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今已2000年。它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的傳統思想和文化。歷史上真實的佛教決不是壹種孤立的信仰,它壹直與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各種哲學思想,民間的風俗習慣,社會道德乃至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等結合任壹起。中國佛教雖然與印度佛教有淵源和繼承關系，但佛教傳入中國後，就逐步結合中國社會歷史的特點，接受著中國思想和文化的影響和改造，然後才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並產生了大量不同於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中國佛教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成為中國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壹部分
中國佛教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第壹個時期是漢代佛教。此期佛教剛傳人中國，以佛經翻譯、解說、介紹為主，翻譯的主要是禪經和《般若經》。這時期，人們把佛教看成是黃老之學的同類，禪學被看作是學道成仙的方術之壹，佛教是在與道教方士思想結合的過程中得到發展的。所以，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佛道時期。第二個時期是魏晉南北朝佛教。 此期佛教被大量翻譯，中國僧侶佛學論著紛紛問世，般若學出現了不同學派，民間信仰日益廣泛和深入。著名大師有道安、慧遠、鳩摩羅什和僧肇等。重要佛學思潮，壹是般若學?quot;空論，二是因果報應 和神不滅論。此期，佛學受到了當時玄學的影響。所謂玄學是以《老子》、《莊子》、《周易》這幾部書作為基礎結合當時的現實政策而發展成的壹種不同於漢代經學的新理論。它研究體用、有無、本末這樣壹些比較抽象的理論，廣泛地影響了當時佛教的發展。所以，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佛玄時期。第三個時期是隋唐佛教。此期，是佛教的全盛時期，也是它中國化的時期。這時期翻譯過來的佛教典籍已極為豐富，隨著政治的統壹 ，經濟的發展，文化交流融合趨勢的加強，佛教得到空前的發展，創立了不少新宗派。如天臺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三論宗、凈土宗、律宗、密宗等。每壹宗都有自己的理論和修持體系，師道相傳，謹守不變。唐統治者（除唐武宗外）實行儒、佛、道三教並行政策，使佛教得以昌盛，同時促進了儒、佛、道的融合。封建統治者利用儒學治世、佛學治心、道教養身的不同功能，使其作用互補，以達到維護統治的目的。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攝取儒、道思想，不僅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而且提出了壹系列不同於印度佛教的理論。如天臺宗把道教的丹田、煉氣等說納入自己的學說，倡導修習止觀坐禪除病法。華嚴宗不僅把儒道思想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而且 以《周易》的元、亨、利、貞四德配佛教的常、樂、我、凈四德；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配佛家的不殺生、不邪謠、不飲酒、不妄語。這就把佛教的理想境界、道德規範與儒家的德性、德行等同起來。禪宗則更進壹步，不僅不提倡念佛、拜佛、坐禪，甚至呵佛罵祖，主張性凈自悟，凡夫即佛，在日常生活中即可實現成佛理想。這種思想深受道家的自然主義、玄學家的得意妄言理論以及曠達放蕩、自我逍遙的影響。隋唐佛教的特點是系統性、宗派性。第四個時期是宋元明清佛教。此期的佛教由盛轉衰（主要指漢族地區），佛教與中土固有文化和民俗進壹步融合，在民間信仰上樹立了廣泛而牢固的基礎，但並無新的宗派產生，主要是禪宗還在流傳，其次是凈土宗。在理論方面也無創新，主要是證明佛教理論與正統的儒家思想不違背，提倡三教融為壹體，表面上以儒家思想為主，也摻雜了佛教思想。概括這壹時期佛教的特點是，結合了中國封建政治、倫理，使之更加中國化。第五個時期是近代佛教。此期，由於受到西方外來思想的沖擊，佛教思想也無形中受到國外資產階級哲學的影響。佛教部分理論成為溝通中國傳統思想 中國文化在近代對西方世界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啟蒙運動時期。中國文化思想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壹個重要推動力量。
