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流社會,對環境的敏感就如同信仰民主、反對整容壹樣,是壹種不可或缺的態度。然而,既然從泰德·特納到喬治·W.H.布什,每個人都聲稱自己熱愛地球母親,那麽,在由議員、選民之類的人以環境名義而提出的眾多的相互矛盾的提案、規章和法規中,我們又該如何做出選擇呢?顯而易見,並不是每壹項冠以環境保護名義的事情都值得去做。我們怎樣才能分離出最佳選擇,並且把我們各自不同的興趣統壹在同壹個合理的政策當中呢?
有壹種簡便的方法。首先要區分什麽是環境奢侈品,什麽是環境必需品。奢侈品是指那些無
需人類付出代價就能擁有的給人美好感受的東西。必需品則是指那些無論付出什麽代價,都壹定要去擁有的東西。這壹區分原則可以被稱為理性環保主義的至高原則。它規定,對那些直接威脅人類健康與安全的生態變化采取應對措施是環境保護的必需品,而其他則都屬於奢侈品。
例如,保護大氣層——阻止臭氧損耗及控制溫室效應——是環境保護的必需品。近來,科學家報告說臭氧層遭受破壞的程度遠比我們先前認為的要嚴重得多。臭氧損耗不僅與皮膚癌及眼疾有關,而且它還會破壞海洋生態。而海洋生態是食物鏈的起點,人類則位於該食物鏈的頂端。
溫室效應所可能引發的熱效應是非常具有毀滅性的:冰川融化、海岸線被淹沒、氣候遭受破壞、平原幹涸,最終食物消失殆盡。美國中西部地區的糧食供養著全世界。隨著全球氣候的變化,我們難道準備看到衣阿華州變成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氣候,而西伯利亞變成衣阿華州的溫和氣候嗎?
臭氧損耗和溫室效應是人類的災難,而且是需要緊急處理的災難,因為它們直接威脅到人類,且後果很難扭轉。理性環保主義——唯壹能夠引起公眾***鳴的環保主張——首先公開聲明,自然是服務於人類的。理性環保主義是壹種完全以人類為中心的思想。它號召人類保護自然,但是是在人類自我生存得到保證的前提之下。
當然,這種以人類為中心的主張與當下盛行的環保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後者已經沈溺於對地
球的公然崇拜。有的人甚至聲稱地球是壹個活的生物體。這種環保主義喜歡把自己看作是神聖的,其實它只是感情用事而已。比如,在自然是否友善的問題上,當下的環保主義采取了高度選擇性的片面的觀點,而這種觀點與自然造成的災難這壹現實是不相協調的。當龍卷風肆虐堪薩斯州,當瓢潑大雨襲擊孟加拉國,毀滅了整座整座的村莊,使幾百萬人失去家園的時候,我對自然的崇拜便停止了。
非感情用事的環保主義是建立在普羅泰哥拉的格言“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基礎上的。在建立人類權威的過程中,這條原則會幫助我們梳理各種錯綜復雜的關於環境保護的爭議。就以當前關於是否在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某壹角落開采石油的激烈爭論為例吧。環保主義者聯盟動員人們反對目前正在試圖通過美國國會審議、使這壹開采行為變得合法化的壹項立法行動。他們散布說美國應該保護並且節約能源而不是開采能源。這其實是壹個錯誤的非此即彼的主張。美國確實需要征收高額的能源稅以減少能源消耗,但同時也需要生產更多的能源。政府的估測表明,在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地下蘊藏著美國五大油田之壹的可能性幾乎到達50%。我們沒有尋找安全的方法開采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地下的石油,這看上去是不符合情理的。
美國剛剛經歷了壹場戰爭,其部分原因就是為了獲取石油。對能源的依賴使美國不但付出了金錢的代價,而且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就因為可能破壞北美馴鹿的繁衍地而放棄能夠以和平手段獲得的石油,這是壹種十分怪異的感情用事。
