延續奠定了基礎。
太宗死後，高宗李治即位（公元649—683年在位）。他雖然為人軟弱，但基本上能夠奉行貞觀時期的開明政策，而且對太宗晚年的失誤有所矯正，使經濟持續發展，戶口增長，貞觀之治得到了繼承。“永徽（高宗第壹個年號）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資治通鑒》卷壹九九，永徽元年正月）不久，大政落人武則天手中。高宗之後的中宗李顯（683—684年，705—710年兩度在位）和睿宗李旦（684年，710—712年兩度在位），只是名義上的皇帝，武則天以太後身份執掌朝政。到公元690年，武則天幹脆自己稱帝，改國號為周，舊史書稱其為“武周革命”。
“武周革命”只是王朝內部的權力轉移，對上層官員的影響較大，但對社會下層影響不大。在武則天執政時期；李姓皇帝權力的失落引起了相應的宮廷鬥爭和部分王室成員的反叛，卻沒有造成社會上大的動蕩。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打擊元老貴族，註重引進庶族下層人才，倡導告密制度，重用周興、來俊臣等酷吏，以強化對官吏隊伍的控制。寵信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等人，官場風氣隨之敗壞。大修宮殿，建造明堂，優待僧侶，加重了社會負擔。但是，她又註重發展農業，采取了不少勸課農桑的措施，經濟狀況有所好轉，社會也比較穩定。史稱武則天是“僭於上而治於下”。高宗即位之初，全國***380萬戶，到武周末年，已增加到615萬戶。
唐朝的盛世高潮，是在玄宗李隆基開元年間實現的。經過了中宗復辟 （705年，張柬之等人擁戴中宗復位，恢復唐室，也稱五王政變或中宗反正），韋後之亂（710年，中宗暴死，韋後和安樂公主密謀執政，立少帝李重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發動政變，誅韋後，擁戴睿宗即位），太平公主之亂（睿宗時，太平公主與太子李隆基發生沖突，睿宗傳位於玄宗，公元713年，太平公主密謀政變，被玄宗平定）。壹連串政變後，唐玄宗調整官員，整頓禁軍，恢復了政局的穩定，歷史進入了開元時期。
唐玄宗在開元年間，勵精圖治，把唐代的盛世推向高潮。開元年間，君臣都對貞觀之治十分向往，處處以貞觀之治為楷模。影響深遠的《貞觀政要》壹書，就是史官吳兢在這壹時期撰寫出來獻給玄宗作為治國範本的。不過，由於時代的變化，開元之治和貞觀之治又有所不同。
玄宗的首要措施，是精選輔佐，尊重輔政大臣，實現宰相班子的穩定。從高宗以來，隨著政局變化，唐代的集體宰相制出現了問題，人選過多，更換過於頻繁，使政務受到了消極影響。玄宗時期，將宰相的人選穩定為壹到三人，而且明確壹人主要負責，使權力相對集中，皇帝不過多幹涉，從而有利於政務的推行。這壹舉措，使宰相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開元盛世的功臣姚崇與宋璟，就是因這壹措施成名的。司馬光稱：“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誌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資治通鑒》卷二壹壹，開元四年十二月）然而，也正是宰相的減少和穩定，埋下了後來李林甫、楊國忠專權的伏筆。
玄宗深知“治民必先治吏”的道理，他執政後，立即廢除了中宗以來的大量“斜封官”。所謂斜封官，是指不按正常程序考察任命，而是通過特殊關系用非正式公文“墨敕”委任的官員，類似於今天的“走後門”。開元二年，他又大規模地罷免了武後中宗時任命的員外官、試官和檢校官。這些官員，都是正式編制之外為享受待遇而任用的。玄宗對此大加整頓，在壹定程度上端正了官場風氣。為了糾正唐初以來重京官輕外官的習慣，玄宗強調地方官與京官的交流，重視刺史縣令的選用。開元四年，他親自考察新任命的縣令，“問安人策壹道”，把較差的45人遣返回家，貶斥了主持縣令選任的吏部侍郎盧從願和李朝隱。開元十三年，他又親自挑選了壹批中央政府有聲望的諸司長官出任地方刺史，並賜宴賜詩餞行。史稱：“玄宗自初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得安樂。”（《新唐書·刑法誌》）
開元時期，玄宗頒發了大量詔令勸課農桑、賑災濟荒、招徠流移，在江淮以北各州普遍設立常平倉。到開元八年以後，經濟上已出現了“五谷豐殖，萬物阜安，百姓無事，與能***化”的局面。各地的水利建設也廣泛開展，興修水利工程三十余處。
開元年間的各項制度建設，達到了唐代的最高成就。唐朝的各種法律法規典章格式，在玄宗的主持下，或新制，或修訂，形成了壹個洋洋大觀的完整體系。包括《開元格》、《開元後格》、《開元令》、《唐六典》、《開元禮》等內容。
到開元晚期，大唐王朝的盛世達到高峰。《新唐書·食貨誌》載：“是時，海內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壹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裏不持尺兵。”唐人的《開天傳信記》稱：“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亙地萬余裏，入河湟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壹千余萬，米壹鬥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西方史學家也認為：“這是壹個鞏固的時代，壹個明智地運用皇權的時代，壹個克制的時代，尤其是壹個沒有對外進行勞民傷財和野心勃勃地冒險行動的時代。”〔5〕
但是，開元之治並未持續多久。到天寶年間，唐玄宗開始誌得意滿。“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端士而近小人。”在宰相人選上，先後重用“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和市井小人楊國忠，輕信藩將安祿山，沈溺於與楊貴妃的愛情，出現了重大的政治失誤。開元前期，玄宗還能聽進去壹些諫議，到天寶年間，幾乎就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了。國家財政的積累，給唐王朝提供了好大喜功的資本。天寶時期，玄宗對內大興土木，修造興慶宮和華清官，在全國興建道觀，塑造老子和自己的雕像；對外大興邊功，多次發動對吐蕃、南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