啟蒙運動對於西方近現代發展的巨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17、18世紀歐洲的這場思想大革命，把歐洲從宗教專制和封建專制中相當大程度上解放出來。在啟蒙運動帶來的理性、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的影響下，西方世界解開束縛，逐步發展成現代的工業社會，成為當今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主導角色。
引起啟蒙運動的內在因素，是歐洲資本主義的上升以及工業文明的發展，這種現實的發展，要求破除宗教專制和王權的獨裁。這種大背景下，歐洲出現了壹批啟蒙哲學家。他們思考著歐洲資本主義的出路。歐洲啟蒙運動，也正是在這些哲學頭腦的帶領下完成的。
在歐洲這個轉軌期，這裏的思想者們除了汲取希臘文化精神之外，在他們面前，出現了來華傳教的耶酥會士介紹過來的中國文化思想。清新自然的中國文化思想，讓歐洲思想者們眼界大開。哲學家們從遙遠的東方發現了壹個全新的思想世界。他們吸取中國文化的精神，開拓自己的思想，堅定了反對宗教蒙昧和封建專制的決心。中國文化思想正是通過這些啟蒙哲學家，推動了歐洲啟蒙運動。
（1）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
歐洲的耶酥會士們，帶著傳播基督教福音的使命來到中國。大約1700年開始，在歐洲出現了所謂的“禮儀爭論”，即基督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是否有跟中國的祭祖祭孔等禮儀相違背的問題。耶酥會士為了向歐洲的教會證明他們眼中的所謂儒家哲學與基督教教義不矛盾，他們深入中國文化之中，並詳細地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這個過程持續了百年之久。
當然，耶酥會士們介紹的中國，有理想化的成分。他們希望在中國傳播基督教，所以有意彌合兩種文化的差異，把對中國文化的解釋有意無意向基督教思想靠攏，以獲得歐洲教廷的支持。當然，其中也不乏有不少教士，的確受到了中國文化的觸動，而對中國文化發出從心而出的贊同，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根本之處要勝過宗教神學。所以就有壹些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由於太過贊嘆中國文化，著作者生怕背上叛教的名義，所以幹脆匿名或者不具名發表。
隨著“禮儀爭論”的發展，歐洲關於中國的書籍汗牛充棟。匯通中西的耶酥會士們不斷翻譯或者編著關於中國文化和國情的書籍。翻譯的中國經典包括《大學》、《中庸》、《易經》、《書經》等，編著的主要的書目包括《中國現狀誌》、《中國現狀新誌》、《中國皇帝傳》、《耶酥會士書簡集》、《中華帝國全誌》、《中國之哲人孔子》等，還有介紹中國歷史及國情的書籍如《中華帝國史》、《中國新圖》等。
以法國為例，“到1720年，國王（路易十四）的圖書館已經擁有超過1000卷中文書，接著，這個數目飛速增長……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印刷出版壹套在中國評價最高的叢書，包含了160，000卷。傳教士們從北京寄回了這些皇家版本，至今它們還在裝飾著我們的國家圖書館。”“在18世紀，法國知識界很熟悉中國社會制度的大概，甚至有人說法國對中國的了解超過了對歐洲本身某些地區的了解。”
路易·德·魯·聖西門的《回憶錄》第51章說到：“有關中國的爭論已開始在諸如孔夫子和先祖的禮儀等問題上大肆喧嘩了……耶酥會士們允許其新教徒這樣做，而巴黎外方傳教會則禁止他們的人這樣做。前者堅持認為這些禮儀純粹是世俗的，而後者則認為它們是迷信和崇拜偶像。反對耶酥會士們的這場訴訟產生了可怕的後果，人們寫了許多範圍非常廣闊的論著，提出了許多問題，列舉了事實，掌握了有關這些問題的多部完整歷史的著作”。
“禮儀爭論”在歐洲主流社會影響巨大，教會、思想界都加入討論中。這種爭論的壹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就是使中國文化在歐洲得到了廣泛傳播。尋求精神解放的歐洲哲學家們，驚喜地從耶酥會士們關於中國文化的介紹中發現了新的精神世界。他們看到，在遙遠的東方，壹個歷史悠久的有秩序的國度竟然不需要神的啟示，而可以建立在無神論和道德哲學的基礎上。
當時介紹到歐洲的所謂儒家思想，既包括孔孟的思想，也包括宋明理學尤其是朱熹的思想。耶酥會士們把這分別稱為“原始儒學”和“新儒學”。他們極力證明儒學思想中的“天”以及“天理”，跟基督教的上帝是同壹個概念，也就是想證明儒學的根本之處，跟基督教不相違背。
然而，這終究只是耶酥會士的誤解或者是附會。無論是所謂“原始儒學”還是“新儒學”――宋明理學，其實都認為世界有自身的道理，並不承認是由有人格的上帝所創造的。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揭示著世間萬物生生不息的道理，自然有著本身的規律。這裏並沒有類似基督教“創世紀”的思想。
