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通過對於緣在之有終性、時間性以及它的領會特征的定向——這種領域特征尤其與從緣在之操心結構而來的生活世界的展開有關——任何壹種沈思的、僅僅是理論的對於真理的占有，就被壹勞永逸地拒絕了。
第三，伴隨著“存在與時間”這個標題的程序規劃（Programmatik），永恒存在與時間性的變易之間的分離再次被試圖揚棄。“時間對於存在來說不是非此即彼的，毋寧說，存在自身是時間性的。”[67]
第四，最後要註意到的是，在其堅持不懈的個別化中的個體自我拋擲，而並沒有超越的參照點保留下來並且必須要與現代市民世界的異化現象作鬥爭。自我拋擲的個體只是以其朝向“本真性”的“決斷”中的“英雄般的堅執”來反抗這種異化現象。海德格爾與“常人”及其“非人性結構”的辯難無疑比當時其它的文化批判和文明批判具有更大的原則性和作用力，但是它也有重大的（比如政治的）後果，因為在那雖然是“英雄的決斷”但人們卻不知道向何決斷的時刻，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實行與目標就會迅速出現。1933年，那種致命的後果在海德格爾身上也表現出來了。
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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