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封·屈恩之死經常被看作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誕生的時刻。可是這樣的過程並未那麽簡單地發生。死去的戀人的形象，在諾瓦利斯壹些最重要的詩歌作品中，尤其是在《夜之頌歌》中，無疑扮演著重要角色，且死和對死的克服，對於他而言，成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主題。然而在諾瓦利斯後期作品的思想與詩歌形象中阻遏我們的，卻正是長期的內心成熟與發展過程的結果，其根由與其說在於壹個盡管也還那麽感人的、壹時的短暫事件，倒不如說在於他經由眾多思想湧入而造就的個性的深刻。 他對索菲的死，無論是在表面上還是在內心裏都並非意外。最遲是自索菲返回格呂寧根起，盡管醫生有不少樂觀的表示，而對於她的復元的希望卻根本上消失了。在精神上，對費希特哲學的分析使他獲得了對自我之偶然的或個別的形式的相對性的悟解：妳所真正喜愛的，必定為妳所保有。虔信派教徒的信條和教義，從童年起就已非常熟悉，在對索菲疾苦的印象中在他內心裏重新蘇醒了，以致於當時給朋友施萊格爾留下了完全墮入並沈溺於“亨胡特化” 和“絕對狂熱的幻想”的印象。因此，當諾瓦利斯在索菲死前幾周就寫下了這樣近乎預言性的話語時，也就並不使人感到訝異了：我的想象增長，當我的希望下沈的時候——如果這希望完全沈落消逝，且除了界石什麽也沒有留下，那麽我的想象將會達到足夠的高度，以將我提升到我能找到在這裏失去的壹切之地。我已及早學會感受我困難的存在，或許這感受正是未來世界最初的生命意識。
然而當他隨後真的面對死亡的決定性時，想象的魔力卻暫時不聽使喚了。他覺得壹切都壹下子枯死、淒涼荒蕪、麻木無感覺、僵硬不動、呆滯石化了。他在書信中承認，暮氣與衰頹將他包圍了，有壹處他談到自己時說，他幾乎要崩潰了，這並不是空洞的悲傷與哀悼之詞 ，而是他內心狀況的精確的表記。因為諾瓦利斯從不多愁善感，面對死亡也不而且越發不傷感。對堅強和壹個目標的追尋探求至此在他有意識的生命上打下了鮮明的印記。在索菲身上，在對新婚夜、婚姻和子孫（後代）的希望中，壹個這樣的生命中核似乎要展現了。然而他發覺自己又被推到壹種漂浮的、孤寂的、未得諒解的存在之缺乏自信、不定心中去了。
當由他的索菲去世的消息引起的最初的、強烈的麻痹與癱瘓消失時，他逐漸企圖在內心深處找到外部世界拒絕給予他的使命和規定。通向它的道路在他的哲學研究中被指了出來。與此同時，索菲死後壹段時間內在諾瓦利斯身上所發生的，卻是壹個充滿難以和解與統壹起來的矛盾的過程。在1797年3月底給泰恩施泰特的卡蘿莉內·尤斯特的壹封長信中，表現出了隨後那段時期他思想中相互交錯的兩個主要動機。壹個動機脫胎於他再度孤寂和無望的悟解：要是我的哀傷成為溫柔的火焰，它如此吞沒我，使壹陣微風將我化為壹堆灰燼，那該多好。難道索菲不支持我的願望嗎？她的生命原來將我的心神的存在束集在壹起——自從這思想逸遁，有機的部分就開始分離，並回復到它們的元素。他自己的死應要成為他自損的最明確、最純粹的結果，並且追隨索菲死去的決心，從此以後便如他的記錄壹般貫穿著他的思想。
另壹個基本主題，與此形成使人驚奇的對照，是對索菲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見的當下的期望。在同壹封信中寫道：我獲得了顛峰感悟：太壹 ——堅定的希望，她不會消逝——這希望更會讓我精神振作，似乎索菲能夠且可以向我顯現。我會多麽幸福，當她偶爾向我顯現——慰勵我，使我振作——僅藉著無與倫比的、溫柔而深情的壹瞥。而他想從這希望中為自己汲取美妙的熱情；索菲（於他）應成為永恒安寧、和洽、愛、善良、溫柔和謙順之靈魂,永恒的喜悅應賦予他的眼睛和額頭以生氣，他要成為壹個真正崇高的人,壹個能在自己內心裏感知到使徒的身份之天職的人。這壹主題，前面已經說過了，與殉情的想法緊密相連並且到底更是著眼於長存 的。而兩者，死與聖徒之尊嚴，在壹定程度上結合於崇高人的概念之中，讓·保羅在他的《看不見的包廂》中創造的概念，該書在1795年成了哈登貝格兄弟最喜愛的讀物。這“崇高人”擁有“對於塵世的超拔，壹切世俗行為之微不足道和我們心靈與我們位置之間之不成形或奇形怪狀的感受，擺脫紛亂的灌木叢和我們腳邊令人厭惡的誘餌的神情，向死之意願以及淩於雲端之上的目光” 。在他內心裏存在這樣壹種力量，從更高的視點來觀察和思考生命的力量，由此他將死納入生命之內並從虛假的決定性之如此的克服中獲得重要意義。從壹個淩於雲端之上的超驗的[超越感官直覺的]領域的存在之知覺中產生的去向不可見的世界的使命，向上帝和人類所具有的極度崇高之親切的接近，便因而成為變得孤獨者壹項新的、盡管還決不非常明晰的使命。 進壹步的考驗擺在面前。1797年4月14日，他的弟弟埃拉斯穆斯死於肺結核。此前兩天，諾瓦利斯動身去了泰恩施泰特。如同索菲死前壹樣，他不堪忍受去作緩慢死亡的見證人。