雖然宋明理學已經是中國文化趨向保守僵化的表現，但至少也在宣揚壹種“天理”，倡導自然的法則和精神，所以當然是無神論。所以從根本之處看，中國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對世界的認識是不同的。傳教士們要找出中國文化思想與基督教的相同點，卻是那些正在尋求思想解放的歐洲哲學家們，從耶酥會士們的介紹中，看到了反宗教專制和政治壓迫的有力的武器。
“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不論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或是新君主主義者，幾乎都是自然神論者，他們相信沒有奇跡、啟示或聖事的常識的‘自然宗教’……在歐洲異教的古代沒有壹個國家像中國對儒教那樣地正式采納過這種類型的哲學。法國的自然神教者相信他們在中國看到了這種作為全國崇拜的‘哲學家的宗教’。”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歐洲的王族同商人在東方所有的發現，只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裏發現了壹個新的道德的與物質的世界” 。
很多的西方學者經過研究後認為，在歐洲啟蒙時代，中國文化思想影響了歐洲的哲學家，進而促進了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學者孟德衛評價說：“事實上，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把異己的希臘羅馬權威和基督教相調和，這就為17世紀基督教與中國哲學相調和提供了先例。隨後，在18世紀的法國，沒有神聖啟示的儒學，作為壹種令人贊賞的哲學被反基督教的啟蒙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論和開明專制的中國君主成了啟蒙思想家向歐洲宣傳的極好典範。”
英國著名學者赫德遜認為：18世紀的歐洲在思想上受到壓力和傳統信念的崩潰，使得天主教傳教士帶回來的某些中國思想在歐洲具有的影響，超過了天主教在中國宣傳的宗教。法國學者安田樸說：“盡管有傳教士的入侵，中國被歐洲化的程度則遠沒有基督教西方的中國化程度明顯。”
英國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認定歐洲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並認為這種影響相當積極：“當余發現十八世紀西洋思潮多系溯源於中國之事實，余極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啟蒙時期之哲學家，為法國大革命及其後諸種進步運動導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於孔子之學說。”
更是有人評價這段歷史說，“啟蒙哲學家們簡直把孔子當作他們自己的聖人”）德國學者賴希魏因更認為：“孔子是（歐洲）這個世紀的守護神”。
（2）中國文化幫助構建歐洲的“理性”
理性，作為哲學生發的源泉，是啟蒙哲學家們心中的明燈，也是歐洲擺脫神啟而部分回歸人本的必由之路。而歐洲哲學家們“理性”哲學的建立，在壹定程度上受到中國文化的啟示。
綜觀啟蒙運動時代歐洲哲學家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如果說歐洲的理性哲學的建立，沒有中國文化在其中的促進，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在當時的歐洲，普遍崇尚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形成了全歐洲範圍的“中國熱”。當時所有的歐洲哲學家都涉獵了中國文化，他們發現了中國文化具有無神論以及他們所認為是“理性”的東西，而所有這些，正是他們要尋求的思想。
中國文化的精髓，勉強冠以壹個名稱叫做“道”。《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禪文化認為，“挑柴擔水，無非妙道”。“道”，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但語言卻又不能把握它的實質，正如《老子》所說：“道可道，非常道。”所謂的“道”，勉強用文字來形容，是指“小我”跟世界的完全融合，是壹種“心物壹如”的體認。老子又說：“道法自然”。這“道”，當然不承認在此生動的自然之外，還另有主宰存在。“道”所體現的當然是無神論。
