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人的人生有多長？小孩子望穿雙眼盼著長大，盼著離家，盼著開創壹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到真的長大了，卻開始留戀，開始不舍，開始害怕失去人生中已得到的東西，也害怕外面的世界會有承受不了的風風雨雨。人生原本就是如此矛盾，生與死，愛與恨，激情與平淡，執著與舍棄，壹如順境同逆境。
看別人，看自己，想別人，想自己，其實順境、逆境，從來都不是絕對的東西。何謂順境，說的是心情愉快，得到所有自己想要的東西，並且看得到前路的希望嗎？何又所謂逆境呢，是否就是剛好相反，每天在不喜歡的現實中磕磕碰碰，為難自己，很想壹個東西卻偏得不到，明明已到手的東西，卻突然不翼而飛呢？
然而人生中很多時候，卻恰恰是，妳以為是順境的時候，以為前路壹帆風順，以為樣樣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時候，卻會有妳突然預料不到的變故，壹切如鏡花水月，空歡喜壹場，甚至連原本手中擁有的壹並失去。因為這個世界原本就充滿變數，唯壹不變的只有這變化本身——這似乎是我很常說的壹句話，並且喜歡享受的感覺。
從這個角度來講，順境對於人來說，其實卻是最危險的時候。因為妳春風得意，因為妳意氣風發，因為妳成竹在胸，因為妳對前路太多希望和要求，因為妳從來不認為妳會失去，也因此，看不到前路暗藏的危機和陷阱，也不會去想鮮花背後同樣會有荊棘。所以順境和逆境，原本就只有壹線之隔。
所以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遇到逆境的時候，如何對待逆境，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課題。因為逆境是人生的十字路口，也是人生的試金石。逆境有時候就象人生的分水嶺，妳要做壹個怎樣的人，妳能怎樣掌控妳的生命，只有在逆境中，才會壹覽無余，也只有經過了逆境，妳才能做壹個自己想做的人。
我常覺得，面對逆境，會有三種人，采取三種不同的態度：
壹種是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既然得不到，那麽就不想了吧，安於本份，生活給我什麽，我就承受什麽，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既來之，則安之；第二種是不願向現實低頭的，執著於追求，改變現狀和人生，越挫越勇；第三種，則可能是慨嘆自己懷才不遇，怨天尤人，覺得生活太不公平，總覺得他人虧欠於自己。
對第壹種人，我認為值得尊重和理解，他們的勇氣在於承擔起生活的壓力和重任，對自己的選擇負責；第二種，同樣是生活的勇者，因為他們懂得為自己的目標而執著付出；只有第三種人，我不認為有任何可取的地方。
還有壹種人，是從順境或逆境中走過來，心靈寬容豁達，從此不再有順境逆境之分，心情平和淡然，懂得享受生命的過程，理解得失是生命中必然發生的事，更不會因為結果的成敗而耿耿於懷。這是我所向往的，第四種人。
順利的境遇，優越的地位，富足的資財，舒適的生活，似乎應該是個人、家庭以至民族發展的有利條件。但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卻壹再告訴我們：壹個處在優越地位的人，往往要為他享有的諸種優越條件付出沈重的代價。
在壹位現代史學家的筆下，“世紀名將”漢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的潰敗被這樣解釋著：
對於人類來說，加普亞平原是仁慈的，而羅馬平原卻是冷酷無情的。當羅馬人離開了他們無法為生的家鄉去征服壹個又壹個鄰居的時候，加普亞人卻呆在家裏，讓壹個又壹個鄰居去征服他們。……然而，在羅馬史上最重要的壹次戰爭的關鍵時刻，在坎尼戰役後的第二天早上，加普亞人卻開門迎接了漢尼拔，用這個行動來“酬謝”羅馬。羅馬和漢尼拔都把加普亞的轉向看成是這壹次戰爭的最重要的結果，也許是決定性的事件。漢尼拔進了加普亞，在這裏過冬——在這時卻發生了壹件出乎大家意料的事。在加普亞過了壹個冬天之後，漢尼拔軍隊的士氣就完全瓦解了，從此以後，他的軍隊再也無法打勝仗了。
