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被分成東德和西德期間， 東德人都想往西德跑，是因為高壓政治，管制太多 生活太窮之類的...我

東德人為什麽要跑？ 程映虹 壹個社會的普通百姓有汽車，有鄉間木屋，享受度假津貼，基本生活物資受政府物價補貼，教育和醫療有保障。這樣的制度為什麽不能維持下去呢？ 這是參觀德國柏林的東德社會展覽館（DDRMuseum）後的感想。 這個博物館坐落在柏林的李蔔克內西大街壹號。李蔔克內西是德國***產黨的領導人，1919年被右派暴徒殺害。兩德統壹後，很多由原東德沿襲的反映了社會主義歷史和***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地名都沒有改變，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廣場，羅莎盧森堡廣場等等，體現了統壹國家對歷史的尊重。中國網上有壹篇德國遊記，作者根據壹本舊的柏林介紹就這些街名議論道：“書上寫的這些當然是東西德合並前的名稱，我估計現在大街依舊，但名稱大致都改了。馬克思、列寧、‘解放’、李蔔克內西對西德壹些人不是太刺激了嗎？”事實上，這些地方地名依舊，而且就在作者的腳下。 東德社會展覽館有兩個特色。第壹是它主要從社會生活的角度來介紹那個已經消失的制度，第二是它的多數展品都可以和觀眾互動，人們可以通過觸摸展品和啟動電子裝置來讓展品“復活”，從而對那個時代獲得更真實的感受。 進入這個展覽館後，第壹個看到的就是壹輛東德生產的家用汽車。東德家用汽車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當時東德黨的壹位政治局委員提議：西德大眾汽車公司生產了甲殼蟲小型家用汽車，東德也要拿出類似的產品。1958年東德的這個叫做Trabi的產品投產，很快就上市。這個Trabi非常小，很難想象平均身材都很高大的德國人如何能舒服地坐進去。 但空間狹小並不是問題，真正成問題的壹是汽車的售後服務。修理非常昂貴，零部件極端短缺，修車鋪如果要換零部件，常常要車主自己去想辦法。為了省錢，很多德國人自己動手修車，用展出說明中的話：很多德國人家中的餐桌就是修車的工作臺。二是車的價格，對於多數東德人來說汽車是奢侈品。最後是排隊等候購買證，壹般要十六年（這是展出說明中的，令人難以置信）。但盡管如此，令人驚奇的是，很多東德家庭還是想方設法存了錢耐心地等上十多年去買車。到1985年，東德壹半家庭有了汽車。這個比例不要說在當時，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可以說是發達國家的水平。 其實，就滿足日常交通來說，東德人沒有必要購車。東德的鐵路公路和城市公交發達，由於國家補貼，費用非常便宜，有時甚至免費。雖然火車陳舊，行駛緩慢，汽車也是如此，經常誤點；但和世界上很多交通工具不足的地方相比，東德人的條件應該是不錯的。 東德人應該感到滿足的還有很多東西。最基本的食品，主要是面包，價格低到壹些人拿來餵狗的地步。雖然其他商品，尤其是肉類和水果還是非常短缺。教育和醫療都是免費的，雖然設施和服務並不理想。東德人普遍享受每年外出度假的福利，度假地可以遠到波羅的海的沿岸地區和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甚至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如果在國內度假，政府向度假者發放度假優惠券，在交通和住宿上提供很大的折扣，低工資者甚至只要付三分之壹的費用。1982年時，德國工會在全東德有六百九十五所度假村，向工人兄弟提供度假服務。東德的工會不是只管理度假、單位食堂和發電影票這些福利，它們在工資待遇上也和政府或者工廠領導有壹點討價還價的權利，雖然基本上是配合而不是為難領導。就業機會是公開的，工廠招人都直接在廠門口貼出告示公之於眾，中國人在“文革”後期漸漸習慣的走後門和頂替這些途徑，在東德似乎並不常見。