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透谷1868年（明治元年）出生，他不僅是壹位傑出的詩人，也是壹位批評家。在 《何謂關涉人生的文學》（1893）等文學評論中，他反復強調文學是壹種“空幻的事業”，不應以俗界追求為目的。他說文學的天職在於面對無形的自然力，以靈魂的劍刃指向絕對。這種文學主張顯然反對文學的現實功用說，因而在當時實用主義盛行的社會主義氛圍中別具壹格。後來，北村透谷進壹步將自己的這種文學理論衍化為文藝學專著《內在生命論》 （1893）。他針對當時忽略人類生命的思想傾向，鼓吹要重視人的內在生命力。同時，文學不能僅僅滿足於觀察人的“內在生命”，而要依據那種瞬間的靈感，形象化地展示內在生命的極致。北村透谷的這種理論固然有失偏頗，但卻觸及了文學藝術的獨自特性。在明治時代那樣壹個歷史文化階段，的確尖銳地對立於具有封建性特征的文學理念與文學意識。他將文學置於某種架空的觀念世界中。
北村透谷的主要作品是長詩《楚囚之詩》（1889）和《蓬萊曲》（1891）等。作品表現了透谷浪漫性、內在性的自我體驗。其中《楚囚之詩》是最早的自由律長詩集。長詩以親身經歷的“大阪國事犯”事件為素材，表現中受到拜倫自由體詩的影響。《蓬萊曲》也受到拜倫、歌德的影響，作品具有明顯的模仿痕跡。但通過這種尚不成熟的詩歌形式，透谷對現實表現了強烈的否定，並在痛苦的體驗中顯現出近代人的覺醒。 《蓬萊曲》的壹大特征還在於，作品猶如自由體詩歌形式寫成的評論文章。不妨說，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學價值體現於文化性評論方面。他最為著名的壹篇評論文章是1892年刊於《女學雜誌》上的詩論《厭世詩人與女性》。其中壹句名言頗具代表性，他說“戀愛乃人生之秘訣，先有戀愛爾後有人生……”。這句名言集中體現了日本近代打破封建桎梏，實現個性解放的時代要求。
明治20年代（1887）前後，新政府確立起絕對化的政治權力體制。就是說，此時政治權力統治著國民的內在精神，亦即宗教、思想、藝術等各個領域。明治23年10月（1890），以國家權力最高體現者——天皇的名義，頒布了所謂“教育敕語”，其核心便是“國家至上主義”。作為當時普遍化的觀念意識，是認為政治權力同時代表著思想或倫理性權威。於是，對國家政治無關緊要的、非社會性的文化藝術或個體意識，壹開始便被當作倫理之 “惡”。不妨說，近代社會壹開始就處於這樣壹種政治權力絕對化的過程中。因而，明治初期福澤諭吉的啟蒙運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明治10年 （1878）前後的自由民權運動，也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功績，因為運動是對當時的藩閥政府直接的政治性反抗。“自由民權”運動對日本日後的思想文化發展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