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男女的浪漫社交
在封建社會，廢立之事可謂充滿兇險，壹旦失敗，那就是犯了“謀反”、“犯上作亂”之罪，腦袋就要搬家，所以，霍光雖然當時在朝裏極富威望，但也覺得單憑壹己之力，有些難以勝任，必須得找幾個幫手。
這些幫手找誰好呢?思來想去，霍光想到壹個人，這個人姓楊，名敞，時任丞相，官封安平侯之爵位。但霍光是身為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又不便於親自去和楊敞商談廢立之事，於是，他暗派得力助手，時任大司農之職的田延年去楊府遊說。
到了楊府以後，田延年把霍光要行廢立之事說了出來，楊敞壹聽，心裏十分緊張，“懼不知所雲”。田延年壹看事情要僵，就假托起身更衣，楊敞的夫人是壹位識時務的女子，她見丈夫已經聽聞了廢立大事，現在態度曖昧，恐怕不久大禍就要臨身，心中十分恐慌，於是立即說服楊敞，她說：“廢立是國家的大事，現在大將軍霍光派大司農來告訴妳，這是別有壹番深意的。相公您若是不與大將軍同心同德，反倒猶豫不決的話，第壹個遭殃的壹定是您!”楊敞因為曾經給霍光當過大將軍幕府司馬，深知霍光的脾氣，覺得妻子說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想過早表態。楊敞的夫人沒辦法，只好自己出面。“延年從更衣(處)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令”(《漢書·楊敞傳》)——與田延年兩個人壹起研討出路，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這個時候還是處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禮制還不十分健全，因此，有人認為這條史料不足為據，那麽，我們不妨再引幾條漢朝的例子。
我們知道，漢朝自叔孫通裁定禮儀規犯之後，可謂百禮俱備，但這個時候男女相見之事例卻屢見於史書。
《漢書》上記載了這樣壹段歷史，西漢第八任皇帝昌邑王劉賀，因為不守祖制，放蕩不羈，在為其前任皇帝服喪期間，鬥雞玩狗搞女人，因而被時任大司馬、大將軍，官封博陸侯的霍光等人所鄙視。為了使漢高祖劉邦開創的基業不至於毀在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手裏，霍光決定奏請皇太後，廢掉劉賀，改立新主。
無獨有偶，班固在《漢書》中還提到另外壹些上流社會非婚、非親男女之間交往不避嫌的故事。
《漢書·周昌傳》上寫道:“周昌者，沛人也。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後側耳於東廂聽，見昌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故事中的周昌是劉邦的老鄉，素以直言敢諫著稱，是個認理不認人的直臣。他入宮奏事正遇上皇帝和愛妃調情，這說明當時的君臣並不是只在純男人的世界裏交談，手下的人知道皇帝與妃子娘娘調情，而又敢放周昌入宮，這說明當時人於男女之防並不看重。周昌見了皇帝與戚姬在壹起，抽身而走也並非是因為他怕見女人，而是因為皇上耽於女色，所以，當劉邦問自己是什麽樣的帝王時，周昌答以“桀紂之主也”。
周昌政治生涯中最為得意的壹件事是阻止劉邦廢太子。劉邦其人，好色成性，呂後本是其正妻，但他卻深愛小妾戚姬，因愛屋而及烏，對戚姬所生的劉如意看起來分外順眼，所以，想要廢掉呂後所生的太子劉盈，改立如意。廢長立幼，本是件理虧的事，而由於劉邦刻意堅持，所以，反對者大多數只好“知難而退”。但周昌卻不看臉色認死理，他素有口吃的毛病，壹著急就冒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期期以為不可”把劉邦給逗樂了，於是廢太子壹事暫告擱淺，壹直為兒子的命運擔憂，躲在幕後偷聽的呂後心花怒放，在周昌退朝時與周相見，而且屢屢言謝。
最為驚世駭俗(當然是驚後人之世，駭後人之俗)的是司馬遷《史記》中提到的另外壹件事。
漢景帝時，郅都為大臣，有壹次景帝遊幸上林苑——上林苑地在今陜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戶縣交界處，占地約二百多華裏，苑內放養禽獸，供皇帝射獵之用，並建有離宮、觀、館數十處，大文豪司馬相如曾有《上林賦》記其侈。這次遊幸，隨侍的人不多，只有郅都跟在皇帝身後。郅都是西漢河東大陽(今山西平陸東)人，景帝時，他任濟南太守，誅殺當地豪強，以功遷升中尉(官名)，執法嚴峻，被當時的貴戚、列侯視為“蒼鷹”。