與漢尼拔相比，倒是壹位東方的君主更加狡詐睿智，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這樣描繪波斯王居魯士：壹個名叫阿登巴萊斯的人去見他，提出了如下建議：
現在宙斯大神已把他的領土交給了波斯這個民族和陛下，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不從現在住的這個崎嶇多石的地方遷出去，換壹個更好的地方呢?附近就有很多好地方，再遠壹些好地方更多。我們只要挑選壹下，就能在這個世界上大大顯赫壹番。這是壹個威武的民族的當然辦法，而我們今天的機會真是再好沒有了，因為我們已經在壹大片人口眾多的地方，在整個亞洲建立了壹個帝國。
居魯士靜靜地聽著，並不感興趣。他告訴向他請求的人們說，他們可以隨意去做，但是對於這件事他卻說，換個地方在心裏也要準備換壹種人民。他告訴他們說，安逸的環境會無例外地培養出沒有膽量的人。
近似漢尼拔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史不絕書。春秋之際的吳越之爭便堪與之媲美，臥薪嘗膽的勾踐終於擊敗驕奢淫逸、縱情享樂的夫差。而持有居魯士壹樣思想的哲人在中國更不勝枚舉。孔子說：“富貴於我若浮雲。……君子居無求安，食無求飽。”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盡管有前車之鑒，盡管有聖人的至理名言，在中國的5000年歷史上，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名門貴族走馬燈壹般地替換，家運五代不衰便要成為治家有方的美談。而在近現代人眼裏，膏粱子弟的衰落中最典型的例證是滿清的八旗子弟。這個馬背上的民族曾經是驍勇剽悍的，“騎射”是他們世代的傳統。但成了寄生的統治階層後僅100年，這些馬背上的勇士的後代就蛻化成了百無壹用的庸人——出沒於茶館戲樓的提籠架鳥者。即使沒有辛亥革命，他們也早就不得不把軍權拱手送給了漢族強人。其實，對滿人沒落的原因，清朝的幾代統治者早有洞悉。雍正說，八旗子弟中的“貧困者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乾隆說，旗人“唯知鮮衣美食，蕩費財資，相習成風，全不知悔，旗人的貧乏率由於此。”嘉慶說：“由平日不知撙節。若能將衣食兩者隨時加以省吝，即可免於匱乏。”但是，任憑清朝幾代天子三令五申，提倡騎射，提倡節儉，仍然無力挽回頹勢。
滿人雖為中原大地的後來者，但他們的沒落實為中國歷代貴族沒落之寫照，正因為貴族走向沒落比比皆是，所以《顏氏家訓》、《曾文正公家書》被奉為法寶——那幾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教誨。請讀曾國藩幾段教子箴言：
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
吾觀鄉裏貧家兒女愈看得賤愈易長成，富家兒女愈看得嬌愈難成器。
處境太順，無困橫激發之時，本難期其長進。
曾氏基本上認為，順境 、富貴、奢華大大地不利於長進、成器。
很多西方人士也持有近似的看法。艾科卡說：
人類中最偉大者和最優秀者，皆孕育於貧困這所學校中。這是催人奮發的學校，是唯 壹能出偉人和天才的學校。
社會學家帕雷托的話更是聞名於社會科學領域：
歷史是貴族的墳墓。
順境反而不利於發展，似乎是個悖論。因為這樣壹來對發展而言，順境反而成了逆境，逆境反而成了順境。成功、富足、舒適，畢竟是多數人追求的目標，而壹旦得到它，馬上就導致反面，這豈不令人無所適從!但這卻並非悖論，而是現實中似乎真實存在著的循環。就家族以至民族而言，沒有長盛不衰的；歷史地看，壹盛壹衰、周而復始的情況更多些。就社會而言，恰如帕雷托所言“歷史是貴族的墳墓”，不斷有腐敗的貴族衰落或被淘汰，不斷有新的精英從平民中產生，精英的位置並未真空。不過，因為社會金字塔中總是“下大上小，並不是壹切底層的人都能卷入這種‘精英循環’”。帕雷托的思想符合我們的“順境的代價”之命題，也是認識“精英循環”的壹個視角。從歷史的經驗看，在社會地位的循環中越是暴發戶，越是要為獲取的地位付出慘痛的代價。這首先是因為地位變化太大，無力抵抗各種享樂誘惑，保持舊有的心態。其次也因為他們與傳統文化缺乏聯系，未能從中學到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因而更無規矩。