我像別人壹樣喜歡馴鹿。如果他們的交配模式受到幹擾,我會感到非常遺憾。但是,魚和熊掌不能兼得。是要保護馴鹿,還是要為了避免人們在戰爭中喪生而減少對石油的依賴,面對這壹僵局,我每次都會選擇人類而不是馴鹿。
我對俄勒岡州的斑點貓頭鷹的態度也是壹樣。我絕不是仇視貓頭鷹。如果花很少的代價就可以保護貓頭鷹,我會贊同它應受保護——畢竟,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系統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必須記住,保持生物多樣性並不意味著要留住每壹種物種。有時候,為了更加根本的利益,我們不得不犧牲壹部分生活中美的東西。如果為了保護斑點貓頭鷹而讓三萬伐木工家庭失去生計,我會選擇伐木工家庭(包括他們的鋸子和砍伐的木材),而不是貓頭鷹。
重要的是,我們要區分哪些東西對環境保護是根本性的,哪些是非根本性的。自然受我們的監護,而不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應該尊重自然,也可以開發利用自然。但是,如果人類必須在自身的福利和自然的福利之間作出選擇,自然則必須作出讓步。
只有當人類的命運與自然的命運密不可分時,人類才應該作出讓步。當人類棲息地的完整性(比如大氣層或維持地球核心的基本地質狀況)受到威脅時,人類就必須立即調整自己的行為。而當人類受到的威脅不大,不太需要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整時,恰當的做法是平衡考慮經濟方面和與之相對的健康方面的因素,以便作出適度的調整。但是,無論是哪種情況,其遵循的原則是壹致的:保護環境,因為這是我們人類的環境
感情用事的環保主義者會說這種拯救自然的思路是完全錯誤的。的確是這樣。理性、明確的環保主義保護環境是為了人類自身,而不是為了自然。
有壹次,在加州蒙特雷半島上用餐時,我母親私下悄悄地對我說:“嫂嫂想做個彬彬有禮的
客人,但是裝得太厲害了!何必費勁講究形式上的客套呢?到最後她還是什麽都要。
我母親行事像個“外僑”,即壹個移民國外的僑民,因為她已經不耐煩老壹套的禁忌和禮數了。為了證明她剛才的觀點,她手伸過桌子,把蒜香海鮮拼盤裏的最後壹個扇貝,連同牛腩排及黃瓜沙拉壹起,遞給我從北京來的年長舅媽。
“拿去吧!拿去吧!”我母親用中文責備道。預料到她就會這樣,就像月亮盈虧周期似的。
“飽了,我已經飽了,”嫂嫂低聲嘀咕著,眼睛卻瞟著扇貝。
哎!”我母親感嘆著說,“沒人願意吃,只能讓它壞掉了!”
嫂嫂嘆了口氣,從碟子上拿去了那個扇貝,就好像是幫了我母親壹個大忙,並省去了我們用箔紙將剩菜打包的麻煩似的。
我母親轉頭看著她兄長——壹位經驗豐富的中國地方法官,這是他初次來看我們。她說:“在美國,壹個中國人可能會餓死。要是妳不打破老壹套的禮數說妳要吃,他們就不會再問妳了。”
我舅舅點點頭,說他完全理解:美國人待人接物快速迅捷,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客氣來客氣去。
我在《紐約時報雜誌》上讀到過壹篇文章,描述的是紐約市內的中國城這壹小塊文化聚居地的變遷。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中國語言與文化錯綜交織,使中文十分委婉和客套。中國人是
如此“謹慎和謙虛”,文章開頭寫道,以至於他們都沒有詞語來表達“是”和“不是”。
我思索著,為什麽人們會不斷地編造這樣的謠言呢?他們把我們描述得就像是唐人街旅遊品商店裏出售的壹批小布娃娃。那些布娃娃的頭不停地上下晃動,似乎對壹切都心滿意足,完全贊同。
生於移民家庭的孩子都清楚,有壹種特殊的兩難境地與說兩種語言的生活聯系在壹起。比如我父母,他們和我說話時中文和英文都用,但我和他們說話時只用英文。
“艾米啊!”他們會這樣責備我。
“怎麽啦?”我會回問道。
“我們叫妳時,不要對我們反問,”他們會用中文訓斥道“這是不禮貌的!”
16 "What do you mean?"
“妳們什麽意思?
“哎!我們不是剛剛說過,叫妳不要反問嗎?”