正在遊玩之間，景帝卻突然命郅都去代他召愛妃賈姬——賈姬當時正在廁所裏，郅都當然覺得此時去叫正在“方便”的賈姬，實在是有些不“方便”，但漢景帝卻很不高興，後人論之曰:“帝姬處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輕漫乎？”但景帝當時卻確實動過這樣的念頭。
景帝的老爸漢文帝劉恒有壹次遊幸上林苑，袁盎隨侍在側。袁盎即爰盎，曾歷任吳相、齊相等職，是當時有名的遊俠，此人也向以俠義自許。這壹天與文帝同行的內宮眷屬，除了皇後以外，還有壹位謹夫人，謹夫人其時正得帝寵，所以，如日中天的她竟不顧禮節與皇後並排而坐，並且壹點也不感到不安；袁盎突然豪氣幹雲，舉步上前，拉起謹夫人，把她推到皇後的身後。
西漢時男女之防不大，東漢呢？
提到東漢，人們往往會想到“強項令”董宣，董宣曾任洛陽令，光武帝之姊湖陽公主的家奴故意殺人，別的官吏壹聽說是公主府的人幹的，都退避三舍，但董宣卻趁公主駕車出外之機，誅殺了惡奴。這壹打狗不看主人的舉動惹惱了公主，壹狀告到光武帝劉秀那裏，劉秀想當和事佬，就命董宣與公主見面，想讓董給公主賠個不是，叩個頭，但董死活不叩頭，因而落下個“強項令”的美名。
在這段史實中，董宣可是和公主見了面的。
東漢末年，有壹位很有名望的女文學家、女詩人名叫蔡琰(通稱蔡文姬)。此女博學有辯才、通音律。初嫁河東衛仲道，衛亡，回歸母親。漢末大亂，蔡文姬被董卓部將所擄，後流落“番邦”，嫁匈奴左賢王。愛才惜才的曹操念及故交，用金璧把蔡琰贖回，令她再嫁董祀。後董祀犯法，蔡文姬光著腳、披散著頭發，到曹操和壹大屋子男人聚會的地方為丈夫求情，從死神手中救回了丈夫壹條性命。曹操聽說蔡文姬來了，就對滿屋賓客說:“故人之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願把蔡女介紹給眾人見面，也不避嫌。
三國時代，魏國的鎮北將軍許允因受夏侯玄、李豐等人的連累，被司馬懿逮捕。許允被捕後，他的門生急忙跑去告訴許允的妻子，許妻聞訊安坐織布機旁，神色不變，說道:“我早就知道會這樣了！”
東晉時代，庚友因事被捕，庚友之妻光著腳跑到當時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大將軍府上為夫求情，門衛不讓進，她還與門衛據理力爭。
唐高祖李淵的女兒平陽公主，是有名的“娘子軍”統帥。隋朝末年，李淵起兵時，公主住在長安，公主之夫柴紹棄家跟隨嶽父東進，家裏只剩下公主和壹些家奴，危險的形勢反倒激發了平陽公主的豪情壯誌，她逃到戶縣，散家資招募了數百個青年男子，以此為基礎，組建了壹支娘子軍。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古人所說的“娘子軍”與我們今天的“娘子軍”並不完全相同，那時候的娘子軍中絕大部分是男子。
《舊唐書》上說:“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安祿山是有名的胡人將領，“諸姨”指的是楊玉環姐妹，“妃”指的是楊玉環本人，“帝”是唐玄宗。玄宗皇帝只因為安祿山立有軍功就讓他與貴妃的姐妹來往，並且與貴妃“宴餞結歡”，這說明唐朝人男女之防並不是很大。
到了宋代以後，尤其是南宋以後，由於程朱理學的盛行，男女之防開始森嚴起來。
不藥而卒的胡氏死而復生的陳氏
大約從明代開始，官修的史書《烈女傳》中增加了壹些前所未有的內容。
《明史·烈女傳》載:“胡氏，會稽人，字同裏沈袠，將嫁而袠構父難……袠扶父喪歸，比服闕，始婚。胡年已二十七。逾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絕聲。盡出妝具，治喪事。有他諷者斷發◆面絕之。終日壹室中，即同產非時不見。晚染疾，家人將迎醫，告其父曰:‘寡婦之手豈可令他人視，不藥而卒，年五十壹。’”
這位被列入“烈女傳”的胡氏為亡夫守節，謹守男女授受不親已到了癡迷的程度，以五十壹歲老婦之年，身患重病也不肯請醫生診治，原因就是因為醫生是男人，而其時的醫生診病須碰病人的手(切脈)，所以竟不治而死。
這種烈女是唐以前所沒有的。
再看壹個《明史》中的例子。
《明史·烈女傳》載:“陳節婦，安陸人。適李姓，早寡。孑然壹身。歸父家，守誌坐臥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臨終，謂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樓舉之，氣絕窬時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輩至此？’家人驚怖而下。”
這位陳節婦謹守男女之大防已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不僅生前不與任何男子見面，而且死後還不準男人走上樓擡她的屍體，這種行為，唐以前的史書中也根本沒有。
