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經上》說：“體，分於兼也。”（兼，整體；體，部分。）《說》解釋：“體：若二之壹，尺之端也。”（尺，直線；端，點。）義即“個體是從全體分出來的”，這標出世界是壹大全（兼），物類（體）是從大全分出，而個體（端）則是從物類分出，所以世界通體相關。從這種宇宙觀引出的社會觀是：社會是壹整體，人類是壹整體，所以個人（或國家）不能彼此相外，而應彼此相兼，這就是墨子的整體主義或集體主義。從這種整體主義產生的政治倫理或道德，則為“兼愛”，從這種整體主義產生的政治組織或體制，則為“尚同”。
“兼愛”是墨學的中心思想，墨子認為人們只有“兼相愛”才能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兼愛中》）
“兼則仁矣義矣”（《兼愛》）。
仁。《經上》說：“仁，體愛也”。《說》解釋：“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體，分於兼也”，人類是兼，個人是從兼分出來的體。可見“體愛”者，則任何個人皆愛之也。任何個人皆愛之，則盡愛而無遺了。這就是墨子“愛無差等”的兼愛論。《說》則進壹步闡明：人與我同出於兼，故愛人如愛己。愛己非為用己，則愛人亦非為用人。至於愛馬者為用馬也，故愛人不同乎愛馬。愛人如愛己，己在所愛之中，是謂 “兼愛”。
“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兼愛中》）這裏所說的“兼愛”，就是把別人的國、家、身當作自己的國、家、身看待，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以孝論兼愛，墨子曰：“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兼愛下》）這段話以孝為例論述了愛無差等的思想。墨子認為必須先去愛別人的父母，別人才會返過來愛我們的父母。墨家“愛無差等”賦予每壹個人以平等的愛人與被愛的權利、平等競爭及進取機會，這就是人格的平等。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信任就會形成壹個和諧的社會氛圍。
義。《經上》說：“義，利也” 《說》解釋：“義：誌以天下為芬（分），而能（善）利之，不必用。”也就是說，立誌以利天下為自己份內之事，而不必計較個人得失。因為“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大取》），“則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之中”明矣。當別人和自己的利益沖突時，人們應該為了天下人的利益，犧牲個人的利益。《大取》說：“殺（壹）人以存天下，非殺（壹）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也。”這種“殺己以存天下”的精神，體現了舍己為人的兼愛品德。此即《經上說》所說：“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墨家的整體主義、利人主義，雖不能等同於為人民服務和社會主義人際關系，但是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乏借鑒價值。
墨家提倡的“兼相愛”，即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闡發為普遍的愛壹切人。《小取》說：“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這是說，不愛某些人就是不愛人，可是，愛人，必須是普遍地愛壹切人。用現在的話說，愛人就是愛全人類。他們認為，這種愛既不分眾寡，也不分古今。《大取》說：“愛眾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上）世與愛後世，壹若今之世人也。”“有”，又。這是說，愛多數人和愛少數人是壹樣的；愛古代的人和將來的人，如同愛當今的人壹樣。這樣，墨家便將兼愛說引向了泛愛主義。
安定有序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具備的基本特征之壹。所謂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若想實現穩定壓倒壹切，維持安定有序的社會秩序非常重要的壹方面就是要建立社會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使人民群眾的意見能夠充分表達出來，以便能夠依法及時合理地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
墨子所主張的“尚同”，即思想上政治上的集中統壹，並不是在下者無條件地服從在上者，而是以在上者了解下情、順從民意為前提、為條件的。
墨子強調：“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所謂“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按照人民大眾的“善非”意願賞善罰暴，治理國家，“則國必治”。如果“不得下情”，“不明於民之善非”，違背民意，獨斷專行，“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則“國眾必亂”（以上參見《尚同下》）。所以，不能把“尚同”簡單地理解為只是在下者服從在上者，而應該看到另壹面，即：墨子主張的集中統壹，是在民意基礎上的集中統壹，他強調執政者首先要以百姓之“善非”為“善非”，按百姓的意願和利益辦事，然後百姓才能上同於執政者。
墨子“尚同”中的天子，絕對不是那種獨視、獨聽、獨斷的專制君主，而是時時註意體察民情、順從民意、“上下情為通”（《尚同中》）的“明君”。墨子強調執政者要傾聽、重視普通百姓的意見。對天下百姓、人民大眾，“必須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通“雖”）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尚同下》）。執政者只有為民興利除害、得到人民大眾的擁戴，才可能“達名成功於天下”（《親士》），“江河之水非壹人之水也，千鎰之裘非壹狐之白也”（《親士》），執政者要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和人民的力量。“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強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尚同中》）。墨家“尚同”不是提倡君主專制，而是主張為政首先要“上下同義”，還要“上下通情”。現今在中國***產黨的領導下人民當家作主，中國***產黨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擁護、愛戴著中國***產黨。這就擁有了實現“尚同”的現實基礎和可能性，所以我們要同心同德、齊心協力以確保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國家、社會安定團結。
墨學以兼看社會，則“人類壹體、四海壹家”，故墨子的“兼愛”“尚同”皆從這壹觀念出發。而闡明“社會壹兼”的原理，則在“仁愛義利”之說；所謂“仁：愛也”，則任何人都愛，愛無差等，是謂兼愛；所謂“義：利也”，則以利天下為己份內事，而又能善利天下，不必於己有用，是謂公利。人我壹體，故“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四海壹家，故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之中。可見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之說，是愛與利相結合，人與己相關聯，則仁義不是空談，而是與現實生活密切聯系起來的。這是墨子兼愛論的特色，有別於唯心論的博愛。值得註意的是，墨學的時代局限性註定了“兼愛”這種道德理念，在階級社會中不可能成為現實。只要有等級差別的存在，就不可能實現兼相愛。在等級制的社會中，上下等級不可能是平等的關系，總是有壹方支配另壹方。現今，我們社會主義東方大國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全新社會制度。這就為真正意義上建立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奠定了現實基礎。我們應積極的開采、利用墨家整體主義、泛愛主義、利己主義等寶貴思想資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