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在中國，大凡有中學文化水平的人都會背誦這首詩，都知道這是匈牙利大詩人裴多菲的詩。數億人了解壹首外國詩人的詩，這是裴多菲和他祖國的殊榮。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為了這首詩的真諦，詩人和譯者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在中國抗日和解放戰爭的艱難歲月裏，多少熱血男兒為了祖國的獨立和自由曾默誦著這首詩走上戰場……
中文譯者壯烈犧牲
每次回國去上海，我總要去拜謁魯迅墓和龍華烈士陵園，表達對“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壹代文豪魯迅先生和為自由而壯烈犧牲的青年詩人白莽深深的敬意，也為他們的作品影響了我的整個生活道路而表示謝意。
裴多菲抱終天之恨，未能看到祖國的獨立解放；然而，誰又能想到，《自由，愛情》這首詩的中文譯者遇難甚至比作者更年輕。
六十多年前，即1931年2月7日深夜，在“禁錮得比罐頭還嚴”的中國，五位著名的青年作家、左聯成員，同其它十八位革命誌士壹起，被分成幾組，相互用手銬聯鎖著，被槍殺在上海龍華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壹片荒場上，有的身上竟中了十彈，被害者之壹就有裴多菲這首詩的中文譯者白莽，只有二十二歲！
白莽，即殷夫，1909年生於浙江省象山縣鄉下，童年喪父。他謙和寡言，極其聰明，九歲能看小說，十三、四歲即賦詩。十八歲他進同濟大學學習，英文、德文都學得很好。兩年後輟學，專心從事青工運動。他有兩個哥哥，卻很不相同，他們是國民黨政府的官吏。他因參加紗廠罷工和被人出賣，幾次被捕，或被打得遍體鱗傷，或幾被槍決，但他沒有卻步，依然樂呵呵的。魯迅先生有壹段生動記述：“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壹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壹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告訴我，他是壹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全被沒收了。”
白莽開始認真創作是在1928年，尤其是寫詩，此時他思想日趨深刻，技巧漸臻完善，同時寫了不少關於青工運動的文章。心有靈犀壹點通，白莽對裴多菲的詩和事跡深為推崇。1929年，他從德文譯出了壹位奧地利人寫的裴多菲傳，他在這篇傳的前面寫道：“這篇文字是講述壹個出於美麗的國土匈牙利的詩人和勇士的。他的壹生充滿著天才的苦鬥，不幸，失意的戀愛和勇敢的戰爭。”他曾把《自由，愛情》詩簡譯成“愛比生命更可寶，但為自由盡該拋！”他把裴多菲傳寄給魯迅先生編輯的《奔流》雜誌，魯迅先生去信要原文，原文載在詩集前面，郵寄不便，白莽便親自將德文版的《裴多菲詩集》送到魯迅先生那裏。直至1933年，白莽犧牲後二年，魯迅在寫紀念文章時，說到白莽，“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壹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裴多菲詩集》卻在的，翻了壹遍，也沒有什麽，只在壹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
這就是我們今天眾所周知的裴多菲《自由，愛情》詩的中文譯稿，壹首慷慨豪邁、膾灸人口傑作，絲毫不見翻譯痕跡，姿致天成，宛如壹首用中文寫成的五絕。而白莽譯這首詩是在1929年或更早些，那時他才二十歲。這首詩恰好表現了白莽獻身革命的崇高精神和情懷，他曾要他姐姐把這詩繡在枕頭上。白莽應魯訊的建議，還譯了裴多菲《黑面包》、《生與死》等八首詩，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上。白莽等烈士遇難業已六十余年，此時，我不禁想起白莽寫的壹首著名的詩：
讓死的死去吧，
他們的血並未白流，
我們不要悲哀或嘆息，
漫漫的長途在前頭。
先生刀叢覓詩
慧眼識英雄，魯迅先生對《自由，愛情》詩的作者和譯者，都極為喜歡，對他們的詩作和為國捐軀事跡，都有極高評價。
