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樹人，號豫才。浙江紹興人。七歲開始讀書，十二歲從壽鏡吾老先生就讀於三味書屋。十三歲那年家裏發生壹場很大的變故，經濟狀況漸入困頓，接著父親壹病不起，使他飽嘗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見世人的真面目”。1898年離開故鄉考進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後又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1902年初畢業後被選派赴日留學，先是學醫，後為改變國民精神，棄醫從文。1909年8月回國。辛亥革命後應蔡元培之邀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供職，後又隨部遷住到北平。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新文學的第壹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正式開始了輝煌的創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繼出版短篇小說集《吶喊》和《仿徨》等。 “四·壹二”反革命政變使其思想產生了飛躍，由此進化論思想為主導，轉向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思想為主導。1930年3月“左聯”成立時，被推薦為常委，成為中國***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的主將。後十年的雜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槍，充滿了唯物辨證的精神。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等專集中。1936年10月19日病逝於上海。毛澤東認為：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筆名主要有過哀時客、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國之少年等。廣東新會人。他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他的壹生，經歷了晚清與民國兩個時期；他的業績，並包了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
梁啟超出生於壹個半耕半讀的家庭，自幼聰穎，四歲開始學習四書五經，九歲即能寫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1890年，他十七歲時拜康有為為師，從康學習四年，受康有為的影響，開始探索挽救祖國危亡的變法維新之術。1894年6月，他隨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次年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梁啟超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上書皇帝，要求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年七月，宣傳變法維新的第壹個刊物《中外紀聞》在京創刊，梁啟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維新團體“強學會”成立，梁任書記，成為康有為進行維新活動的得力助手。
梁啟超的後半生與圖書館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16年，反對袁士凱稱帝的蔡鍔（字松坡）將軍病逝，梁啟超上書大總統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設立松坡圖書館呈》，請撥北海快雪堂設立圖書館。此議得到批準。1923年松坡圖書館成立，後廡奉祀蔡鍔及護國戰爭死難烈士，前楹設圖書館。為此，梁啟超作《松坡圖書館記》及《松坡圖書館勸捐啟》，號召社會各界關心該館藏書建設及資金籌備，"庶仗群力，***襄闕成"。短短時間內，松坡圖書館已經辦的頗有起色。
1925年5月，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北京成立，梁啟超出席並在會上作《演說辭》，備述"建設中國圖書館學"和"養成管理圖書館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具體任務：（壹）、"把分類、編目兩專門組切實組織，……制成極綿密極利便的目錄，務使這種目錄不惟可以適用於全國，並可以適用於外國圖書館內中國書之部分。"（二）、"擇壹個適當都市，建設壹個大規模的圖書館，全國圖書館學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這是因為"壹則財力不逮，二則人才不彀，與其貪多鶩廣，鬧得量多而質壞，不如聚精會神，不如將'壹個'模範館先行辦好，不愁將來不會分枝發展。"(三)、"在這個模範圖書館內設壹個圖書館專門學校，除教授現代圖書館學外，尤註重於'中國的圖書館學'之建設。"（四）、與私人藏書樓不同，這個圖書館"提倡不收費"，"許借書出外"。（五）、"另籌基金，編纂類書"。在本次會上，中華圖書館協會舉行董事會第壹次會議，公選梁啟超為董事長。
1925年梁啟超兼任國立京師圖書館（館址在方家胡同）館長和北京圖書館（館址在北海慶霄樓）館長，至1927年6月卸任，秉館長職壹年有余。
從1925年起到1929年梁啟超病逝前，梁啟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做了大量實際工作，其中重點還在於"建設中國圖書館學"和"養成管理圖書館人才"兩件事項上。1925年12月20日梁啟超在至副館長李四光、圖書部長袁同禮的信中說："購書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為幾種專門雜誌，最好能自第壹號搜起，購壹全份，例如《史學雜誌》、《史林》、《支那學》、《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學雜誌》、《東洋學藝》、《外交時報》等。"1926年4月14日至張元濟的信說："聞東方圖書館購取孟蘋蔣氏密韻樓之藏，神往無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見讓者，願為北京圖書館求分壹臠，則南北學者，胥渥嘉惠，寧非盛事。"
在爭取圖書館辦公和購書經費方面，更讓梁啟超費盡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啟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禮："頗聞日人之東方文化會眈眈於方家舊籍，吾館似不能不乘此時急起直追……。"在至任誌清等人信中又雲:"館中國寶甚多，仆屍館長之名，而未舉其實，萬壹有疏虞，責將誰卸？半年以來為茲事寢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張東蓀信雲："此館誠為美庚款所辦，但款極有限，開辦費僅壹百萬元，建築及購書在內（現所劃建築費僅六十萬元，實不成門面，余三十五萬供購書費），無法敷分配，每月經常費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將自己十余年來在永年保險公司所買保險單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撐經費周轉，半年之間，***墊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啟超因身體狀況，辭去館長職務。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
