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曾指出：“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為 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 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 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後逐漸發展起來的新型文化，學術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與界定，也不失為進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範疇。按周壹良的說法：普遍存在於 各個文化領域並反映文化的本質特征與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稱為深義文化。準此而論，宋型文 化也應該有其反映本質特征與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體說來，可以概括為幾個方面。
1．多元並存的兼容精神
陳寅恪認為：“六朝及天水壹朝思想最為自 由”。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為祖 宗家法。“優待文士”、“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 人”等具體而微的政策導向與家法規定，導致政 治氛圍相對寬松，文化管理較為開放，有利於形成 多元並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為宋代知識分子的壹般價值取 向，這在宋學的開放性與自由度上表現最為充分。 表現之壹，宋學各派能夠“學統四起”，寬容並存。 神宗以後的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與蘇氏蜀學，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與浙東事功學派， 雖然主張不壹，甚至針鋒相對，但都落在同壹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內。不同學派之間也能夠實事求是 肯定對方學術的可取之處。程朱學派盡管對王安 石學術持激烈的批判態度，但朱熹仍認為“王氏 新經盡有好處”。表現之二，理學本身能夠兼收 並蓄，為我所用。宋代重要的思想家無論是程朱 派，還是心學派，幾乎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歷，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關於宇宙論和 認識論的成果，來重建自己的理論體系。 兼容精神也鮮明表現在宋代儒、佛、道三者關 系上。宋朝君主公然承認“三教之設，其旨壹 也”，明確號召“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 世”。兩宋時期以儒學為主體，以佛、道為輔翼的 文化格局最終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處，相安無 事。不僅新儒學各家出入佛老，佛門也在學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圓被陳寅恪推許為“於宋代新 儒家為先覺”，他就宣稱“三教之大，其不可遺”。 道教則從佛教哲學中汲取養分，將其融人自身的 養生思想，進壹步向儒家士大夫滲透；同時吸納佛 教因果輪回思想與儒家綱常倫理學說，向普通百 姓滲透。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並行 不悖，不但儒家學者與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還， 普通百姓讀儒書、拜佛祖、做齋醮更是習以為常。 兼容精神還表現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關系 上。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市民文化的興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壹大特點就是世俗化的傾向。士大 夫不僅以寬容的態度接納了世俗流行的下層文 化，也有意讓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發展道路。在文學領域，雅文學與俗文學之 間，呈現出突破文體畛域進而融會貫通的趨勢；以 詩文言誌傳道，以詞曲言情遊戲，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學活動裏能夠各得其所；及至蘇軾以後，又在詞 這壹俗文學體裁中，加入言誌傳道的傳統內涵。 在藝術領域，不僅院體畫、文入畫與民間畫齊頭並 進，各臻繁榮，張擇端、李嵩等畫院畫家更以《清 明上河圖》與《貨郎圖》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聞名於世。在宗教領域，影響宋代的最大佛教門 振是雅化的禪宗與俗化的凈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於士大夫階層，後者主要普及於普通民眾。但禪 宗從唐代慧能以來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禪的 蛻變，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趨勢；而宋代悅禪的學 者兼弘凈土的不在少數，則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大足石窟與晉祠宋塑所凸現出來的世俗化傾 向，也折射出宗教藝術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這種兼容並蓄的過程中，宋代的士農 工商不斷吸收、消化、借鑒、融合其他異質文化，創 造出燦爛輝煌的宋代文化。
2．開放批判的創新思想
宋代文化決不是人們誤解的那樣，純然是封 閉保守的，而是壹種開放創新的文化類型。這種 創新意識，在宋代文化各個領域幾乎都有出色的 表現。 首先是思想領域的疑經思潮。宋儒壹反對前 代儒家迷信經典、謹守故訓的傳統，先是對漢唐傳 註，進而對經典本身表示懷疑。疑傳派主要活躍 於宋仁宗親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孫復、石介等。疑 經派從仁宗親政後發難，以歐陽修懷疑《周易》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懷疑《詩》《書》，始終綿延不 絕，代表人物包括李覯、張載、程顥、程頤、劉敞、司 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鄭樵、朱熹、葉適等130 位知名人士，懷疑對象遍及儒家十三經。疑經思 潮搖撼了儒家經典的神聖地位，有突破藩籬、解放 思想的作用。宋學思想家不避權威而好持異論， 由疑古非聖進而議古擬聖，分別撰寫了“自出議 論”的思想著作，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繼先秦諸子 百家以後又壹個群星璀璨的時代。 其次是政治領域的改革思潮。