把裴多菲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首推魯迅先生，他親自寫過裴多菲傳，譯過裴多菲的詩，在文章中多處引用裴多菲的話，稱他為“詩人和英雄”。早在1907年，魯迅就把裴多菲同英國的拜倫、雪萊，俄國的普希金，波蘭的密支凱維奇等大詩人並列在壹起，介紹給中國讀者。魯迅先生用千把字寫了裴多菲傳，生動、精確地描述了作家的壹生，指出這些詩人“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
魯迅先生青年時就喜歡裴多菲的詩作，他曾特地托書店從德國買來裴多菲的散文和詩集的德譯本，打算譯成中文。他認識白莽後，將他珍藏多年的這兩本書托柔石親自送給白莽，送給壹個如同他年輕時壹樣熱愛裴多菲的青年，算是給書尋著了壹個好著落。並說收到白莽譯的裴多菲傳時，很引起他青年時期的回憶，“因為他是我那時所敬仰的詩人。在滿州政府之下的人，***鳴於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先生親自譯過裴多菲七首詩，在文章中稱他“桀驁英雄”，是“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為祖國而死在哥薩克兵的矛尖了。”在將近三十多年間，魯迅經常記起的外國詩人只有裴多菲壹人；他譯了詩作的也只有裴多菲的詩。
至於譯者白莽，魯迅和他有過直接接觸，通過信，投過稿。幸而白莽把那本《裴多菲詩集》留在魯迅那裏，魯迅幾次遇難，焚信，詩集卻幸存下來，又因為魯迅寫了著名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使我們還能讀到白莽譯文，並使裴多菲成為中國讀者最熟悉的匈牙利詩人。
白莽等被捕的那天，魯迅也遭到反對派的追捕，是晚，他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紮，帶著妻子、孩子避在壹個客棧裏。對於這壹段經歷，先生有過壹段沈痛、悲憤敘述，充滿了對忘友的深切悼念，對敵人切齒痛恨：“在壹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沈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沈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沈靜中擡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稚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 月光如水照緇衣。
殘暴而又虛弱的反動派槍殺了白莽等革命者後，壹直封鎖消息。“左聯”的同誌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出了《前哨》的《紀念戰死者的專號》，魯迅寫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壹頁》。五年後，魯迅為白莽的《孩兒塔》詩集作序，贊譽“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壹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
由於魯迅先生傳播，裴多菲的這首《自由，愛情》詩不脛而走，被人爭相傳誦。在國民黨統治的年月裏，它曾鼓勵過許多青年激昂，奮起，為自由而奮鬥。據傳，紅軍長征時曾有人把此詩寫在戰士背上，相互朗誦著鼓舞士氣。
除魯迅先生外，我國著名作家茅盾（即沈雁冰）先生等也都介紹和翻譯過裴多菲的事跡與詩篇。1923年，在紀念裴多菲誕生100周年時，茅盾先生在當年1月出版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菲百年紀念》壹文，他把《自由，愛情》壹詩譯為：
我壹生最寶貴：戀愛與自由。
為了戀愛的緣故，生命可以舍去；
但為了自由的緣故，我將歡歡喜喜地把戀愛舍去。
