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道學傳》認為道學復興於北宋中葉，只有在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和邵雍的《觀物內篇》中，道學思想的基本體系才第壹次完整的呈現了出來。為什麽說周敦頤是理學鼻祖?
首先解讀了“誠”乃“理”之雛形
周敦頤在《通書》中承繼了《大學》和《中庸》的思想，論述了“誠”的兩層含義，《誠上第壹》首先說：“誠者，聖人之本。”又說：“聖，誠而已矣。”確立“誠”是聖人的本質。接著，周敦頤利用解說《周易》的方法來論述“誠”這個範疇，認為“誠”是出於自然的，正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與《中庸》的“誠者，天之道也”相呼應，這便凸顯了“誠”的第三層含義——“誠”雖然是聖人的本質屬性，但這個範疇源自天道，因此它是論“性”之學裏的最高範疇。這個思想在周敦頤的體系中還顯得很模糊抽象，但只要我們了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體系，便可以發現周敦頤的思想是其雛形。
其次闡述了誠與理的關系。“誠”分為兩種境界，第壹種是無需修行，先天即可到達的境界，叫做“誠者”。對於這種境界，修道者只需要守住“誠”，使其“寂然不動”，主靜無欲即可；這個思想在程朱的體系中，被稱作“天命之性”；程顥寫了《識仁篇》來發揮它；
在程朱理學中，“理”有三個顯著的特點：壹、自然界方面，“理”是萬物生成的本體；二、人性方面，“理”是人性的本來面目；三、對前壹觀點的延伸，“理”是純粹的至善。
“理”其實是對“誠”的進壹步完善，周敦頤的“誠”只是“理”的雛形，他對這個範疇的闡釋也與程朱存在壹些區別。例如，周敦頤沒有說“誠”是萬物的本體，只是說“誠”本於天道，與萬物同源；又如“誠”是五常百行的基本，但不是其本來面目，五常百行只要不違背“誠”，就不會被邪暗堵塞，安然無事。
由此可見，周敦頤對程朱理學是有重大影響的，因此視周敦頤為理學鼻祖是理所當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