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像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那樣的宗教。對人格神，許多士大夫經常處於似信非信之間，采取的似乎仍然是孔老夫子“敬鬼神而遠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態度。在民間，則表現為多元而浮淺的信仰和崇拜。其對象，可以是關公、媽祖、觀音菩薩、玉皇大帝等等，而且大都為了求福避禍，去災治病，有著非常現實的世俗目的。重要的是，即使在這種多元而浮淺的民間宗教中，奇跡宣傳也並不突出，主要的部分仍然是在倡導儒學的人倫秩序和道德理念。盡管中國歷史上有過儒佛道三教的激烈爭辯，但畢竟是少數事例；相反“三教合壹”倒壹直是文化主流。孔子、老子、釋加牟尼三大神聖和平***處，既出現在近千年前宋代文人的畫卷中，也仍然保存在今日民間的寺廟中。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宗教戰爭，便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壹大奇跡。之所以能夠如此，我以為與儒學的包容性有很大關系。儒學不重奇跡、神秘，卻並不排斥宗教信仰；在“三教合壹”中，它不動聲色地滲入其他宗教，化為它們的重要內容和實質成分。而儒學之所以能這樣，其原因又在於它本身原來就不止是“處世格言”“普通常識”，而具有“終極關懷”的宗教品格。它執著地追求人生意義，有對超道德、倫理的“天地境界” 的體認、追求和啟悟。從而在現實生活中，儒學的這種品德和功能，可以成為人們安身立命、精神皈依的歸宿。它是沒有人格神，沒有魔法、奇跡的“半宗教”。
同時，它又是“半哲學”。儒學不重思辨體系和邏輯構造，孔子很少抽象思辨和“純粹”倫理。孔子講“仁”講“禮”，都非常具體。但這些非常實用的回答和講述，卻仍然是壹種深沈的理性思索，是對理性和理性範疇的探求、論證和發現。例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對人生意義的執著和追求，等等。而所有這些都並非柏拉圖式的理性品格，也不是黑格爾式的邏輯建構，卻同樣充分具有哲學的理性品格，而且充滿了詩意的情感內容。它是中國實用理性的哲學。
正因為靠理性、哲學而不靠奇跡、信仰來指引人們，所以孔子畢竟不是耶穌，《論語》不是《聖經》。也正是因為不是空中樓閣或紙上談兵，而要求並已經在廣大人們生活中直接起現實作用，所以儒家是半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