宋代雖然產生了程朱理學，但《宋史·烈女傳》中所載之烈女，對於男女之大防，也並沒有達到明代以後那樣幾近瘋狂的程度。
茲舉壹例，讀者不妨以之與《明史》所載作壹比較:
《宋史·烈女傳》:“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知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嶽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壹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韓氏的投江而死，主要不是因為落入男人之手，而是因為她身陷“胡兵”之中，所以，她才有“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的慨嘆。
再看壹個《明外史》中的例子。
《明外史·烈女傳》載，有壹個名叫柴氏的女子，是夏縣孫貞之妻。崇禎四年冬，壹夥流賊迫近夏縣，柴氏與丈夫壹起避入山中。那夥土匪搜山時柴氏與丈夫不幸被抓住。賊兵見柴氏生得年輕美貌，不由欲火攻心，壹個人上前捏了捏她的手，號稱“剛烈”的柴氏立刻用牙將這個不認識的男人捏過的肉咬了扔掉，另外壹個賊兵又扳了壹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壹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塊肉，結果，被賊兵用刀活活砍死。
這種為了嚴男女之大防的酷烈舉動是前代史書中所罕見的。
我們不妨與南北朝時的《北史》比較壹下。
據《北史·烈女傳》載: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余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誌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繈褓，願當以身少相感！”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如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割此自誓耳！”
這個後燕時代的“烈女”，她也曾操刀自殘身體，但她自殘的原因卻不是因為有男人摸了她的耳朵，而是想要藉之向父母表示自己不再嫁的決心而已！
從漢代到唐這種自殘身體的“烈女”極少(《烈女傳》中僅有兩個人)，而其自殘的目的都是表明自己不嫁人的決心，並不像明代以後那樣，視異性如“AIDS”(艾滋病)壹樣，壹旦觸及就“毒蛇嚙腕，英雄斷臂”。
綜合上述材料，我們不難發現，雖然早在戰國時期就有人(孟子)提出過“男女授受不親”的口號，但直到唐代，男女之間的界限卻並不像後世那樣森嚴，後妃可與臣子見面(如呂後與周昌)，同事之妻可與別的男子交談(如楊敞之妻與田延年)，皇帝可派大臣去愛妃如廁的地方促駕，大臣也可以把皇帝的妻子拉下寶座，光武向稱“端嚴守禮”，但卻令姐姐與臣子相見，曹孟德素來嚴明，卻願把故人之女介紹給在座的男性來賓，師母與門生論事，妻子與門衛辯言，平陽公主仗義，指揮家奴，收編流寇，成號令三軍之元帥，至於安祿山與楊貴妃姐妹頻繁往來，關系曖昧，已見諸戲劇，此類例子，所謂俯拾俱是。
只是到了宋代以後，男人和女人才成為天上的“參商”，不能相見。
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古代先哲們提出:“男女授受不親”本是為了端正男女之間的往來，並非要人們死死遵守，所以，孟老夫子有“嫂溺，則援之以手”——嫂子掉到水裏，要伸手去救她——的說法。所以，孔老夫子才可以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之實現，而降尊紆貴去見衛靈公的夫人南子。
只是到了後人手裏，為了整肅江河日下的世風，才矯枉過正，把壹本好“經”給念歪了。
我們今天澄清古人並非壹直“男女授受不親”這壹事實，其目的並非是要為男女之間逾禮交往找“古已有之”的理論根據，而是要讓大家明白:任何壹種禮儀制度都有壹個形成的過程，我們既不能厚古薄今，同樣，也不應以今證古。(文章摘自《顛覆歷史》作者:張誌君 出版社: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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