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虎是壹位我行我素、口無遮攔的人。在某種意義上講，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必然要與當權者或有勢力的人發生沖突，為後者所不齒。
被史料記載下來的陽虎言論遠不及孔子的多，可謂雪泥鴻爪。不過，從這些流傳下來的、少得可憐的陽虎言論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出，陽虎不失為壹位語言大師。在前面提到的陽虎與孔子的對話中，陽虎所說的“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壹句，就極富哲理味道。以致有人認為，孔子答應出來做官，就是被陽虎這句話感動所致。因為，在這次對話中，陽虎壹***提了三個問題。前兩個問題，陽虎是自問自答，孔子是站在壹旁默不作聲。只有陽虎在提出第三個問題“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時，孔子才回答：“諾，吾將仕矣。”孔子後來所說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14〕，也是受了陽虎的啟發。不管是否如此，我認為，陽虎的語言天賦、哲理思維決不在孔子之下。他的“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完全可以與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相媲美，有異曲同工之妙，難分伯仲。但是，陽虎有些話，確實是說過了頭，過於絕對化，沒留絲毫的回旋余地。
陽虎有壹句千古名言——“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15〕也許，陽虎這句話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有感而發的，並且恰如其分。因為，當時的中國是個農業社會，輕商重農，實行的是專制統治，斂財或者發家致富的手段不外乎橫征暴斂，巧取豪奪。顯然，這些手段都是不仁的。然而，從純立論的角度言之，陽虎的這句話就存在著硬傷，容易遭人非難，被人駁倒。因為，“富”與“仁”，應是對立統壹的關系，完全可以做到“為富且仁”。兩千多年以來，陽虎這句話壹直被作為靶子，遭到人們的批評和鄙棄，甚至有人認為，陽虎就屬於“親富不親仁”之輩〔16〕，將“為富不仁”的糞盆子扣在陽虎的頭上。在專制社會的中國，不管是哪壹朝哪壹代，富人幾乎都是當權者或者有勢力的人。按陽虎的說法，他們都是“為富不仁”者。很顯然，這是他們不能承認和接受的。
而孔子則不壹樣。從現有的史料看，孔子並沒有直接談到“富”與“仁”的關系問題，而只談到“利”與“義”的關系。在利益面前，孔子強調“義以為上”，義是人的行為的最高準則，要“見利思義”、“義然後取”〔17〕。由此可見，孔子將“利”與“義”並沒有絕對地對立起來。他的這種觀點，盡管模糊，但對當權者或者有勢力的人來說，還是能夠接受的。
陽虎還有壹句話：“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奸而試之。”〔18〕對此，郭沫若十分欣賞。他認為，“這確實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裏面的”〔19〕。不過，當權者可不容許屬下像陽虎所說的這麽幹，讓自己的性命丟掉。而在這壹點上，孔子的觀點則要溫和得多，他主張“以道事君”。他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20〕他所說的“止”，是辭職，或另投明君。不管君如何昏聵荒淫，孔子都不主張推翻，更不主張殺掉。兩者相較，陽虎走的是極端，孔子走的是“中庸”。陽虎在實踐中也是這麽做的，如“執囚桓子”即是其例〔21〕。他的這種不“安分守己”的行為，破壞了官場上的遊戲規則。後來，扣在他頭上的“亂臣賊子”帽子也由此而來。
由於陽虎的不慎言論和極端做法，為中國歷朝歷代統治者所不容。所以，二千多年以來，對陽虎的謾罵，不論是官罵，還是民罵，統治者都是睜壹眼閉壹眼，放任自流。這也是對陽虎的罵聲二千多年來壹直不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