諾瓦利斯未曾出席索菲的葬禮，直到復活節星期日才第壹次去了格呂寧根公墓。他再次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目標，在哲學研究中糾纏於死亡問題，沈溺於虔信派教徒的虔敬傳統中——他正是在這傳統中長大的。因此，人們可以想象，1797年這個復活節對他而言意味著何等深刻的震動。這之後的星期二，即四月十八日，他開始寫日記，這在他那個時期是僅有的，不僅作為壹個為了回答對於生命和死亡之意義的最後疑問的探索者的文獻，同時也還作為冷酷無情的[毫無顧忌的]良知考察和對獨特的感受糾纏關註的文獻。他的記錄持續了兩個半月以上，直到他7月初從在泰恩施泰特和格呂寧根的逗留和在哈爾茨山區的壹次旅行中最終又返回到魏森費爾斯。在每個日期的後面，他總是添補壹個數字，指明那是索菲死後的第多少天——4月18日是第三十壹天。
諾瓦利斯帶著壹位心理學實驗者的精確性在其日記中所寫下的，決沒有僅僅局限於激動他心靈的東西。日常生活也映現其中，在尤斯特家和在格呂寧根的逗留，後來在哈爾茨的旅行，到父親的陪同哈勒和德紹爾那裏去。文學和哲學研究得到反映。首先，諾瓦利斯是在這段日子裏第壹次透徹縝密地深入分析了歌德的《威廉·邁斯特》 ，或許是為了寫壹篇評論，但同時也是為了從中汲取慰藉和增進健康。此外，也正是在這些天，弗裏德裏希·施萊格爾給他寄了壹份用其兄奧古斯特·威廉的譯本剛剛出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的樣本。這壹偶然事件奇特地觸動了他。 羅密歐在被信以為真的朱麗葉的臨終床前泣訴。諾瓦利斯在他的日記中寫下：早上我長久地在植著薔薇的墓旁與小卡蘿莉內交談。我再次看到了羅密歐——他瀏覽了愛德華·楊（Edward Young）的《關於生命、死亡和不朽的哀歌或夜思》，而且費希特和讓·保羅的名字也再次出現在他的日記裏。
惶恐不安、冷漠和冷酷與悅朗[此概念在諾瓦利斯的日記裏聯系於輕松愉快、安詳從容、明亮爽朗、自由無拘、歡樂喜悅、幸福、泰然自若、審慎鎮定、堅定有力、剛強等詞匯。]在諾瓦利斯內心相互抵拒，他死去的未婚妻的形象便陷落和生長在這內心的矛盾沖突裏，這形象本當成為壹個新的目標、使徒身份之天職的榜樣。他時常去索菲的墓地探望，采摘鮮花——把它們撒在墳墓上——我親密地與她在壹起。五月十三日：晚上我到索菲那裏去。在那裏我非常歡悅——閃現狂喜的瞬間——我吹去墳墓如我面前的塵土——數百年如壹刻——她的臨近可以感覺得到——我相信，她會壹直走近。就在第二天：昨天晚上我在（索菲的）墓旁並經歷了些許狂喜的時刻。
由於其中確然的轉變後來在《夜之頌歌》第三首中重現，因而5月13日的記錄在文學史上特別馳名。人們因之把這“墓邊幻影”看作為諾瓦利斯的詩文創作指路的的原事件，但概觀這段時期的生活檔案，會發現這樣壹個斷論相當成問題，完全不考慮在原文中出現壹些與讓·保羅《看不見的包廂》中的壹段的相似之處，卡爾·封·哈登貝格在事前兩天給兄長的壹封信中援引過這壹段 。主要是日記中其他地方也確實包含——如前面已提及的給卡蘿莉內·尤斯特的那封信——索菲這樣顯現的跡象，在畫像室、在靠背椅上和在墓旁。人們可以不懷疑這些幻象的真實和強度，也同樣少地懷疑，這些幻象不是本能地，而是經過完全有意識的、有準備的心靈的努力而產生的，通過壹再勸請，在其自身產生明確的從心所欲，如他在日記裏對自己要求的那樣。壹切懇召的努力都無濟於事，索菲的肉體形象於他越淡薄，把索菲作為理想形象的想法於他就越強固，這理想形象給了他今後生存壹個中心和目標，如同對於在世的原型已經是很明確了的那樣。早在4月14日，耶酥受難節，諾瓦利斯就寫下了這樣的悟解：她是最崇高和諧的、最理想完美的人物之壹，在世間已經是且將永遠是。最美好的人必然很象她。兩個半月之後，作為最後記錄之壹，他在日記裏寫下了這樣的壹句：“救世主（指耶酥基督）和索菲”。這不是聖經格言，而是已接受他的未婚妻對他作為人間和天國（今世和來世）的中人 的角色的認識和悟解，這與根據宗教學說上帝為拯救人類而委托給耶酥的中間人的角色是可予以比較的。在近乎瀆神的的自由遷徙中壹個神話式的虛構的形象從逐漸消失的、塵世的人物形象中產生了。隨著未婚妻形象之轉變，諾瓦利斯先前殉情的決心也改變了。這改變在他記錄中有所體現：在墓旁我忽然想到，通過我的死向人類展示壹種至死的忠實——我似乎使這麽壹種愛於人類成為可能。他的死因而應當是示範性自然，真正的獻祭,而“救世主與索菲”的註解於這鮮明中獲得了壹種奇特的雙重含義。
這樣，最初決心的明晰輪廓逐漸變得模糊不清並與其他早先的意願和希望混合在壹起。有些矛盾仍未消除，然而從“自索菲去世便包圍我的無法形容的孤寂想法”中，負有傳教士的職責和使徒身份的新存在的可能性向他顯現了，這為他今後的生命與思想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