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兩家在當時並稱顯學,兩個學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兩派的階級立場顯然不同。孔丘旨在維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墨翟則反映正在上升的“農與工肆之人”即小生產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兩派形成對立面。由於儒墨兩家立場不同，社會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馳。儒家主張“愛有差等”，墨家則主張“兼愛”；儒家信“命”，墨家則“非命”；儒家鄙視生產勞動，墨家則強調“不賴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禮”，墨家則儉約節用；儒家嚴義利之辨，墨家則主張“義，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墨家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如此等等。因此，這兩家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也各有特點。
壹、關於教育的作用
儒家認為教育是壹種統治手段，同時優於政治、法律，可以感化和征服人心，產生壹種道德信念的力量，從而收到“德禮為治”的效果。“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同時提出了“人性論”，雖然性本善和性本惡在這壹時期沒有達成***識，但儒家都壹致認為教育可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發展，這就為“仁政”、“德治”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墨家從人性平等的立場出發去認識和闡述教育作用。墨翟說“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對社會，教育通過使天下人“知義”實現著社會的完善，即對人的教育是壹種社會的興利除弊；在人的發展上反對命定論，重視教育和環境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素絲說”。
二、關於教育的目的
儒家認為教育是為了培養德才兼備的君子，使其具有忠君和勇敢的品質，體現在教育上“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說明學習是做官的途徑，並特別強調了“優”方能為“仕”，也就是說只有學習優異、德才兼備的賢才才能做官，反映了儒家惟才是舉的思想並提出“舉賢才”的主張，使得平民有了參政的可能，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古代教育基本上是壹種官本位的教育模式，教育為政治服務為國家培養政治人才、各種官吏的候選人，這樣又把教育同政治結合在了壹起。
而墨家的教育在於培養“賢士”或“兼士”，以備擔當治國利民的職責。作為賢士或兼士，必須能夠“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在這三項品德中,德行壹項居於首位,因為“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這與儒家的說法頗為類似。但墨家所強調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則又與儒家有所區別。關於言談，墨家認為在學派爭鳴時代，立論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說服力，關系到壹個學派勢力的消長，因此作為賢士或兼士，必須能言善辯，能夠奔走說教，轉移社會的風氣。兼士還必須“好學而博”，而且所學不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並且包括技術的掌握。總的說來,墨家所要培養的賢士或兼士，必須具有“兼愛”的精神，長於辯論，明辨是非，又是道術淵博，有益於世的人才。
三、關於教育的對象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個把教育播向平民的人，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限，開辟了“學在四夷”的先河。儒家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們的性情原本是相近的，只是因為後天的教育和學習，使人產生了不同。否定了人的等級差別，首先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孔子不僅提出了要求，並且身體力行付諸實踐，孔子的學生成份復雜，人數眾多，來自社會各階層，素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之說。
而墨家代表著“農與工肆之人”的利益，說明“農與工肆之人”是墨家的主要對象；但墨家所倡導的以“兼愛”為核心的教育思想，則說明墨家的教育對象又具有全社會性。
四、關於教育內容
先秦儒家教育的內容包括政治道德和文化知識兩方面，其中以政治道德教育為重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屬於道德範疇。“文”有壹部分屬於道德教育、壹部分屬於文化知識。由此可見，道德教育在整個儒家教育中居於首要地位，文化知識的基本任務在於為道德教育服務。儒家主要傳授的教材是《詩》、《書》、《禮》、《樂》四種。
而墨家以“兼愛”、“非攻”為教，同時重視文史知識的掌握及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還註重實用技術的傳習。墨家門徒多出身於“農與工肆”，在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中積累了多方面的經驗,增長了不少科學知識。《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後學在百家爭鳴中，進研討辯論，不斷總結提高的結晶，其中所涉及的認識論、名學、幾何學、力學、光學等等，其造詣都達到了當時的先進水平，也豐富了墨家的教育內容。
五、關於教學方法
“學而知之”是儒家進行教學的主導思想，學是求知的途徑，也是求知的唯壹手段。從學開始，由學而思而行。啟發誘導，因材施教，好學與實事求是也是儒家在進行教育時常用的教育方法。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學而不思則罔，死而不學則殆”。而墨家在教學上則表現出很大差異，關於知識的來源，墨家提出：“知：聞、說、親。”這三種知識來源中， 以“親知”及“聞知”中的“親聞”為壹切知識的根本，由於“親知”往往只能知道壹部分, “傳聞”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須重視“說知”，依靠推理的方法，來追求理性知識。關於認識客觀事物的方法與檢查認識的正確性問題，還提出了有名的三法，即“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墨家重視思維的發展,註意邏輯概念的啟迪。墨翟長於說教，除稱說詩書外，多取材於日常社會生活和工農業生產的經驗，或直稱其事,或引做比喻,具體生動，較能啟發門弟子的思想，亦較易為其他人所接受。墨翟還特別重視“強說人”的積極教育態度，與儒家的“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恰成對比。
六、關於道德教育
在儒家的教育中，道德教育居首要地位。道德觀念以文化知識為基礎，道德教育主要通過知識傳授來進行。道德教育的過程，首先是道德認識，要能分清善惡與是非，進壹步形成道德信念，再進壹步轉化為道德行為實踐。儒家主張以“禮”為道德規範，以“仁”為最高道德準則，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原則有：立誌、克己、力行、中庸、內省、改過。
墨家把道德修養放在教育工作的第壹位。他重視勞動，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壹些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他主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勞和節儉，反對“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 道德教育的進行在於言傳身教，在於感化。
總體上看，先秦儒家是教育、道德、政治三位壹體的教育體系，其中教育是基礎。“學不倦，所以治己;教不厭，所以治人”。治己是修身養性，屬道德範疇，由學習培養得來，即把倫理教育化;治人屬政治範疇，由教育培養得來，又把政治教育化。儒家希望通過道德教化實現統治目的，作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和根本，體現了壹種積極人世的美政理想。而墨家的品德教育、論辯教育和科學教育雖都有其壹定的局限性,但卻有***同的積極因素，即重視實踐和聯系實際。墨家強調言必信，行必果，言行壹致，說到做到。墨家反對“言過而行不及”，認為話說得多與說得漂亮而不實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說，只有把“兼愛交利”的道理，指導實踐，見諸行動，才能成為“兼士”，才能通過實際行動來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