為什麽處在順境和優越條件下的人們往往要為此付出代價?他們缺少的是什麽?客觀看，他們缺少的是適當的壓力。壓力太小導致刺激太弱，因而也便削弱了當事者適應和進取的動力。很多心理學家認為，壓力是每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壹部分。即使是專門研究壓力的危害作用的心理學家漢斯·塞利也承認：“壓力是生活的刺激。壓力使我們振作，使我們生存。”伯利內的實驗顯示，無論是人還是其他動物，對復雜、新奇和出乎意料的刺激做出的反應更多。林澤等人的實驗顯示：“那些用來經受電擊和夾趾威脅試驗的幼獸，長大以後似乎比早年沒受過壓力的同窩動物更能應付壓力情境。”早年的優越條件無疑會釋去沈重的壓力，不利於當事者堅強性格的形成。
我們還可以借用心理學家阿德勒的理論來透視這壹現象。阿德勒認為：壹切人在生命之初都是自卑的；自卑感是所有人成就背後的主要推動力。他最初把自卑感與身體的缺陷聯系起來，有缺陷的人可能會努力加強該器官或通過發展其他器官的機能來補償缺陷。壹種過度補償使他獲得超水平的發展。比如古希臘的德謨斯梯尼戰勝了口吃成為偉大的演說家；凱撒、亞歷山大、羅斯福都在戰勝生理缺陷時獲得了驚人的發展。阿德勒當然也指出，當自卑成為壹種情結時會阻礙壹個人的發展。以後阿德勒擴展了自卑的基礎條件，不僅將之與身體，而且與精神的、社會的障礙相聯系。阿德勒還認為與克服自卑相對，追求優越是動力的另壹端。借此我們可以理解，優越的獲得有可能削弱動力，又因優越的條件較少產生壹般性的自卑及為克服它進行的“過度補償”，因此難於造就非凡的人。
那麽順境和優越的條件是否必然要人們為之付出代價呢?我們說居魯士的先見是令人欽佩的，而他的態度卻是不足取的，那是壹種變相的犬儒主義。也可能正是因為他缺乏進取，不敢承受風險走入新境，波斯終於沒有像希臘壹樣為人類文明做出舉世無雙的貢獻。走入順境、置身到優越之中，要準備迎接壹種變化，越是有所準備就越可能減少代價。順境的代價說到底，是動因刺激的削弱和進取目標的喪失。因此，環境壹變，便要迅速尋找替代的壓力、替代的刺激、替代的新目標。自卑感和優越感產生的條件不是孤立的，它來自對比——與自己的過去的對比，與周圍人們的對比。因此 ，曾國藩這樣的治家者就是要通過嚴格的自我束縛，通過節儉，削弱自家與周圍人的反差，削弱自家現狀與過去艱苦奮鬥時的反差，並不斷給子女提出激人奮進的高大目標。沒有壹個家族、民族是長盛不衰的，但各自的興盛畢竟有質與量上的差別，可見選擇、努力與自覺的不可抹殺的作用。
正是因為苦難、逆境，甚至生理缺陷，產生和造就了壹些偉大人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便產生了壹種對苦難和逆境的崇拜，而這種崇拜往往是盲目和消極的。首先，壹種積極健康的人生，即使走入順境也要努力為自己設置新的高尚目標，在追求這壹目標中迎接新的困難和障礙，從而發展和顯示自己的人格；而不可以也不可能倒退或停留（如居魯士）在困苦中去保持心誌。其次，逆境遠非造就壹種積極人格的充分條件，無數處在困苦和逆境中的人們沒有任何改變現狀的動力。僅就客觀環境而論，我們至少可為這種缺乏刺激的逆境找到兩個原因：（壹）這壹環境是封閉的，沒有對比的苦難不會給當事者更多的刺激；（二）這壹環境是窒息的，處在其中的人看不到任何改變和跳躍出這壹環境的機會，於是他們認命了。逆境中的壓力可以成就壹些人，卻也可能摧毀壹些人。逆境中產生的過度的自卑會瓦解壹個人的活力。
不同的環境對人們的作用是不同的。順境與逆境、苦難與舒適使當事者付出的代價是不同的。我們的哲學不是在陳述和分析這些代價後，使人見異思遷或替自己的墮落與消沈辯護，而是幫助人們認清關系，更好地適應地位的沈浮與環境的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