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漁父各自展現了兩種不同的處事態度：壹是屈原的明辨是非、高潔白奉、積極用世，乃至寧死不折、以身殉國；壹是漁父的不問是非、明哲保身，乃至消極避世、飄然自樂。
“道不同，不相為謀”，結果只好異途殊歸，各行其誌。總體說來，作者的意圖和傾向是：以屈原為主，以漁父為副，以副托主，贊揚屈原的崇高精神，貶抑漁父的消極態度。
從作者的態度來看，讓漁父用“混世”反語來激勵屈原，從而造成更強烈的對比，這恰恰說明了作者對屈原的崇敬，對同流合汙者的憎惡，傾向十分鮮明。
作者沒有單—地鋪陳頌揚屈原的偉大人格，而是別具匠心地為他設置了壹個對立面，讓漁夫與屈原分別代表兩種相反的但各自又十分典型的人生觀，並讓他們在江畔相遇，展開對話，這就使文章內涵全部熔鑄在壹個整體對比性構架之中。在這個構架中，至少包容著三個方面的對比關系：
壹是兩條人生道路的對比。屈原堅持人世，漁父樂在出世。實質上壹個足從社會著眼，目的在於濟世：—個是從個人出發，意圖在於全生。兩相比較，誰積極誰消極，不言自明。
二是兩種“入世”態度的比較。壹個是明辨是非、高潔白奉，而且至死不渝；壹個是是非不分、隨波逐流，乃至混水摸魚。兩相比較，孰高尚孰鄙陋亦是不言而喻。
三是兩種結果的對比。屈原積極用世，深思高舉，結果卻慘遭流放，行吟江畔，痛苦萬分；漁父消極避世、釣魚汀濱，反而能身心自由，鼓枇高歌，欣然自樂。這兩種情景的對比、誘惑，恐非意誌特強者所難以自持：然而屈原卻非但能夠持誌不移，而且銳意於以身殉國，這樣，他那玉叮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叮焚而不可毀其節的崇高精神，就在層層對比中顯得更加璀璨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