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阿爾托小組並未被組織成為壹個大學的系或學院——它們以單壹的學科為中心——而是被組織成壹個松散地連結在壹起的學者小圈子，這些學者從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療和精神分裂癥等與傳播有關的問題研究。小組有壹個中心問題（如果人們願意的話，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對它而言，人類傳播被解釋為主要的答案。帕洛阿爾托小組在醫學模式上所發生的視野轉換需要壹種不同的理論觀點，這個觀點以個體和他人的人際關系為中心。“始終如壹地最受到歡迎的模式是壹種源於控制論的系統理論。這個模式能夠對付以壹種自我糾正的方法彼此響應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員似乎就是以這種自我糾正的方法來行事的。傳播技術開始成為這個領域的語言的組成部分。”（黑利，1971）
P·沃茨拉維克、J·B·貝弗拉斯和D·傑克遜撰寫了《人類傳播語用學：交往模式、病理學和悖論的研究》（1967），以便對帕洛阿爾托學派的主要觀點進行概括。這是表述交往觀點的核心文獻，也是這個小組最著名的著作。
帕洛阿爾托小組中的另壹個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H·馮·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他（於1911年）生在維也納，並在那裏成長。他的叔叔就是哲學家L·維特根斯坦。馮·福斯特指出，壹個行為的觀察者、被觀察的現象和觀察的過程構成了壹個控制的體系。這個觀點暗含著這樣的意思，即壹個科學家所觀察的是壹個社會的結構，有關絕對客觀性的嘗試是徒勞的。
帕洛阿爾托小組將焦點個體與其他個體之間的關系網絡作為它的分析單位。因此，小組的關系理論內在地具有壹種人際傳播的性質。“這是從個體向社會網絡（從客體向模式）的焦點轉變，它與把壹個相關宇宙的中心從地球轉向太陽的做法相類似：（它是）行為科學中的哥白尼革命。”（懷爾德，1979）
元傳播、悖論
當G·貝特森在舊金山動物園觀察猴子的時候，他註意到，壹個猴子開玩笑地咬另壹個猴子，兩個猴子都明白這只是壹個玩笑而已，盡管它看上去像是真正的戰鬥。貝特森（1972）得出結論說，這個咬的信息肯定是以壹個元傳播（meta-communication，關於傳播的傳播）信息——它說：“這是壹個玩笑，不是戰鬥。”——為先決條件的。
“人們不能不傳播”
帕洛阿爾托學派本質上將傳播等同於人類行為，正如他們的著名的格言所指出的：“人們不能不傳播。”（沃茨拉維克等，1967）這個斷言使我們意識到並非所有的傳播都是有意圖的。作為“我們不可能不傳播”的最早斷言的提出者之壹，J·B·貝弗拉斯（1990）希望通過確定兩個子陳述——她認為這兩個子陳述能澄清原意圖——以修改她的最初觀點：（1）“所有的行為都‘不是’傳播，”但是（2）“人們在某個社會背景下可能無法避免傳播。”“所有的行為並非都是傳播性的，盡管它有可能是提供信息的”（貝弗拉斯，1990）
帕洛阿爾托小組對傳播學的貢獻
對於傳播學說，從帕洛阿爾托小組的工作中吸取的壹個重要教訓是：既重視假定的實在，也重視傳播問題。“貝特森、沃茨拉維克等人對於悖論、混亂、操縱、不可測、甚至‘虛假信息’的重視表明壹種看待人類傳播的方法，它截然不同於那種壹直支配著新知識的方法。”……帕洛阿爾托小組的觀點要求人們意識到模棱兩可的傳播（貝弗拉斯等，1990），理解傳播反常現象，研究諸如悖論那樣的自我指認的矛盾的性質，並提出更多的與更清楚的傳播是否經常發揮作用的問題。
該小組聲稱，人類傳播作為通向兩個或以上參與者相互理解的壹個步驟，不僅是有意識的，有目的的和成功的。個體的信息交流也可能是非語言的、無意圖的、可產生悖論的，也可用作壹種治療的手段。關系傳播學學者的觀點是控制論的、生態學的，以系統論為基礎。它不適合傳播學占統治地位的認識論，這是帕洛阿爾托小組的交往理論之所以沒有對傳播學產生更多影響的生個原因。傳播研究的占統治地位的重點是研究效果。相反，交信理論試圖回答壹個完全不同類型的重要問題。
對於說服、宣傳和研究大眾傳播效果來說，單向模式有可能是非常適用的，但是，由此類直接的模式所假定的線形因果關系並不適合作為相互關系與作為相互影響的過程的人類傳播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