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明朝還有壹項制度，就是言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撓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
那有這麽嚴重嗎？
魏征是唐朝最有名的諫官，協助唐太宗，成就了太平之世。
明朝的言官制度，是和魏征的敢於直諫，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說到這，或許我們會感到思想上的不適應，因為朱元璋懲治貪汙的事情，聞名於世。
朱元璋的嚴厲，和明朝推行言論自由的言官制度，存在著必然聯系嗎？其實不然。
大臣們也可以放開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如果妳有想法，就不要害怕得罪皇帝。
久而久之，明朝就形成了壹種作風，而且是壹種很偏激的作風，那就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誇張。
更主要的是，往往有些事情，是捕風捉影的，而且是小道的消息，並且所關心的並不是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借刻薄的言語能夠嘩眾取寵。
主要的目的就是撈取政治資本。
這與魏征的敢於直諫的態度，是有著本質區別。
在我們的印象裏，敢於罵皇帝，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要受到很大懲罰的。
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明朝絕對是壹個例外，敢於罵皇帝，而且是直接的罵，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名的。
如明朝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所上書的《酒色財氣四箴zhen書》，直接把皇帝描繪成了好色、貪婪、殘暴無能，而且壹無是處的皇帝。
但是，萬歷皇帝給他的處分只不過就是革職為民。
明朝再殘暴的皇帝，有個好處，就是不願意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
有了這個先例，就可以直接導致了萬歷皇帝30年的怠政，就是所謂的六不做，“不效、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歷執政的前10年，是明朝的壹個很輝煌的瞬間。
因為萬歷皇帝實在難以忍受絡繹不絕，群狼式、暴風雨的謾罵。
所以，萬歷就選擇了“六不做”，任他們罵去吧。
更可恨的是，
比如崇禎年間與清議和這件事吧，此時是內憂外患，無疑議和是最好的選擇，可以給明以喘息之機，先解決李自成/張獻忠等等，可議和這件事擺到臺面上時，言官壹個接壹個跳出來反對，先罵支持議和的人，再潛臺詞裏罵崇禎，讓議和的事情談崩了。
說嚴重點，明朝亡，言官，在歷史的重要的時刻，在太多關鍵的時候不應該，也不能讓這部分群體，自由的發揮，不能做到有的放矢，任意地跳出來反對，影響決策。這本身就是國家安定的不尊重的重要的因素。
孔子曾有言“苛政猛於虎”，而在明朝，這些文官“罵聲是絕對猛於虎”的。
敢於直諫，是好事，魏征絕對是壹個榜樣。但是無端的放縱，而且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並且嚴重的幹擾了國家的正常的運行，這絕對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