整個兩宋， “變風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終居於時代的主 流。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驅，其後“方慶 歷、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李覯即其代 表；而範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王安石推動的熙豐 變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傑出實踐。向來被視 為反變法派的司馬光、蘇軾等人實質上也主張變 革，各方爭論焦點僅僅在於如何進行改革。南宋 浙東事功學派仍以政治改革為其核心內容，而朱 熹作為其論敵也有政治改革的強烈訴求。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還在不斷呼籲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領域的別開生面。慧能在中唐創 “不立文字”的禪宗，實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佛 教。宋代又有創新，通過“頌古”、“拈古”、“評 唱”，“擊節”等文字禪的形式，把禪宗特有的思維 方式推到了更為成熟的階段，將對外在天國的追 求轉變為內在的心理調適，真正達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歡迎。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創新，鑒於外丹道頗難實證的 經驗教訓，陳摶、張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綱常倫理 與禪宗的心性之學，建立了完善的內丹學，取代外 丹術成為道教修煉的主流，為金元之際新道教的 出現奠定了基礎。 復次是文學領域的推陳出新。緊接著唐代文 學的恢宏輝煌，宋代文學在創新上面臨著嚴峻的 挑戰。但宋代文學家大膽嘗試“以文為詩”、“以 詩為詞”、“以文為詞”，“以散文為賦”，也使宋代 文學取得了有別於前代文學的相應成果。而傑出 的文學家又註重個人文風的標新立異，“言語文 章，未嘗相似”；以散文而論，歐、王、蘇、曾都有 獨特的風格，各極其致而各異如面。《滄浪詩話》 的“以禪喻詩”，也在文學批評領域獨辟蹊徑，別 出機桿。
3．積極實用的經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積極昂揚的人世型文化，講究履 踐，註重實用，強調經世，從根本上關註入怎樣生存 發展、國家如何安寧強盛，體現出壹種淑世情懷。 宋代文化的經世理念在各文化領域有廣泛的 表現。在教育領域，宋人強調“聖門實學，貴在履 踐”。胡瑗在蘇湖教法中“時取當時政事，俾之折 衷”，還設立邊防、水利等專門學科，培養實用人 材。張載在關中講學，也是“語學而及政，論政而 及禮樂兵刑之學”。”在史學領域，經世理念表現 為：壹是註重當代史的編撰，為現實服務；二是重 視春秋學的研究，嚴華夷之辨；三是強調史論的發 揮，以借古諷今；四是標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為 鑒。在科技領域，解決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成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方誌的興起，是地理學服務 社會的直接結果；快捷運算術與相關專著的推廣， 則是數學滿足商業繁榮的成功嘗試；水羅盤的發 明，是物理學對海外貿易的卓越貢獻。 宋學並不如人誤解的那樣只是空談性理，同 樣鮮明反映了經世理念。李覯被胡適稱為是壹個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範仲淹引《周易》窮通 之說作為慶歷新政的理論依據，荊公新學成為熙 豐變法的指導思想，則是宋學經世理念兩次大規 模的社會實踐。即以理學壹貫講求的“內聖外王 之道”而論，“內聖”的最終目標還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國平天下。從二程到朱陸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實踐者，理學完全轉向內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後。至於浙東事功學派的各家學 者陳亮、葉適、呂祖謙等，他們的學術思想與治學 方法都明確揭出“經世致用”的旗幟。正如余英 時所指出：“事實上，政與學兼收並蓄不僅朱熹為 然，兩宋士大夫幾無不如此。” 這種經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現，就是 “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鑄成，並將這種責 任感與使命感傾註於經世濟時的建功立業中，實現 自我的生命價值。有學者認為：“無論就思維方式 或行動風格說，宋代士大夫作為壹個社會集體都展 現了獨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漢、唐為 之遜色，後來的元、明、清也望塵莫及。”範仲淹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載 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的號召，”都是這種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經世理念，與宋朝內外 危機相結合，便變為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憂患意 識在太學生中也相當普遍，早在宋神宗時期，太學 生的清議就號為“無官禦史臺”，而太學生領袖陳 東在靖炎間領導愛國軍民的請願運動，不畏犧牲， 更是憂患意識的集中體現。
4．中庸內省的理性態度
宋學的興起，促進了理性主義的發展。宋學 熔鑄自然、社會、人生為壹體，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個領域，它不拘泥於章句之學，而是註 重義理之學，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關鍵作用。宋學各派，尤其是理學各家都重視哲 理思辨。他們以“理”說“天”，把“天人合壹”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們提倡格物致知、內省慎獨來 發明本心，主張嚴格的道德自律；他們為內聖外王 之學提供了理論基礎，內聖無非明天理，外王無非 行天理。開國大臣趙普回答王朝締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時認為“道理最大”，太祖壹再稱 是，已經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質。 宋代文化的理性態度，在各個文化領域有著 普遍的反映。即以文學藝術領域而言，“宋人詩 主理”，成為宋詩的鮮明胎記，也是其區別於唐詩 的基本特征；宋人壹向為人詬病的“以議論為 詩”，說到底，就是試圖以議論來說理，正是理性 主義對詩歌的熱切幹預。後人也不難在大足石刻 與晉祠宋塑中發現，在這些以宗教為主題的作品 裏，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蛻盡，而充溢著對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於歷史的轉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壹 個不斷轉向內在的演變過程。宋學日漸偏向於 內省自求的發展路向，更註重心性義理的探索，講 究誠意修身的功夫。這種以心為主、以意為主的 內省態度，從儒學開始，滲透蔓延到社會文化的各 個層面。於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殺人 欲，文學創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繪畫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連科學技術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識
