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當“扶不扶”成為壹個問題,“救不救”要先找證據,人與人之間不但沒有了熱情互助,見義勇為反而可能惹禍上身,“人人自危”不幸成為現實。禮儀之邦的中華大地,對道德文明的重構已經從文化的呼喚變成了現實的需求。面對現實的挫折和困惑,我們不得不重新將目光投向傳統,尋找中華文明原始的智慧之光,從中汲取力量,重拾自信。
“三大制度”
在技術上,中國有“四大發明”。在文化思想上,中國有“三大制度”,已經並繼續影響全球。
第壹,秦朝開設郡縣制,是現在企業管理制度的鼻祖。自秦朝開始,廢除周王朝的分封制,改為郡縣制,從而確立了“皇帝-宰相”的管理制度,類似於“董事長-職業經理人”的現代管理制度。這套體制,演變成今天包括歐美跨國公司在內都采用的董事會體制,產權與管理權分開。
第二,從漢朝的漢武帝開始,“獨尊儒術”。儒家對各個階層都進行了系統化的規範,不僅規定了普通人怎麽做人,更規定了皇帝怎麽做皇帝。
第三,隋朝開始,建立了科舉制度,為教育體制奠定了基礎。以前的選官制度,主要是皇室成員推薦,民間很難進入體制內,也就沒有上升渠道。通過科舉選拔,基層的人可以進入“董事會管理團隊”,宰相可以由民間人士來做。這就導致自隋朝之後,形成“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氛圍,社會出現大量私塾,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起到極大的提升作用。
這三個方面,包含了制度、思想和文化,形成了文明、秩序和價值觀支撐的中國軟文化。在這套軟文化之下,造就了以士紳階層為主的中產階級,既有“不為五鬥米折腰”的士子,也有“君子愛財,取之以道”的儒商。這套文化體系,壹直在向全世界輸出,對世界的影響不亞於“四大發明”。
新商業文明
近代以來,我們在各種運動中不斷否定自己,學習西方,拋棄自己,臟水、孩子壹起潑出去了。我們幾千年的文化精髓逐漸被拋棄,出現了“君子愛財,取之無道”的現象。
我們這壹代企業家要帶頭,壹要遵守法制,行為符合企業遊戲規則,例如WTO的規定;同時,要繼承“君子愛財,取之以道”的價值觀。我們的核心,就是重建儒商,重建新時代的商業文明價值觀。
對儒商來說,“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真正做到“達則兼濟天下”的層次。
日本現代發達的商業文明,就是把儒家文化和現代的法治結合起來了。日本的企業之父澀澤榮壹,著有《論語與算盤》,創造性地提出“義利合壹”“士魂商才”的現代儒商精神基礎。現在大家推崇的稻盛和夫,也是壹位儒商,他的管理思想大多來自儒家。除了日本,韓國,還有我們的臺灣,都是儒家和法治結合得很好的地方,出現了壹批現代儒商。
儒商的中國夢
《禮記·大學》裏有壹段名言:“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最後兩句話,東漢大儒鄭玄註解為:“仁人有了財富則務於施與他人,以此來立身立名;不仁之人則將身心投入到斂財中去,以追求財富的積累。”
中國商人有“仁者”的傳統。孔子的弟子子貢,被稱作儒商的鼻祖,司馬遷就認為儒學之所以成為顯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子貢推動的緣故。這壹傳統壹直延續到晚清民國時期,張謇就是卓越的代表,他獲得財富全都用來引進新的教育、醫療、公***設施等。
“仁”是慈愛之心,“義”是正能量,是勇於擔當;“禮”是遵守規則,“智”是思想火花,“信”是內心的堅守。
現代意義上的儒商,首先要秉持誠信,為社會創造價值,就要從大眾利益出發,滿足人們需求,這是“仁”;要弘揚正能量,不能走歪門邪道,這是“義”;要遵守規則,做良好商業秩序的維護者,這是“禮”;要有創新思維,善於發現市場空白,把握機遇,這是“智”;要有做人做企業的底線,勇於捍衛內心的良知,堅守誠信,這是“信”。其次是勇於承擔社會公益、慈善責任。“達則兼濟天下”,正是儒商的情懷。聚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饋天下之乏,就是現代儒商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