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六百多年前，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壹霸主的大政治家管仲說過這樣壹段話：“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在管仲的治理下，當時的齊國經濟得到了傲視其它各路諸候的飛快發展，為齊桓霸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民以食為天”也成為了壹句流傳千古的名言，特別是在饑荒的年代，這句名言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而在改革開放幾十年之後，饑餓與窮困逐漸離我們遠去，“民以食為天”的現實意義也隨之減弱。
漢朝司馬遷在寫《史記—貨殖列傳》時引用了管仲的另壹段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如今的形勢之下，管仲這段有關經濟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的論述再次受到關註。有人面對社會上出現的許多怪現象與不良風氣發出了“倉廩實未必知禮節，衣食足未必知榮辱”的感嘆。
在《管子—牧民》的原文裏，這句話是“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史記》在引用的過程中改動了壹個字：“則”改成了“而”。古人惜墨如金，用詞審慎，我們不要小看這個改動，這裏面大有文章。
在管仲所處的時代，周王室建立起的政治秩序仍然存在，但正在走向衰微，而諸候蠢蠢欲動。當時仍然是壹個井然有序的社會，社會公約仍然能夠對各諸候國的民眾形成有效的約束。當時全民的倫理觀、道德觀尚未受到有效的挑戰，對各諸候國而言，“天下”的大環境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所以管仲用了 “則”字闡述了“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知榮辱”之間的聯系。管仲敏銳的政治觸覺使得齊國占得了稱霸諸候的先機。
而在司馬遷所處的西漢武帝時代，環境則大相徑庭。經歷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漢武帝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漢武帝元朔五年有個特別的詔書，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鹹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
在西漢早期，有“壹朝兩制”的政體結構：即周朝“封國土，建諸候”的傳統封建體制與秦朝開創的中央集權制並存於漢。而到漢景帝時期，社會高層逐漸認可了中央集權制，著手改革並引發了諸如“七王之亂”的社會動蕩。漢武帝時期盡管經濟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但舊的社會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還沒建立起來，社會矛盾仍然是突出的。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自己也覺得當時仍然是壹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我們不難體會漢武帝時期社會發展遇到的困惑：經濟發展的勢頭樂觀可喜，但整個社會看起來卻總是很不和諧，橫豎不對勁。
從這個詔書我們可以知道：漢武帝已經意識到“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知榮辱”之間的聯系並不是必然的。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倉廩實、衣食足”是“知禮節、知榮辱”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份條件。也就是說“倉廩實、衣食足”只是個前提。
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改動了管仲的原話，用“而”字闡述了“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知榮辱”之間的聯系。從上至下，最高統治者與史官之間的默契反映了當時的高層形成的壹種難得的***識，打造了壹個至今仍然被人稱道輝煌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