中國就是深蘊著“道”這種文化思想的國家。中國歷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和實踐著這種文化思想。那麽，歐洲的哲學家們從這裏看到了什麽呢？他們看到，中國文化同當時的基督教神秘主義和封建專制相比，是壹種平實的體認自然的文化。他們看到，壹個東方民族按照自然之道而不是神的啟示在生生不息地延續其文明。“道”這種東方思想，經過耶酥會士的介紹和歐洲哲學家們腦中的盤桓，演變成了歐洲的“理性”。
需要註意的是，歐洲人的“理性”並非等同中國文化的“道”。理性終歸是思維領域的活動，只是這種理性不認為有外在的主宰存在，並認為人憑著思維就能夠發現世界的真相。這“理性”跟“道”是有根本差別的。“道”是必須脫離思維窠臼才能體證的，而“理性”終究是思維活動。
從思想的相似性來說，歐洲哲學家們的理性哲學，跟宋儒理學的思想體系更接近。“理性”和“理學”，同壹個“理”字，顯示了二者之間內在的聯系。理學是“道”的精神趨於有形化和思維化的表現，而這正好和歐洲人的“理性”相類似了。
談起歐洲哲學家受到宋儒理性哲學的影響，這裏要談到當時中國文化傳播到歐洲的另壹個情形。耶酥會士努力融合基督教與所謂原始儒學的精神，努力證明“天”“神”“上帝”這些名詞跟基督教的“上帝”為同壹個概念，而對於宋儒理學則持批判的立場，對宋儒的“理”和“太極”，認為是唯物主義。而當時歐洲學界對中國文化的爭論，對宋儒理學是否符合基督教精神的爭論是壹個焦點。耶酥會士們否定宋儒理學，然而反對宗教蒙昧、崇尚理性的歐洲哲學家們，卻從理學中看到了他們想建立的東西――理性哲學。
中國文化風靡了當時的歐洲，如果說有哪個啟蒙哲學家們沒有對中國文化加以了解，那誰會相信呢？作為壹個現成又足夠醒目的榜樣，無神論和崇尚自然的中國文化觸動了所有啟蒙哲學家的神經。沒有哪個啟蒙哲學家，其理性哲學的建立，與從中國文化受到的直接或間接的啟發沒有關系。
以德國啟蒙運動先驅萊布尼茨為例。他傾心中國文化，其理性思想的構建，受了宋儒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宋儒哲學家“尊崇理，即最高的理性。”（《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244頁）他曾撰寫《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駁斥耶酥會士認為中國哲學是無神論的觀點，認為宋儒哲學的“理”跟基督教最高神並無區別。且不管他的觀點是否合理，由此卻可以看到他接受了理學的思想。著名學者朱謙之先生考證，萊布尼茨根據宋儒的“理”建立了他的哲學中心，就是所謂“理由律”。他用種種名稱如“我的大原理”，或“最高秩序之法則”，或“壹般秩序的法則”等，都和宋儒理學有明顯的聯系。萊布尼茨1670年寫的書都只說到對稱律，但是在1687年《中國之哲人孔子》壹書在歐洲出版以後，他讀到了朱熹註的《大學》、《中庸》以及《論語》的譯文，並在之後開始構建他的“理由律”。這很難說不是受了宋儒程朱所說‘理’的影響，而以“理由律”作為其哲學體系的核心。
身為基督徒的耶酥會士，也看到中國文化揭示著他們所認為的理性的精神。耶酥會士李明說：“孔子哲學裏，理性是遍壹切時間和地點，雖然塞涅卡，也沒有說出孔子以上的名言。”美國學者孟德衛認為，中國哲學中包含的理性是歐洲人所推崇的。“孔子最有名的壹幅肖像在1687年由耶酥會士呈現給歐洲人，這幅肖像把孔子描繪成在圖書館內的學術賢哲而非在廟宇中的神祗先知。這種描繪顯示了耶酥會士是如何強調孔子的理性壹面，這正是歐洲人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
另外，啟蒙哲學家們雖然看到中國文化沒有宗教神秘的壹面，卻又因思想背景的局限，也或者因為當時的語境不得不迎合實際情形，他們在中國文化精神上冠上了“神”的概念，這就是他們認為中國哲學是“自然神論”。這無疑也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壹種有意無意的誤讀。但是無論怎樣，歐洲哲學家們畢竟看到了中國文化倡導無神論和“道法自然”的壹面，並且這種文化保證了壹個國家持續數千年的繁榮。這足以給哲學家們力量和作為借鑒的榜樣，而終於可以毫無顧忌地建立起他們的理性哲學了。
破除了宗教和政治專制的桎梏，壹個自然的結果就是人的思維獲得解放，理性和自由思想得以張揚。理性在歐洲逐漸張揚的結果就是，逐漸發展出平等、自由、民主這些價值理念。由此可見，歐洲在擺脫宗教和政治專制而走向“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進程中，中國文化起了促進的作用。
如果沒有中國文化作為參照和啟發，歐洲啟蒙運動能否達到其所達到的程度？筆者持懷疑的態度。基督教是歐洲長時間的傳統。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即使深處其中的人希望尋求突破，如果沒有外力的沖擊，傳統是否能在內部自行獲得突破？即使有突破，能否有如同歐洲啟蒙運動所達到的那種結果？