兩宋時期，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周邊民族 相繼立國，在吸收中原王朝先進文化制度同時，也 高揚作為統治民族的主體意識。而兩宋在其三百 余年間，始終受到來自北方民族國家的環伺緊逼， 甚至於故土淪陷，政權南遷，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現 實威脅，故而民族意識應時而起，空前高漲，構成 了宋代文化的強烈底色。 民族主義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就是尊王 攘夷口號的重新提倡。歐陽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國不尊”。在這壹思潮推動下，《春秋》學成為 經學研究的顯學，清代四庫館臣也發現“說《春 秋》者莫夥於兩宋”。宋儒通過發揮《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義，強調“尊君父，討亂賊，辟邪說， 正人心”，試圖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亂華，用夏變 夷，維護大壹統。這種意識在詩詞、話本、書畫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後，南宋的政治空間與地理空間更 見逼仄。憂時傷離的情緒彌漫民間，收復中原的 呼籲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與***戴天”，民族 意識遂凝聚為濃郁的恢復情結。這種情結，在放 翁詩、稼軒詞裏能夠感受到它的劇烈脈動，在《中 興四將圖》(劉松年)、《晉文公復國圖》(李唐)等 歷史畫中也能領會到它的深沈寄托，幾乎貫徹在 各種文化形式中。 隨著民族戰爭的硝煙不絕，民族氣節與愛國 情懷成為兩宋時期彌漫朝野的普遍風尚。在宋學 的鼓吹下，民族大義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為凸 現，“盡忠報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成為 上至將相下至士庶普遍認同的道德規範。這種名 節觀念在宋學、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都有反映： 宋學從正面鼓吹“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史學對 馮道的評價直斥其“無廉恥”，文學有宋季文天 祥、謝枋得、謝翺、鄭思肖等以血淚甚至生命寫成 的正氣歌。當然，民族主義的高揚並不只是沖突 與對峙，也包含著融合與交流，企盼著平等與和 睦。歷史畫《便橋會盟圖》、《文姬歸漢圖》，都傳 達了睦鄰友好、和平***處的願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觀念
由於唐宋之際在階級結構與生產關系上壹系 列的深刻變化，兼之公平開放的科舉制度，與“不 抑兼並”的土地政策，在身份與財富上，各階級階 層都處於流動不居的狀態中，從而催生了人們對 平等觀念的朦朧向往。宋學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強調的就是這種平等觀念；而民間也 已對士農工商壹視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業”。這種平等觀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勵議論，“與天子爭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會風習上，就是“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 問閥閱”。 自由精神與平等觀念是壹物之兩面，也浸潤 在宋代文化中。對當時學術現狀，王安石總結為 “壹人壹義，十人十義”，程顥概括成“人執己見， 家為異說”，既反映了宋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繁榮局面，也足見宋學對平等精神與自由議論 的執著追求。而平等自由觀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對 儒家經典的懷疑精神，懷疑精神又促進了創新意 識，為宋代文化註入了勃勃生機。北宋中期以後， 文人畫與尚意書風的同時崛起，實是士大夫的獨 立意識與自由精神在書畫領域的折光。 平等觀念也深入到下層民眾之中，反映在起 義農民的綱領口號上。相對於晚唐王仙芝起義自 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北宋初年王小波則公然宣 稱“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到北宋末年方 臘有意把《金剛經》中“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改讀 為“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以抨擊社會不平等的 本質。南宋初年鐘相、楊麽起義更進壹步指出： “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 均貧富。”起義農民在綱領口號上的重大變化， 反映了他們平等觀念的歷史演進，既是時代的產 物，也是這種觀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證。 倘若與唐型文化相比較，宋型文化的時代特 征就更加鮮明與凸現。相對說來，以文化性質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貴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豐腴而富麗堂皇，宋型文化嚴謹含蓄、風 雅清瘦而精致細膩；以藝術風格而言，唐型文化華 贍凝重而進取外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斂內 省。這種文化特征的區別，當然是大體而言，並不 否定宋型文化對唐型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長河中 的繼承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