康有為(1858～1927)清末資產階級改良派領袖，後為保皇派首領。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1895年（光緒二十壹年）進士。初年從簡鳳儀受傳統儒學。繼從朱次琦學，朱主“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力除漢、宋門戶之見,而歸宗於孔子。康有為受其影響，始覺“日埋古紙堆中,汨其靈明,因棄之”,“靜坐養心”。國家的危亡,現實的刺激，使他對舊學發生懷疑。1879年,接觸到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當時的改良思潮。後遊香港,以為“西人治國有法度”。1882年,過上海,購讀各種西書譯本和報刊，開始向西方尋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內外篇》和《實理公法全書》，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學通議》，主張“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禮》，企圖揉合古今中西之學，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鑒於中法戰爭後“國勢日蹙”,形勢險惡,第壹次上書光緒帝，指出日本“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粵後，受今文經學家廖平啟示，“明今學之正”。1890～1893年，在廣州、桂林聚徒講學,著有《長興學記》、《桂學答問》,主張“勉強為學，務在逆乎常緯。”運用今文經學講求變革，將《公羊傳》的“三統”說闡發為“改制”、“因革”的理論，“三世”說推演為“亂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會歷史的演變程序，認為只有變法，才能使中國富強，最後達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學偽經考》，謂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是新莽壹朝之學，“非孔子之經”（見經今古文學）。用以推翻古文經學“述而不作”的舊說，打擊封建頑固派的“恪守祖訓”，為掃除變法維新的障礙準備理論條件。繼又編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次年，《馬關條約》簽訂時，他正在北京應會試。聽到與日本議和，割讓奉天沿邊及臺灣壹省的消息，震驚憤慨，於5月2日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壹千三百余人發動“公車上書”,極陳時局憂危,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並在政治、經濟、文教等各個方面,提出了具體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綱領。會試榜發,康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書》中,再次闡述變法的理由和步驟,提出富國、養民、養士、練兵的自強雪恥之策。接著，又上“第四書”,正式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8月17日,創《萬國公報》,宣傳“新法之益”。11月中旬（壹說為八月），與帝黨開明官僚文廷式、陳熾等創立強學會，改《萬國公報》為《中外紀聞》。隨後赴上海設強學會,創《強學報》,推動各地設立學會、報館、鼓吹變法維新。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康又趕赴北京，上書光緒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還向光緒帝提出不變法即將亡國的嚴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緒帝命王、大臣傳康有為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問話。康批駁了榮祿“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思想與李鴻章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講述了變法的必要性和具體措施。經翁同□奏報推薦，康有為上書統籌全局,請誓群臣以定國是,設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於北京成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根據翁同□、徐致靖、楊深秀等人建議,光緒帝於6月11日下詔明定國是，宣布變法。康有為亦於6月16日被光緒帝召見，深得倚重。康又將所撰《俄大彼得變法考》、《日本變政考》等進呈。在維新變法期間，康有為叠上奏折，起草詔令，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議，與譚嗣同等全力策劃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模式改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見戊戌變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光緒帝支持下，聯合壹部分帝黨官僚，雖然力排舊議，銳意維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勢力的極力反對，時時準備撲滅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為名,將康通緝。康有為由北京逃滬轉港,又離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國，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皇會，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後、榮祿、剛毅等頑固勢力為宗旨,成為保皇派首領。次年,義和團運動發生,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策動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軍“勤王”,雖言定在海外籌辦經費,卻遲遲不寄。自立軍因宗旨模糊,經費無著,旋即失敗。康亦再無作為。1901～1903年間,他在印度撰《大同書》、《中庸註》、《論語註》、《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諸書，闡述“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的改制說，反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1907年，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後正式定為“帝國憲政會”），成為推動清政府實施憲政的政治團體。辛亥革命成功後，康仍以為“***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鼓吹“虛君***和”。1913年返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誌，發表反對***和、保存國粹的言論，並任孔教會會長。1917年和張勛策劃溥儀復辟（見張勛復辟）,迅告失敗。晚年在上海辦天遊學院,講授國學。