從諸多民族的革新歷史看來，外來文化的沖擊，尤其是來自更為有力的文化的沖擊，常常都是有重大意義的。由此也可以判斷，如果沒有中國文化的啟發，歐洲啟蒙運動不會達到那樣的效果。在歐洲的啟蒙時代，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遙遠的中國正是以無比強盛的姿態存在的（且不論這個國家實際上是否已經正在走向衰退）。這個歐洲人所認為的物質和精神上都強盛的東方國家，其對歐洲具有文化的影響力，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實際上，當時歐洲啟蒙哲學家，通過耶酥會士的介紹，幾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了解中國文化，而象伏爾泰、萊布尼茨、魁奈、狄德羅等人，更是十分強調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受到歐洲啟蒙哲學家們的廣泛重視，而且從他們的思想中也往往能發現中國文化的痕跡，這就不能不說歐洲啟蒙運動沒有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了。
（3）中國文化影響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思想
啟蒙運動時期產生於法國的重農學派是啟蒙思想在政治經濟學上的表現。而中國文化對這壹學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托克維爾為《魁奈全集》作序時說：“真正法國大革命的特點，可從重農學派的經濟學者著述中發現出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說：“實際上，重農主義體系倒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最早的系統的理解。”馬克思認為，重農主義“實際比任何體系都早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並且把資本所依以被生產和所依以生產的條件，視為生產的永久的自然法則。”
也正由於重農學派理論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原理，馬克思把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稱為“政治經濟學始祖”。而這位“政治經濟學的始祖”，是中國文化的崇拜者，他也因此被稱為“歐洲的孔夫子”。
重農學派主張依照自然法，重視農業，破除政治幹預，實現經濟自由。這其實是資產階級標榜的自由放任主義。而所謂的“自然法”，魁奈認為就是中國的天理天則，即中國文化中的“道”。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壹切人類的秩序遵循自然的規律來建設，那無疑是最合理的秩序。在重農學者看來，中國歷代是按照自然法來安排農業生產的。
當時法國的政府財務總監杜爾閣力圖實現重農學派的思想，實現實業自由的計劃。雖然他表面上承認“合法專制”，但由於實際上在鼓吹經濟自由，無疑對希望絕對獨裁的法國君主專制形成極大的挑戰，從而杜爾閣的思想就成為革命的理論，終於不能為皇權所容忍而告失敗。
但是可以看到，重農學派在其思想的起源處，受到了中國哲學的影響。而從重農學派理論中，又生發出了現代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經濟學的創立者亞當·斯密的思想受到重農學派的很大影響。他與杜爾閣過從很密，主張經濟放任自由，這不能不說他的思想間接受到中國思想影響。他的著作《國富論》中，也引用了不少中國的材料。綜合以上，不能不說歐洲的現代政治經濟學思想，從源頭處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啟示。
（4）中國政治制度對歐洲的影響
歐洲哲學家們認識到，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是壹體的。壹個以無神論為指導的國家，也能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給了他們巨大的震動。歐洲啟蒙哲學家眼裏，相對於當時歐洲壹些國家絕對的王權專制來說，中國的君主制度無疑要開明得多。歐洲的很多皇帝，獨斷專權，是憑著壹己意願肆意而為的。伏爾泰形容這樣的獨裁政府：“君主可以不遵循壹定形式，只憑個人意誌，毫無理由地剝奪臣民的財產或生命而不觸犯法律。”
相比之下，中國的君主制度，完全不同歐洲的君主制度，顯現出開明乃至法治的色彩。至少從制度設計上是這樣。中國法律賦予皇帝無限的權力，但同時對這種權力也有制約，要求他克制和謹慎地使用權力。中國法律要求皇帝待臣民如慈父而非奴隸主，這種要求有強大的道德約束力。其次，律法也規定，朝中官員每位都可以指出皇帝的過失並提出建議。耶酥會士利馬竇就發現，中國皇帝只有在與大臣磋商或考慮過他們的意見後才能對國家大事做出最後決定。再次，皇帝的所有行為都要被寫入史書，這就使每個在乎自己名譽的皇帝足夠警醒。這壹切，就足以區分是絕對的專制與否了。難怪伏爾泰、魁奈等人，對這種君主制度的設計眼前壹亮，並有意讓歐洲也采用類似的開明君主制度了。他們了解到，原來中國的皇帝不僅不能為所欲為，而且是要以愛百姓為自己的道德約束的。
