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和年羹堯是清朝歷史上相隔壹個半世紀的兩位名將。但是，最終他們壹個成為中興名臣、壹個被抄家賜死。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兩人如此迥異的結局呢?
年羹堯
壹、軍政根基
年羹堯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進士，9年後即以未滿而立之年任四川巡撫，他在任內興利除弊，勇於為治。任川陜總督時，又手腕強硬地平定了青海叛亂，表現得智勇雙全，從而深獲康熙的好評和信任，仕途可謂通達得誌。
當雍正皇帝開始猜忌年羹堯時，他就完全喪失了排斥異己和向地方安插羽翼的能力。年羹堯曾彈劾四川巡撫蔡埏，致使後者被罷官，並被刑部判為斬監候。雍正得知後，當即駁回了刑部的判決，不但沒殺蔡埏，反而將其升為左都禦史，專門負責彈劾年羹堯。不僅如此，雍正還把甘肅巡撫、四川提督等年羹堯的親信先後外調或革職，年羹堯對此毫無反抗之力。
雍正的這些做法，等於是向官員們發出了壹個信號：年羹堯不再受到皇帝的寵信，而是成為了皇帝整治的對象。於是，遭受過年羹堯打擊的官員開始踴躍彈劾，中立的大臣竭力與年劃清界限，就連年羹堯的部下、親信也紛紛落井下石，力求自保。
年羹堯極盛時雖然手握二十多萬軍隊，而且戰時軍紀十分嚴明，表面上只服從年羹堯，但實際上，他們都是征戰異鄉的八旗子弟，是政府控制的部隊，效忠的其實是皇帝。他們的家眷基本都在後方，多數人是不願意為了年羹堯壹人的野心而賣命的。
而曾國藩位極人臣的道路，與年羹堯完全不壹樣。他28歲中進士，同樣是9年後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仕途也是非常順利。然而，當太平天國風起雲湧、動搖了清朝的統治基礎時，曾國藩的奮鬥道路就與年羹堯所走的上層路線完全不同。他從此走上了自下而上的基層路線，他所編練的“湘勇”全然不同於年羹堯統帥的正規軍，其士兵多為樸實壯健的當地農民，將官則選用曾國藩同鄉、親友中的讀書人，這些人靠宗族、血緣、世交等紐帶緊密地聯系在壹起，遠比年羹堯手下那些政府從各地招募的土兵團結和穩定。
影視劇中的年羹堯
二、財政大權
曾國藩和年羹堯權勢的另壹個巨大不同，表現在對財政的控制力上。年羹堯在西北平叛期間，軍隊的吃喝用度壹切開銷都是由中央財政負擔的。只要年羹堯開口，皇帝就會傾全國的財力滿足，但國家稅收的權力壹直由中央掌握，年羹堯只能要，而無權去自己征稅。即便年羹堯舉兵反叛，也無法以其控制下相對貧弱的西北省份，對抗人力、財力都遠為充沛的中央政權。
而曾國藩就不同了，清政府放權讓地方組織“團練”，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財力不支。光是補充和整編那些被打得潰不成軍的綠營和八旗就足以讓其捉襟見肘。於是，中央政府將地方的捐輸、賦稅、鹽務、厘金、協餉以及關稅等財政大權讓出壹部分給地主武裝，這就使得湘軍從壹開始就實現了糧餉的獨立。
當然，清政府也采取了壹些措施，來抑制曾國藩經濟權力的膨脹。清政府在很長的壹段時期內，就是不願授予曾國藩及其部屬各省巡撫壹職。鹹豐皇帝曾經壹時高興任命曾國藩為“署理湖北巡撫”，但很快便收回成命，只賞他壹個兵部侍郎的虛銜，這就讓各省的各級官員得以在財政上掣肘曾國藩。
不過，曾國藩的湘軍，實際控制著長江中下遊的戰事，逼急了曾國藩完全可以憑借自己控制下最為富庶的江浙等省份同中央抗衡，其實力不在太平天國之下，被內憂外患消耗得精疲力竭的清廷，無論如何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只能采取壹些手段來限制曾國藩，而不敢像雍正整治年羹堯那樣采取太大的動作。可見，年羹堯同曾國藩結局的不同，與他們所控制的地區富庶程度以及經濟自給能力是有很大關系的。
曾國藩
三、眼光不同
另外，曾、年二人的政治嗅覺和政治抱負也大不相同，這主要體現在處理與中央關系時的尺度和時機的把握能力上。
年羹堯壹開始也是為政清廉、能力出眾的官員，隨著皇帝寵信的加深，他忘乎所以地大肆培植黨羽、爭權斂財，全然沒有意識到皇帝的恩寵只是緣於軍事上對他的依賴。
而曾國藩則不然，他雖然手握四省軍政大權，立下了剿滅太平天國的功勞，“權勢無出其右”，對於中央的態度卻有著清醒的認識。當有人告訴他清廷如何掣肘湘軍、勸他反清時，他就不為所動，並且說自己勢力確實過大，清廷猜忌他是可以理解的；為了讓清廷放心，他既不攬權，也不貪財，對皇帝和後來的慈禧太後表現得畢恭畢敬，而且很少參與中央的派系鬥爭，這就讓中央很難抓到把柄。朝廷和曾國藩的政敵們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像年羹堯那樣的92條罪狀。
曾國藩對變幻莫測的帝王政治的把握也遠比年羹堯純熟，例如，中央將他從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雖然是升職，卻是要將他調離“老巢”，曾國藩對於這壹試探心知肚明，卻欣然上任，沒有給清廷任何把柄。而年羹堯在被調任杭州將軍後，走到半路便停下來，想等皇帝回心轉意。這種政治上的幼稚不但造成了違抗聖命的事實，還等於是不打自招地給出了“異心謀反”的口實，最終招來殺身之禍。
此外，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初，不等猜忌自己的慈禧太後出招，就自行裁減湘軍，又派人到京城打通關節，在高層散布湘軍無意北上爭權的輿論，盡量低調行事。年羹堯則沒能把握這種時機，他不但沒有因為歷朝歷代“兔死狗烹”的前車之鑒而急流勇退，反而驕橫無比地要官要錢，這無疑是自尋死路。
年羹堯和曾國藩雖然都是立下汗馬功勞的“救世”之將，卻由於政治智慧、權力基礎以及危機公關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兩人最終的結局可謂有雲泥之別。
曾國藩語錄
他們兩個人的結局告訴我們什麽呢？換成今天的話語來說我想是
1、在創業的時候，手下下屬壹定要找忠心可靠的，而且壹定要與同行打好關系
2、經濟獨立是必須的，掌握經濟才能掌握話語權
3、公關意識，也就是處理外交事務，壹定要抓準時機，保持頭腦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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