仔細想想自己的成長過程,我發現,我從小到大所接觸到的中文並不是什麽特別謹慎的語言,也不存在出於客氣而對所說的話進行仔細檢查的現象。我父母向我提壹連串的要求時,總是把壹切都表述得清清楚楚:“妳當然會成為著名的航空工程師,”他們會鼓勵我說,“對了,妳業余時間還要做音樂會的鋼琴師。”
似乎更加強硬的事情總是通過中文傾瀉出來:“不能那樣!妳淘米的時候,必須壹粒都不漏。”
由於壹直同時聽著中英文兩種語言,故而我對它們之間的任何對比總是心存懷疑,因為我註意到它們各自都有對方所沒有的難點。說英文的人會認為中文極其難,因為中文用非常微妙的聲調變化就可以表示不同的詞語。而英文則常常被認為缺乏壹致性,因為英文具有太多不合規則的用法。
在我看來,更危險的做法是,人們往往傾向於通過翻譯來理解不同語言和行為之間的差異。如果壹個旁觀的外人聽我母親說英語,可能會得出結論,說她對過去和將來這樣的時間區別沒有概念,或者認為她對人的性別不加區分,因為她提到我丈夫時總是說“她”。如果壹個人對此類現象不假思慮,他也許還會概括說,所有中國人都是通過委婉迂回的方式才能說到話題重點的。而實際上喜歡修飾和繞彎子只是我母親個人的說話風格。
我擔心主流社會可能會從壹個狹隘的角度、以壹種成見看待中國人。我擔心這種看似無害的成見實際會導致人們對中國人難以容忍,並成為中國人在高層管理職位或主要的司法及政府部門寥寥無幾的部分原因。我擔心語言的力量,即如果壹個人將壹件事說了很多遍,無論其是否有惡意,這件事都會變成事實。
這會不會就是我父母輩的中國朋友願意接受那些對中國人的簡單概括的原因呢?
“妳為什麽要抱怨呢?”他們中有人問我。“如果人們認為我們謙虛禮讓,就讓他們那樣想好了。難道美國人不喜歡這種贊譽性的話嗎?”
我當然相信每個人在壹開始都會把這種描述的話當成稱贊。但過了壹段時間,這種話就會讓人惱怒,就好像所聽到的只是些經過細微的社交區別過濾後的言辭,諸如“很高興認識妳,我聽到許多人都誇獎妳”之類的話。
這些話不能表達什麽新觀點,也不能傳達什麽carefully.
“那麽中文究竟怎麽表達‘是’和‘不是’呢?”我的朋友也許會小心翼翼地問。
在這壹點上,我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同意《紐約時報雜誌》的那篇文章。在中文裏,沒有哪壹個字專門用於表達“是”或“不是”,但這並非是因為需要保持謹慎。若的確有什麽不同的話,那我會說中文裏對應的“是”或“不是”的表達通常是針對所問的具體內容而定的。
如果妳問壹個中國人是否吃飯了,他(或她)會說“吃了”(已經吃過)或“沒有”(沒有吃過)。
妳若問:“妳停止打老婆了嗎?”他會直接就所斷定或所否認的假設進行回答:已經停止了,還沒有,從來不打,沒有老婆。
還有什麽能比這更明了的呢?
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住在弗吉尼亞州壹個偏遠的地區,那時我所認識的男人們從清晨的第壹聲公雞啼鳴壹直勞作到日落。他們都是些不起眼的農民、牧羊人,勉強度日,或是焊接工、鋼鐵工或木匠;他們制作櫥櫃、挖掘溝渠、開采煤炭,或駕駛卡車,這使他們擁有肌肉結實的上臂。他們訓練馬匹、填塞爐膛、制造輪胎,站在裝配線上將零件焊接到冰箱,或是給汽車發動機上潤滑劑。到了傍晚或周末,他們也要同樣辛苦地勞作,在自己的壹小片土地上耕作,修理出了問題的汽車,修復壞掉的百葉窗和漏風的窗戶。在僅剩的閑暇時間裏,他們會在當地的啤酒作坊或賽馬場附近的酒館裏用盛在廉價銅杯中的啤酒將自己灌得爛醉。
我所認識的那些男人的身軀遭受著種種看得見或看不見的扭曲和傷痛。搬運沈重的物品給他們很多人造成了脊柱病和可怕的傷痛。有些人斷了肋骨,掉了手指。在傳輸帶上不停地工作使他們有些人患了潰瘍。他們的腳踝和膝蓋由於經年累月站立在水泥地上疼痛不已。有些人由於焊接火光損傷視覺感官而遭受部分視覺缺失的折磨。有些時候,打量著他們,我會害怕長大。在我們周圍的人中,父親們看上去總是比母親們要老。男人衰老得更早,長期遭受著因持續勞作帶來的病痛。只有女人才活到年老。