茅盾先生是從英語轉譯的，時間要比白莽早幾年。解放後，由於中匈兩國的友好關系，裴多菲的詩在中國流傳更廣。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國著名翻譯家孫用先生（1902－1983年）譯的、收集了105篇的《裴多菲詩選》，再版了數次。80年代，頗為受人歡迎的《人到中年》電影引用了裴多菲《我願意是急流……》壹詩，在青年中曾引起壹陣裴多菲愛情詩熱。1983年底，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還以《生命、愛情、自由》為題，演出了取材於白莽生命最後四年英勇鬥爭、熱情生活的話劇，也是以裴多菲的這首詩為主線。從80年代起，外國文學研究所、曾在匈牙利留學的辛萬生連續翻譯出版了裴多菲的詩選、詩集、評傳、散文等，獲得了匈牙利文化部頒發的《為了匈牙利文化》獎。九十年代中，上海譯文出版社在匈牙利華人聯合會主席張曼新先生資助下，出版了辛萬生先生譯的六卷《裴多菲文集》，也為中匈兩國文化交流作了壹件有益的事。據統計，在中國，大凡有中學文化水平的人，都會背誦裴多菲這首《愛情，自由》詩，都知道這是匈牙利大詩人裴多菲的詩。有人曾作過壹次測試，其中壹道題是默寫壹首外國人的詩，有人寫雪萊、海涅、哥德、普希金等等，但很多人寫不全，寫裴多菲這首詩的人竟占壹半以上，這不能不說是詩人、中文譯者和魯迅先生的功勞。而壹個小國的壹首詩，能讓壹個外國數億讀者所熟悉，這真是裴多菲和他祖國的殊榮，詩人和譯者在九泉之下也應感到欣慰。
覓視先輩的足跡
六十年代我在浙江讀高中時，來了壹位姓周的紹興師爺教我們語文。白白寸頭，文雅舉止，老穿壹身藏青的呢制服。當時我們大多數男生都崇拜數理化，成績也比文科好。但是，這位慈眉善目、溫爾文雅的老師，用他娓娓紹興口音，深入淺出的解釋，講故事壹樣的上課，使我對語文的興趣驟增，作文也很有進步。記得他給我們上魯迅先生的《為了忘卻的紀念》壹文時，他情見乎辭的講解竟使我懷疑他同魯迅有某種親緣關系，因為他們都姓周，同是紹興人。我對文內引用的裴多菲壹詩和魯迅的《無題》格外喜歡，讀了幾遍就會背了，此後再也沒有忘記過。自那以後，我又讀了孫用先生譯的《裴多菲詩選》和其它匈牙利文學、史地壹類書。也許是命運使然，1961年秋，我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學院，學匈牙利語專業，從此，我同裴多菲、同匈牙利結下了不解之緣。尤其使我高興的是，我能用匈文來學習、欣賞裴多菲的原作，這就極大地增加了我的學習興趣。1962年暑假，壹個偶然機會，我在北外旁邊魏公村買到壹本《裴多菲詩選》，如獲至寶。我從圖書館借來匈文的裴多菲詩集，抄在中文版的旁邊，中匈文壹起念。這時，我已漸漸不滿意某些中文譯法，開始自己翻譯這些作品，前前後後譯了有壹百多首。1967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新華社工作後，我又化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翻譯匈牙利各類作品，作為壹種業余愛好和練筆。那時我的頂頭上司戈寶植是最著名翻譯老前輩戈寶權的弟弟，我也認識了興萬生先生，我從他們那裏了解了許多翻譯界的酸甜苦辣，也增加了對文藝譯著工作興趣。70年代後半期，隨著漫長文革的結束，我曾幾次來到王府井紅星胡同裏找孫用先生求教。使我驚訝的是，這位自學成才、譯著頗豐的老權威極為謙虛和藹。高高身材，雪白頭發，頗具學者風範。他說，他是杭州人，我們可算是老鄉。孫用先生懂世界語，翻譯過許多外國作品。他坦誠地說，他不懂匈文，裴多菲詩選是當時在北大的匈牙利留學生高恩德和梅維佳先譯成中文，他來加工潤色。他還特別提到他年輕時曾得到魯迅先生的許多指教，魯迅先生寫給他的多封信是極其珍貴遺產。我們討論過很多問題，我也冒犯地對有些譯文提出不同看法，他非常謙虛說再版時可改壹改。
這年年底，我用“辛文”筆名（即新華社文章）寫了“裴多菲－匈牙利的愛國者及詩人”壹文，紀念裴多菲誕生155周年，在新華社用通稿發出，沒有想到，1978年1月1日，《人民日報》幾乎用半版篇幅全文刊登，電臺也作了廣播。1983年10月，正當我在布達佩斯工作時，孫用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我為失去壹位良師深感悲痛，他的許多教導銘刻在我心中。
尋找烈士手跡
1977年朔冬壹天，北風裹著雪粒塞進人們的脖子。我騎著壹輛叮當作響的自行車彎著腰從宣武門來到阜成門大街。在到達宮門口時，遠遠望見壹座乳黃色的建築物，這就是我要找的魯迅博物館。
跨進大門，走過壹個遍植花木的庭院，來到陳列廳前，擡起頭，望著橫眉冷對的魯迅先生古銅色半身塑像，後面是壹片金光閃閃毛主席贊揚魯迅的文字，心裏升起壹股由衷的仰慕之情。
