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說：“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壹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見，他所理解的“博學於文”是和“家國天下”之事相聯系的，因而也就不僅僅限於文獻知識，還包括廣聞博見和考察審問得來的社會實際知識。
他指責王學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學以求壹貫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壹之說”，說明他所關心的還是“四海之困窮”的天下國家之事，所註重的自然是“經世致用之實學”，這也就是顧炎武“博學於文”的為學宗旨。
“行己有恥”，即是要用廉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言行。顧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等處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屬於“行己有恥”的範圍。
有鑒於明末清初有些學人和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而喪失民族氣節，他把“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結合起來，強調二者的關系。他說：“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是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認為只有懂得羞惡廉恥而註重實學的人，才真正符合“聖人之道”。否則，就遠離了“聖人之道”。所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既是顧炎武的為學宗旨和立身處世的為人之道，也是他崇實致用學風的出發點。
此外，顧炎武“博學於文”的為學宗旨的壹大特色，是他不僅強調讀書，而且提倡走出書齋、到社會中去考察。他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猶當博學審問。……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讀書與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提出和運用，開創了清初實學的新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