還有士兵也是男人的工作。據我所知,他們幾乎不工作,但當戰爭壹打響,他們很多人都會出於愛國熱情而戰死在疆場或異域前哨的堡壘前。這就是士兵的作用——他們就像工具,如同扳鉗、錘子或螺絲壹樣。
這些並非男人們唯壹的歸宿,我從曾經有過的幾位男教師、從看書及看電視中認識到了這壹點。但是,那些上電視的男人們——新聞評論員、律師、醫生、課征稅款的政治家及發號施令的老板們——在我看來就像古老繪畫上的人像,遙遠而不真實。我不能想象自己長大會變成這些精明世故的人中的壹員,就像我無法想象自己能變成壹個權力至高無上的國君壹樣。
壹份獎學金使我得以上大學,這可是我社交圈子裏極其難得的榮耀。不僅如此,它還讓我能夠穿行於為富人家的孩子打造的史上著名的大學殿堂裏。就在這裏,我生平頭壹次碰到女人告訴我說男人是有罪的,因為他們把地球上所有的歡樂和特權都據為己有。我被弄糊塗了,要求她們予以解釋。什麽特權?什麽歡樂?我想到家鄉大多數男人那種艱難嚴酷、傷痛累累的生活。人們所說的他們從妻子和女兒那裏偷走的東西又能是些什麽呢?難道是每周五天、每年十二個月,如此三四十年裏擠縮在紡織廠狹小的空間裏,或是在煤礦下掙紮著從巖石般堅硬的泥土中挖出最後壹點煤的勞作的權力?戰死疆場的權利?修繕屋頂上每條裂縫和圍欄上每個斷欄的權利?為壹個遙遠的城市某個富裕財團壘積錢鈔的權利?在遭遇解雇或煤礦倒閉時感到既害怕又羞恥的權利?
在這樣壹個滿是富人的陌生世界裏,我在理解女人們深深的怨怒方面很是遲鈍。這是因為,當我還是壹個小男孩時,我就嫉妒過她們。在上大學之前,我所認識的唯壹對藝術、音樂或文學有興趣的人,唯壹看上去能夠享受壹絲自在的壹群人就是那些做母親和女兒的人。而且,她們也不必去參加戰爭。與父親們所遭受的狹隘的、封閉的日子相比,母親們所承擔的相對較輕的工作顯得更加寬泛壹些。她們剪用購物券,探訪鄰居,在學校或教堂跑跑腿。我仿佛是透過望遠鏡看到她們的生活,滿是閃爍的星星和壹縷縷光線,而漏掉了她們生活歲月的真實細節。毋庸置疑,如果我用更具理性的方式審視她們的生活,我就不會那麽嫉妒她們了。可在那時,我實在看不出壹幢房子能成為什麽樣的牢獄,因為房子在我看來比任何廠房都更亮堂、更體面。我也沒有意識到女人是多麽頻繁地遭受男人的欺淩,因為這樣的事情從未被提及過。即使在那時,我也能夠看出壹個母親整日忙碌著應付年幼孩子們的需要是多麽地辛苦。但是,作為男孩,如果我那時必須在照顧嬰兒和照看機器之間作選擇,我想我會選擇照顧嬰兒。
所以,當學校裏的女性大吵大囔,譴責我和我所屬的性別,說我們霸占著世間的歡樂時,我很困惑。她們要求從性別歧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我認為別的男孩(女孩也壹樣)也會有我這樣的迷惑,只要他們成長於壹貧如洗的農村,成長於碼頭邊或工廠附近——成長於任何讓男人和女人的命運同樣蒼白和嚴酷的地方。
當我在大學裏遇到的那些女子們想到男人的享樂和特權時,她們並沒有見過我以前認識的那些男人。這些特權階層的、***和黨男人的女兒們渴望繼承她們父親的權力和淩駕世界的貴族身份。她們渴望能對自己的未來擁有發言權。而我也渴望這樣。我和這些女兒們之間的區別在於,她們看我時想到的是,我因為自己的性別而自出生起就註定可以成為像她們父親那樣
的人,從而也是她們實現自己欲望的敵人。但我比她們更清楚,無論是事實上還是情感上,我都不是她們欲望的敵人。我是她們反抗行動的同盟者。如果那時我就知道如何把這些告訴她們,或如何在中間做壹個調停人,她們會相信我嗎?她們能夠理解嗎?
Tex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