勞動局和人事局這些政府部門對就業的掌控和名額的分配看來或者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此外，東德很多城裏人在郊外和鄉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和蘇聯壹樣，叫dacha.他們在那裏不但過假日和周末，而且開派對，吃燒烤。東德人普遍奉行天體主義，很多海濱河灘和公園在周末和假日熙熙攘攘地都是壹絲不掛的人群，這方面比西方還自由。展覽館中有很多這方面的照片。對此政府開始是反對的，後來也就容忍了。東德青年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使用的收錄機和照相機品種很多，都是本國生產的，質量很不錯，比蘇聯的要好多了。 如果拿東德和西德在物質生活上相比，就所謂硬件來說，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其實差別不大。當時東西德家庭的陳設，如果只看家具和電器，雙方沒有什麽值得壹提的差異。展覽中有兩張照片，壹張是東德家庭的起居室，另壹張是廚房，其設備和布局，用今天中國城市家庭的平均水平來衡量，可能也不見得差吧？ 那麽，為什麽1989年11月柏林墻倒塌後，數百萬東德人要開著他們的汽車——這曾經是他們在社會主義體系內比其他國家要優越的象征——越過邊界去西德呢？和其他壹些前東歐國家不壹樣，東德的體制不是被革命革掉的，也不是被改革慢慢腐蝕掉的，而是被去國的洪流沖垮的。而在柏林墻垮掉以前，匈牙利的自由化已經造成了東德人湧去匈牙利的奇觀。在後冷戰的敘述中，柏林墻的垮掉常常被誤以為是東歐革命的標誌，其實它不是，東德人被過獎了。歷史就是這樣誇大象征性標誌的意義。真正的革命發生在羅馬尼亞和波蘭這些國家。東德發生的是墻倒眾人推，墻倒大夥走，勝利大逃亡。 物質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說還不錯的東德為什麽垮掉。這個問題很大，今天的人可能也都會有壹個很抽象的答案，但這個展出館的內容可以提供壹些具體的線索。例如，在壹個角落有壹個關押政治犯的囚室，說明文字中提到從1949年到1985年，東德壹***關押了二十五萬政治犯，平均每年將近七千人。東德從建立到瓦解，人口壹直沒有超過兩千萬，那這個比例是很驚人的了。大量關押政治犯壹直是封閉國家得以維持的主要方法，東德看來不但不例外，而且很突出，也可能是它沒有發生激烈革命和頑強的反抗運動的原因。與此相比，西德就沒有政治犯。不但沒有，六十年代還鬧過轟轟烈烈的新左派運動，中心就在被東德包圍的西柏林。當時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到毛澤東和格瓦拉，這些革命家都曾經是青年的偶像。對比之下，那些新左派，沒有壹個由於他們的政治主張和思想問題被關進過監獄。 又如，壹個依靠國家補貼基本生活物資的社會，其內裏也很可能是壹個特權橫行的制度，而不會像表面上那麽平均主義。展覽館裏有壹個冰箱，是東德高級幹部家庭的，裏面放的是各式名酒和新鮮水果，這是生活在短缺經濟和配給制度下的壹般東德人無法想象的，盡管他們每天的面包非常便宜。有人可能會問：這個冰箱會不會是虛構的，目的是抹黑東德的紅色政黨呢？可以肯定，和其他展品不壹樣，這個冰箱不可能是從哪個幹部家中抄家搬來的原件，那些水果都是蠟制的。但是妳可以這麽想：如果在壹些物資豐富，消費品的供應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特供的話，那麽，在壹個物資短缺的配給制下的消費品特權難道不是更不可避免的嗎？蘇聯東歐歷史上的“小白樺商店”就是那些特供品的發放地。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東德建立後的四十年中，尤其是柏林墻建立後的近三十年中，無數人甘願冒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險企圖逃離這個地方前往西德。