康生平著作甚豐,有人統計,達壹百三十九種。臺灣蔣貴麟輯成《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炳麟，號太炎，浙江余杭人。少從俞樾學經史，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和《經世報》編輯，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1898年避往臺灣，任《臺北日報》記者。1899年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1902年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號召推翻滿清政府。旋回國與蔡元培等***組中國教育會，設立愛國學社。1903年在《蘇報》上發表革命排滿文章，被捕入獄。1906年出獄後東渡日本，參加中國同盟會，主編《民報》。後與陶成章等重組光復會，任會長。辛亥革命上海光復後回國，宣傳“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宋教仁被刺後，參與反袁鬥爭。1917年7月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1922年在上海組織聯省自治促進會，1924年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立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年病逝於蘇州。
嚴復（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復考入了家鄉的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為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回國後，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 他的譯著既區別與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壹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壹代國人。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於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於這樣壹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壹層的憂慮，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壹，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彜倫道德文章於不墜。”這壹行為在當時稱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為多受世人的指責。
鄭觀應(1842.7.24—1922.5)，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待鶴山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父親鄭文瑞是壹個無功名的讀書人，在家鄉設帳授徒，並督促鄭觀應習帖括之學。鹹豐八年（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遊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次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壹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務。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後掌管洋行的絲樓，並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時進入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語，並對西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知識產生了濃厚興趣。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次年，受聘為該公司總理之職並兼管帳房、棧房等事，鄭觀應著手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太古船運生意頗為紅火。鄭觀應同時還投資於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也交納日深。光緒六年（1880年），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壹書，書中提出了壹系列以國富為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主張向西方學習，組織人員將西方國富強兵的書籍翻譯過來，廣泛傳播於天下，使人人得而學之。並主張采用機器生產，加快工商業發展，鼓勵商民投資實業，鼓勵民辦開礦、造船、鐵路。對華洋商稅賦不平等的關稅政策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主張“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遏來源”的保護性關稅政策。鄭觀應在《易言》中還大力宣揚了西方議會制度，力主中國應實行政治制度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制。光緒四年（1878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劄委鄭觀應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八年（1882年），鄭觀應與太古洋行聘期屆滿以後，正式脫離太古，接收李鴻章之聘，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上任伊始，即擬“救弊大綱”十六條上呈李鴻章，從得人用人、職責相符、賞罰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壹系列建議並付諸實施。對外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價競爭，鄭觀應親與二洋行交涉簽訂了齊價合同。由於他的內外治理，輪船招商局的營業額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鴻章擢升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總辦。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自薦並經王之春推薦，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調鄭觀應前往廣東，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彭玉麟與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襲擊法軍糧草儲存地西貢，派鄭觀應潛往越南西貢、柬埔寨金邊等地偵察敵情，並謀聯絡南洋各地人士襲擊法軍。回到廣州後不久，法國艦隊進攻臺灣，鄭觀應建議與法軍決戰，並條陳作戰建議七條。旋被委任辦理援臺事宜，鄭觀應隨即去香港租船，向臺灣運送軍隊和糧草彈藥。於此同時，鄭觀應被織布局案和太古輪船公司追賠案所纏繞。