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司馬相如以壹支“淩雲”賦筆而“三驚”漢主，被人奉為“辭宗”“賦聖”，誠賦壇後輩不可企及，尤其漢廷言語侍從地位漸次衰落，賦家的榮耀盛景不再，賦作為“壹代文學之勝”已成歷史，於是作為壹體而匯入浩蕩之文學洪流。但是，賦之於文家創作的“品牌”意識，卻久久傳響，余音未絕，其以賦“稱人”與被“稱”，“罪人”與被“罪”，又成文學史上壹獨特現象，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突出。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記錄壹則有關袁宏寫《東征賦》的故事：“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勛業如是！君作《東征賦》，雲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雲無？’因誦曰：‘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勛，為史所贊。’”陶公，指陶侃，胡奴，侃子陶範，後者因袁宏賦中沒有表彰先公勛績，竟白刃相向，致使作者“窘蹙無計”，情急中以賦中數語應對，才免了殺身之禍。其中“臨以白刃”，可見賦家幾乎因賦獲“罪”，而“因誦曰”數語實乃“稱”人之美，這其間也彰顯了當時人對賦體承載家族聲望與個人功德的重視。
同壹則故事，劉孝標註引《續晉陽秋》卻另載其人：“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眾雲：‘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壹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聞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眾為危懼。行數裏，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雲：‘君欲為何辭？’宏即答雲：‘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這段記述中陶範換了桓溫，賦所稱頌的對象也由陶侃變為桓彜，然所載大將軍桓溫的“泫然”又正緣賦“稱”其父桓彜（曾任宣城內史）勛績名聲之美，而袁宏先謂“我決不及桓宣城”，後則誦“風鑒散朗”數語以應對，從容中也內涵著對因賦得“罪”人又將“罪”己的危懼。
對這同壹故事而所述不同人物，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引程炎震雲：“《禦覽》五百八十七賦門引並及二事，皆作《世說》，蓋雜以註文。”然余嘉錫不以為然，其按語雲：“孝標之意，蓋疑不道陶公與不及桓彜為即壹事，而傳聞異辭。今《晉書·文苑·宏傳》則兩事並載。嘉錫以為二者宜皆有之。”《晉書》並載其事，也是為表彰袁宏在當時文壇的地位，同樣說明了賦述功德的作用與影響。如果對照這兩則文獻，前者“臨以白刃”，是要扼殺“賦家”，何等暴力？後者則溫婉些，然“不欲令人顯聞之”，又是扼殺“賦作”，對作家精神生命而言，至少也是冷暴力。勘究其本，都歸咎或歸功於這篇賦文，賦之“稱人”與“罪人”，可見壹斑。
賦之稱人，在於可“頌”，頌則誇飾，又難免獲“罪”。試看唐代史臣對庾信賦的評價：“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周書·庾信傳論》）其謂“誇目侈於紅紫”之“罪”，表面批評的是有違賦家寫作宗旨，實質歸罪的恰是賦體的過度描繪。到唐宋闈場考賦，固然要頌聖。其誇飾的過分了，也遭到扼殺，如北宋熙寧間王安石罷詩賦，元祐復詩賦，至“紹聖初，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壹百”（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五）。前者批評庾賦，乃歷史案例；後者杖“習詩賦者”，具現實功用，“罪”賦之酷，無過於斯。
當然，回到袁宏《東征賦》的“稱人”與“罪人”，又具有魏晉時代的特征與風貌。從前引兩則文獻來看，賦文中壹則以“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勛，為史所贊”稱頌陶侃的業績，壹則以“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稱頌桓彜的功勛，與當時流行的“談賦”與“品人”相關。可以說，興盛於東漢王朝後期的“清議”，多屬品人，所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誠如蔡邕記述當時人評士流領袖郭林宗雲：“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郭泰碑》）迨至魏晉“清談”，則“品人”而多及“談文”，於是談賦之風也就兼及評騭人物。如《世說新語·文學》載庾撰《意賦》事適證“言盡意”與“不盡意”之理：“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作為元康間名士，庾自謂老、莊之徒，而據《晉書》本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可見其因“多難”、懼“嬰禍”而“豁情”，以老莊自然觀對待人生，消釋悲哀情緒，以期於通達知化。然談賦“在有意無意之間”，既是對“言盡意”與否的壹種藝術回應，並成為賦學與玄學***存的名言雋旨，又是以賦豁情，表現出對人生的詮釋。