從他們逃離的方法中，今天的人們也可以看到當年東德的壹般生活水平其實要高出很多國家。例如，把汽車的後備箱甚至座椅加以改裝，把人藏進去；自制人力飛機和熱氣球；自制簡易潛水艇和劃艇（有人從波羅的海漂去北歐國家）；挖地道（最成功的逃亡方式，有壹條從東柏林到西柏林的地下通道曾經在兩個晚上讓五十七個人逃走）等等。這些都需要相當程度的機械工具、設備和其他條件，而它們多半是由這些逃亡者在他們自己家中完成的。雖然在逃亡者中，多數沒有達到目的，而是被送進了監獄，成為每年平均七千名政治犯的重要來源，但畢竟還是有很多人如願以償，來到西柏林或者西德。 可以想象，在壹個物資極端貧乏，人民家中四壁空空的社會，壹個老百姓家中最多只有榔頭和老虎鉗這些最基本工具的社會，壹個壹舉壹動都被鄰居看得清清楚楚毫無隱私的社會，這樣的逃亡只能是奢侈的空想甚至神話。這些逃亡者除了靠長途跋涉和遊泳這些最原始的手段，恐怕沒有其他的辦法。用這些社會的標準來衡量，東德已經是發達社會主義（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話）的天堂而不是初級階段的小康了，除了那些國家福利，這些自制的逃亡交通工具所需要的技術和材料也從反面說明了這壹點。這樣壹個社會中的人對東德人的拼死逃亡可能會這麽想：住在這樣壹個天堂裏還不滿意，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往外跑，除了身在福中不知福，還有什麽可以解釋的呢？相反，在東德人的眼中，和那些認為他們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去解釋“自由”這兩個字，可能就像夏蟲不可語冰吧？（RFA）經歷過希特勒和東德兩次極權主義專制德國社會，尤其是那些曾經經歷過殘酷迫害的人對於青少年壹代不了解東德的歷史情況感到憂慮。中德意誌電臺舉辦公開座談討論，討論青少年與東德歷史教育問題。 德國從三十年代到八九年，大約六十年的時間經歷了希特勒和***產黨兩次極權主義專制。很多人自己或者親友都親身經歷過這兩個專制的迫害。 為此，這些人及德國社會對於專制如何欺騙了壹般民眾，如何殘酷有著深刻的體會。現在在柏林墻倒塌，德國徹底實行民主制二十三年後，很多人對於離德國遠去的專制並沒有喪失警惕。 三月五號，同壹天就有兩個活動要求人們時刻不要忘記對東德專制的警惕。壹個是在柏林民眾要求柏林市政府，不要拆除位於市中心的有代表性的壹段柏林墻遺址，以讓人們不斷看到當年的歷史。 壹個是中德意誌電臺公開舉行了壹個有關青少年和***產黨東德歷史教育問題討論會。討論會的題目是，“不要跟我說東德”。 這個討論會參加的人有秘密警察檔案管理研究部門負責人雅恩，柏林自由大學專門研究***產黨社會問題的社會學家施羅德教授，薩克森安哈特州文化部長道格爾羅和以前是中學教師，現在在萊比錫學生博物館工作的烏爾班女士。 在討論會壹開始，主持人就開章名義地問施羅德教授。 “施羅德先生，聽到很多學生不能夠區別民主和獨裁專制的不同，您覺得這有多危險？” 對此，施羅德教授明確地回答說：“對於獨裁專制的蠱惑，如果人們沒有足夠的清醒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它會慢慢占領妳整個的身心。如果妳沒有從歷史中了解獨裁專制的標誌，他們曾經具體做了些什麽，民主對於壹個經過專制活過來的人的意義，他們是如何評價民主的，那是十分危險的。今天民主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回顧歷史，如果想象今天在德國生活的人那樣，有那麽多的自由空間，那麽多的發展可能，卻絕對不是那麽天經地義的事情。” 根據施羅德教授的調查研究，現在有三分之壹學生以為在東德當年也有自由選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甚至認為東德不是獨裁專制。為此，這個討論會讓大家都看到，必須在學校加強對於東德認識的歷史教育。 以上是特約記者天溢由德國發來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