在博物館裏，幾經詢問，我終於找到了壹位年過半百女士，蘭布褂，短頭發，北京婦女尋常裝束，要不是她戴著壹副白邊眼睛，我真懷疑她是否能回答我的問題。從她疑慮眼神中，我估計她也在驚訝，壹個年輕人怎麽會提出這種要求，當時文革剛結束。
我的要求很簡單：我要找到白莽當年翻譯裴多菲《自由，愛情》這首詩的原稿。她壹聽就有點發楞，仔細聽了我的敘述後，她同意找找，叫我過幾天再去。
要在魯迅先生壹萬六千多冊藏書中找到這本書也真不容易。過了幾天，我再次找到她時，她為難地說沒有，但有壹點希望即可以到魯迅研究室去看看。我又騎車來到西黃城根北街。這麽重復了好幾次，壹天，研究室的壹位中年男子壹言不發地把壹本書遞到我手裏。我感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
這是壹本紙已發黃的書，並不厚。我不懂德文，但從書名上我立即看出，這就是裴多菲詩選。我匆匆翻著，這本白莽的哥哥從德國買來的、裏面有白莽手跡、後來又屬於魯迅先生的書，我似乎感到這本書的份量與珍貴，裏面蘊藏著烈士的鮮血，偉人的情操，我似乎還感到他們的手溫傳到我的心裏。拿著書，我的手微微顫抖。翻到第18頁，我驚喜極了，在壹首格言旁邊，德文左邊四行鋼筆寫的譯文跳進我的眼簾：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譯文沒有標點，沒有修改，壹氣呵成；筆跡圓潤、老練，這就是白莽手跡，也就是被魯迅先生寫在《為了忘卻的紀念》壹文裏的詩。我是第壹次看到。這位研究室同誌說，手稿至今尚未發表過，也不希望我隨意傳閱。我也看到，德文就是四行，但匈文原文是六行，裴多菲1823年1月1日寫於佩斯，這天正是他24歲生日，他是否把這幾句詩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呢？譯者白莽被國民黨殺害時年僅22歲，譯這首詩是在21歲左右。不同時代，不同國籍的兩個年輕人的思想、戰鬥、鮮血和生命，凝固成壹首千古絕唱！魯迅先生的文章和英名，把這首詩鐫刻在上億中國讀者的心裏。
我沈浸在這壹系列的回憶裏，當他提醒我這本書不能借時，我終於提出了在當時還是很高的要求－要復印壹份。他說他要請示領導。感謝他的誠摯幫忙，我得到了壹張復印件，我壹直把它珍藏在身邊。
此外，我還發現，裴多菲的有些思想和比喻，令人驚訝地和中國人相似。例如：1848年3月下旬匈牙利革命爆發後，他在壹首《大海咆哮著。。。》的詩中把人民的革命力量比喻為咆哮的大海，把當時統治者比喻為水上的船，“怒吼的大海可以折斷桅桿，扯碎風帆，把船沈到地獄去”。他這樣寫道：
壹個永恒的真理，用浪花寫在天空：
縱然船在水之上，水在船之下，
然而水永遠是主人翁。
這不禁讓我想起《貞觀政要》裏唐太宗李世民這樣告誡他的兒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復舟”。
八十年代初，我作為新華社常駐布達佩斯分社記者來匈工作，我有了更多機會實地參觀裴多菲故居、博物館，和裴多菲研究的專家們交談，也有了更多機會讀到這壹類書藉。來這裏時間壹久，接觸匈牙利人壹多，他們往往對我為何學匈文這樣壹個小國語言感興趣。我直言不諱地談了我的經歷。1984年6月，匈牙利著名電視評論員舒加爾·安德拉什同我談話後，對我這壹想法非常感興趣，說要采訪我。這樣，我在《布達佩斯》的晚間節目中談了魯迅和白莽介紹裴多菲詩歌情況，使更多匈牙利觀眾得以了解。舒加爾還要我用毛筆把《自由，愛情》這首中文詩書寫給他，他也在電視裏作了介紹。
1994年9月，匈牙利總統根茨·阿爾帕德即將訪華。我就他訪華的意義、目的和中匈關系等在國會大廈總統辦公室進行了單獨采訪。期間，我們還談到了文學，談到裴多菲詩歌在中國的影響等，他還說，等他公務寬松些時，我們再專門談談文學。根茨總統是位有名作家，我讀過他的短篇小說集和《石上石》等著作，80年代後半期他曾任匈作家協會主席。此後，他每年都要寄賀年卡，並熱情地寫上“親愛的朋友”等稱呼，使我頗受感動。我想這主要是因為先輩們和現在廣大兩國友好人士為中匈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現在，每當人們同我談起中匈兩國的詩歌、文化等題目和自己經歷時，我想，人各有誌。我既然選擇了這條路，我就壹直走到底。愛我所愛，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