《世說新語》中也有直接以賦評人例，如《賞譽篇》載：“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許詢用《琴賦》語分別品評劉惔、司馬昱（晉簡文帝），以“談玄析理”的學養與能力判其特征，且助之以談賦。還有以談賦成公案者，如《言語篇》記述“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其中寄寓自足知止的嘉遁之思。而在《輕詆篇》中，卻另有壹則記述：“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雲：‘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強知人家國事？’”對此，劉孝標註引孫綽《表》語：“中宗飛龍，實賴萬裏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又謂：“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由此可知，孫綽因直諫桓溫於永和十二年請遷都洛陽事，遭致桓溫之譏，而桓氏取資，正是孫綽《遂初賦》的“止足之道”，以彼自詡之語而反諷其未能安於隱逸、不願世用的行徑。這借賦以稱人卻反罪其人，確實在談鋒機趣間寓意非常。
如此談賦品人，又出現兩個面向，壹是當時寫賦的求實之風。觀其理論，最典型的莫過於左思創作《三都賦》且批評漢人賦“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征”，而自詡寫賦“稽之地圖”“驗之方誌”（《三都賦序》）；考之創作，典型例證可取《南齊書·張融傳》所載：宋孝武帝時，張融“作《海賦》……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註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用四句補寫海中之“鹽”，乃模擬袁宏擇賦中數語以稱人之法，以之征實，誠不可忽。於是引出第二個面向，即采取片語警策之法。再以袁宏賦為例，《晉書·袁宏傳》記宏從桓溫北征而作《北征賦》，桓溫令伏滔讀賦至“豈壹性之足傷，乃至傷於天下”時，王珣說“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伏滔說“得益寫韻壹句，或為小勝”。桓溫說“卿思益之”。袁宏應聲續曰“感不絕於余心，溯流風而獨寫”，王珣誦讀品賞良久，對伏滔說：“當今文章之美，故當***推此生耳。”這般推掖，在片言警策，賦家對作品的推敲與斟酌，欲致精微。如《世說新語·文學》記載孫綽“作《天臺賦》成，以示範榮期，雲：‘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每至佳句，（範）輒雲：‘應是我輩語。’”自負與他賞並見。又如作賦諱名事，說的是庾闡《揚都賦》有“溫挺義之林，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句，庾亮求觀其賦，但因賦中“亮”與庾亮名同，為避名諱，庾闡將亮改“潤”，為押“潤”韻，又改“望”為“俊”。正是字斟句酌的片言警策，方可見識袁宏誦賦句以稱人的奧妙。而賦家的自重，乃緣自重賦風習，這也是以賦稱人的壹大要因。
盡管到東漢時宮廷賦家地位已經衰落，但文人重賦至魏晉南北朝而未變，所以才有魏收“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的說法。從袁宏作賦的時代大背景考察，左思創作《三都賦》因受皇甫謐的推介與獎掖，“洛陽紙貴”已是耳熟能詳，同類的故事還有“都下紙貴”，亦可為證。據《世說新語·文學》載，庾闡作《揚都賦》成，呈報同族庾亮，庾亮大為其名價，稱美其賦曰：“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都下，指京城，賦家爭名於朝，也是重賦傳統的壹個寫照。唐人孟棨《本事詩·嘲戲》載：“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嘆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耶？’”陳王，即陳思王曹植。謝莊《月賦》假托曹植與王粲問對構篇，故有宋武帝之說，然其空前絕後之贊，確實沾有當時賦家自珍、自貴且自重的習氣。所以，無論是以“作者”的眼光自詡，還是“讀者”的眼光賞識，這種重賦風氣在具體作品中的放大，才會出現袁宏賦稱人與罪人的極致現象。否則，也不會出現如陶範或桓溫那樣計較壹篇賦對其先公頌揚的要緊與珍重了。
賦為何要稱人，以為頌揚的工具，這又宜考量賦的“述德”傳統。如東漢時班固《兩都賦序》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諷其敗德而頌其有德，取鑒歷史的述德傳統是明確的。也因此，他在《東都賦》中歌頌漢明帝永平禮治謂“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久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肅”等，誠如王充《論衡·須頌篇》對班固賦美明帝“德”的贊賞：“孝明之時，眾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姑不論王氏是否“譽得其實”，然其評賦與作家的述德指向壹致。倘比較漢晉賦家之異，漢人獻賦受到賞識的是帝王，如漢武帝、漢宣帝分別對司馬相如、王褒賦的喜愛，故而賦的述德對象也是帝王；晉代賦家受到常識的是士族，如皇甫謐之於左思《三都賦》、庾亮之於庾闡《揚都賦》，故其述德對象多為士族，袁宏《東征賦》對陶、桓二氏的稱美即為典型。賦如果頌不得體，諷不及義，難免獲“罪”，即使大賦家如揚雄也是自愧“勸百諷壹”而“悔賦”終生，袁宏作賦面臨的尷尬與危懼，更令人毛骨悚然。
人雲“盛世作賦”，可見“頌”是賦體的壹大屬性，只是或在嚴酷的專制下，或在“臨以白刃”的險象前，賦家的稱人與述德，安得言而由衷，這恐怕不僅是賦家的“過”失，也是文學遭“罪”了吧。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