前壹案是由於中法戰爭期間上海市面銀根抽緊，股票大跌，使織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現虧損，經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來清理局務，發現總辦龔壽圖有挪用公款的行為，而龔壽圖卻攀誣鄭觀應經營不善，鄭觀應只得墊出兩萬金了結此案。後壹案由於鄭觀應離開太古時所推薦的繼任者楊桂軒經營不善，挪用公司款項，致使太古公司損失十萬余元，太古援引保人虧欠有償還義務的法律，將鄭觀應扣留於香港追索賠款。經過這兩件案子，鄭觀應已是心力交瘁。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感慨道：“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於外，父兄妻子怨於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惟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於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於是退隱澳門，寄情山水，將全幅精力用於修訂重寫《易言》，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壹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於殺青。《盛世危言》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壹帖拯危於安的良藥。洋務幹將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以後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上而以此輔世，可謂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議會政治；這壹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經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張大之。他認為“專制政體利於官，利於外人耳。利於官者，借壓力以剝削百姓；利於外人者，借官力以壓迫百姓。”竭力主張速行君主立憲，針對清政府在這壹問題上的頑固和強硬態度，以及英國、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後的成效，鄭觀應憤憤說“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不亟行哉？噫！傎奕！”並主張賦予議會以“攬庶政之綱領”之權。為了君主立憲能順利推行，鄭觀應還提出了壹系列與之配套的內政改革，主張廣辦報紙，以使下隱可以上達，並對大小官員起輿論監督作用，以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主張改革官員選拔制度，官吏應由民選產生，淘汰冗員和年老讓賢。“延聘名師，廣開藝院”。認為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註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他說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制造日廣，國勢日強”。主張大力翻譯西方書籍，改革科舉考試，增設格致、電子、醫學等新科目，錄用精通西學的人才。在經濟方面，鄭觀應提出了著名的“商戰”理論。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采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並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既然“我之商壹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壹日不輟”。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該書壹出，朝野震動，各界人士紛紛爭閱，求書者絡繹不絕，以致壹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場考試也常以書中所談時務為題目。禮部尚書孫家鼐將該書推薦給光緒皇帝，光緒讀畢嘉嘆不已，詔命分發大臣閱讀。該書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後世，如康有為、孫中山即頗受該書影響，毛澤東年輕時也經常閱讀《盛世危言》。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月，鄭觀應蟄久思動，自請盛宣懷舉薦，由李鴻章委任為開平煤礦粵局總辦，負責購地建廠，填築碼頭。第二年李鴻章再度委任其為招商局幫辦，整頓經營不景氣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鄭觀應即與最大競爭對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簽齊價合同。並擬出《整頓招商局十條》，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並整頓條陳》十四條，內容涉及到開源節流及具體經營方略。十九年（1893年），鄭觀應微服尋視長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調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經營情況，後又巡視汕頭、廈門、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戰爭前夕，鄭觀應上書清廷說日本人將偷襲清軍，開戰後，又多次上書提請防備日本奸細、采取不準日本人使用電報密碼等措施，報告日軍運送軍械的情況，決定將招商局部分船只撥作軍用以運送人員軍械。日軍攻占東北後，鄭觀應等將招商局輪船20艘“明賣暗托”於德、英等國洋行，掛外國旗照常行駛，並上《條陳中日戰事》，反對向日本乞和。戰爭結束後，鄭觀應將輪船全部收回，並堅決反對《馬關條約》。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次年元月，兼任粵漢鐵路總董。五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稱為會同辦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李鴻章死後，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奪為己有。鄭觀應離開招商局，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旋因王之春被革職而去職赴粵，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旋因“守制”去職。宣統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次年，盛宣懷任命鄭觀應為會辦，全權委托鄭觀應整頓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武昌起義爆發後，鄭觀應自川回滬。民國以後，鄭觀應傾主要精力辦教育，並兼招商局公學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十年（1921年）四月，鄭觀應致書招商局董事會，請求辭職退休。壹年後，病逝於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