雖然在具體實踐中，中國這種開明君主制雖然往往要打很大折扣，但是還是有不少在開明君主治理下的時代，經濟富裕，文明興盛，比如漢唐，比如康雍乾時期。這種情形，在歐洲王朝歷史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從另壹個方面來看，中華文明的興盛，中國在歷史上在各個領域領先世界的事實，也證明中國的君主制度並非那種絕對的專制。因為在絕對獨裁專制下，不可能出現象中國歷史上的那種長時期的興盛局面。
當然，中國開明君主專制的思想在歐洲的影響，只是曇花壹現。因為隨著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風浪的醞釀，稱羨中國皇權制度的思潮畢竟不能持久，而至多是對當時極度獨裁的歐洲皇權的壹種思想反抗。歐洲人在政治制度上走上了憲政之路。
但是中國哲學思想，對歐洲憲政民主的形成，也並非沒有影響。這裏只舉數例。談到民主，波提埃在《東方聖經》中說：“便是最前進的理論，也沒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更為激進。”1793年，法國的羅伯斯比爾將《論語》裏的“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接寫進了著名的《人權宣言》。
啟蒙哲學家們從中國文化思想中看到道德的力量，看到道德對君主治國以及對民眾日常行為的影響巨大。這也成為他們諷刺當時歐洲政治黑暗的憑借。他們認為，中國人遵循的這種道德，並不由上帝裁定，而是由人的理智產生的。《孔夫子的倫理》壹書中作者傅歇“贊揚孔夫子倫理的原因是這種倫理並非出自抽象的原則，而是在固有真理的標準—理智的啟發下產生的。這是追求實際者的壹種，而不是玄學家的倫理。此外，由於源出於這種倫理的批判思想，它不向人要求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而是要求任何普通人都可以了解和由此也可以完成的義務，因而理智是具有普遍性的。”“他們使壹切都從屬於社會的安寧和眾人的秩序，不讓它給人造成妨礙。在這壹點上，它高於其他民族的法律，確實妙不可言”。
中國的制度對西方的壹個實在的有力的影響，就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影響了西方文官制度。歐洲的政府官員是世襲的，中國則每年舉行考試來公平競爭，而且平民百姓也可以報考。這種公平的考試制度受到了伏爾泰等人的贊賞。魁奈認為，公眾的福利要依靠對“自然秩序”的研究—也就是對什麽是人類社會的正確憲法的研究，而中國的科舉制度正是促進未來官員進行這樣的研究。他說：“除了中國以外，所有別的國家都忽視了這種體制（科舉考試制度）的重要性，但它是政府的基礎。”
歐洲壹些國家後來的文官制度，正是仿照中國文官制度而設。這種在品學兼優的文人中通過科舉而選拔官吏的做法曾經讓歐洲驚得“五雷轟頂”。歐洲當時選拔官吏，只會看重門第和金錢，而由於宗教專制統治，所有有抱負的人都必須進入教會才會有發展。中國選賢的方法是選拔真正有才學的人，無疑平等得多，也民主得多。而中國歷史上，更是有把官位獎給沒有學識但農耕成績突出的農民的。伏爾泰就了解到：“有些官位是留給那些在倫理道德中表現得最傑出的農民的，就如同留給那些在農業中獲得最大成功的人壹樣。大家應該承認，在我們之中，人們只會看中身體比較強壯的農民，因為大家認為他生活富裕。”
當時的英國在歐洲壹直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英國在歐洲受尊重的程度“取決於實施中國政治的這壹準則的準確程度”。（715頁，《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由此可見科舉制度對歐洲文官制度的影響了。英國學者赫德遜在《歐洲與中國》壹書中提到：“近來的壹些事態的發展證明，伏爾泰和魁奈喜愛中國是有其道理的。在過去60年中，英國的文職人員壹直是按照公開競爭考試的原則招收的，自1882年以來，美國以‘任人唯賢’代替了‘分贓制’。”
1983年，我國人事部在北京舉辦比較文官制度研究班，曾邀請在美國卡特總統時期擔任人事總署署長的艾倫·坎貝爾教授來華講學，他當時就說：“當我接到邀請到中國向中國人講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是深感驚訝的，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及文官制度時，都把它的創始者歸於中國。”從這個細節，也可以看到，由於對本國文化的漠視，我們許多人已經不知道歷史真相。這個細節也是我們的民族虛無主義的壹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