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已經誕生，這些靠海上貿易和手工作坊起家的暴發戶們，論錢包，要比貴族們鼓得多，唯獨缺乏的，是貴族的教養與氣質。教養這個玩意很玄虛，又很實在，體現為優雅的談吐、文明的舉止與對人的彬彬有禮。不要以為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只有貴族之間才講文明禮貌。貴族與庶民，雖然身份不平等，但同為上帝的子民，人格都是平等的。每壹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的尊嚴，妳看英國歷史片中的管家先生，沒有壹個卑躬屈膝，個個都像貴族那樣體面、有尊嚴。張愛玲說過，老上海公寓裏的電梯工，壹定要衣冠楚楚，領帶整正，才肯出來為客人開電梯。不僅全社會追求紳士風度，以教養為榮，而且貴族對下人也尊重有加。路易十六皇後上斷頭臺，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皇後的第壹個本能反應是：“對不起，先生。”
貴族的教養從何而來？它無法像知識那樣機械地傳授，只能在適宜的文化環境之中熏陶而成。家庭、學校與社交，便是陶冶性情的最重要空間。教養首先來自家教。家教不是指彈鋼琴、背《論語》式的家庭功課，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親切與自然，舉手投足中的優雅與高尚。家庭之後是學校。從伊頓公學到牛津、劍橋，貴族學校教妳的不是謀生的本領、賺錢的實用知識，而是閱讀大量“無用”的拉丁文，通過古典文化的熏陶，讓學生成為貴族社會所需要的紳士。最後是社交。男孩女孩到了十六歲，便為成人，由父母帶領進入社交圈子，學會與不同的人交往，實踐各種社交禮儀，成為彬彬有禮的君子淑女。
壹般來說，貴族氣質要三代而成。第壹代是暴發戶，雖然腰纏萬貫，但從小形成的粗鄙習性不復改正，無論如何模仿，皆不成體統，於是開始培養下壹代，送子女進貴族學校，學紳士禮儀。但第二代畢竟是教育的結果，所謂的貴族氣質乃後天形成，尚未內化到血脈之中。平日尚能維持文明與體面，壹到吵架的時候，家鄉的罵人土話便脫口而出。壹直要等到第三代，習慣變為自然，貴族品性渾然天成，方能形成家族門風。
儲安平在《英國采風錄》中說：“在英國，貴族制度之所以能傳至今日，並非由於任何武力上之憑藉，而胥由於人民之同意。英人貴族制度流傳至今，乃是得到民眾同意。英人不僅不反對他們所處的社會裏有這種貴族的成分，且反以此種貴族制度為驕傲，為滿足。他們以為‘貴族’代表壹種尊嚴，代表壹種高超的品性。”壹個社會很難人人為君子，但只要大多數人以貴族精神為自覺追求，便會形成文明的秩序和有教養的氛圍。泰坦尼克號即將沈沒之際，所有乘客，無論是頭等艙的，還是甲板以下的，在婦孺面前，都表現出禮讓與風度，便是壹個紳士社會的風範體現。
貴族精神的另壹個標誌是責任。不要以為紳士們貴為壹方，手握權柄，便可以為所欲為。身為貴族，便意味著擔當與責任。首先是對自己負責，嚴於自律。最有名的貴族學校伊頓公學，人人趨之若鶩，但身在其中，無異為吃苦夏令營。統壹作息時間，清晨起床跑步，晚上集體熄燈。軍營化的管理，目的無他，乃為培育學生高度的自律與團隊精神。歐洲的中世紀家庭，實行的是長子繼承制，長子以下的貴族，都要從軍打仗。嚴明的紀律訓練，性格的自我約束，成為貴族學校的第壹要務。儲安平比較中英教育，深有感嘆地說，英國的學校重視人格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傾向管制。中國的教育卻是思想管制，性格放縱。放縱的結果是人人自由散漫，全國壹盤散沙。中國人是“壹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擡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而英國貴族教育所形成的團隊精神，是另壹個結果：“壹個英國人，壹個呆子，兩個英國人，壹場足球，三個英國人，壹個不列顛帝國。”歐洲的貴族傳統，非常重視名譽，名譽高於壹切，包括最珍貴的生命。貴族間的決鬥看似野蠻，卻是捍衛自家名譽的不二法門。名譽不是虛榮，它意味著另壹種責任，即對家族的責任。每個貴族不僅代表個人，也代表整個家族，其壹言壹行，都與家族的榮譽休戚相關。在各種欲望與利益的誘惑面前，僅僅靠個人品性難以抵擋，還要靠家族的集體約束力。壹個貴族世家的榮譽，來源於幾代人鮮血凝聚的戰功，不容有敗家子毀於壹旦。到了現代，傳統的貴族世家已經式微，融入平民社會，但集體的名譽依然存在，轉化為母校的榮譽感。比如，哈佛的畢業生，壹生須謹守哈佛的法則，無愧為哈佛之子。若個別害群之馬有醜聞曝光，當令整個學校蒙恥。母校決不護短，定下驅逐令，將其逐出家族（校友）圈子，以此警戒家族眾人，不要自取其辱。
中國儒家有修齊治平的傳統，歐洲貴族也是從個人到家族再到庶民，對底下臣民懷有保護的責任。中世紀分封制下的貴族，作為壹方領地的統治者，其權力之大連國王都不得與聞，但權力同時也意味著責任。領主與臣民之間，看似依附與被依附，實乃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系。若無法保護臣民的利益，盡到領主的職責，臣民們會出走投奔自由城市，領主的勢力也隨之衰落。這壹中世紀貴族“為臣民負責”的傳統，到了現代便轉化為“為公眾服務”的精神。壹到周末，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貴族名校，皆人去樓空，學生都到社區、醫院、教堂和養老院當誌願者，為公眾服務去了。真正的貴族，不是在學校學打高爾夫球，與民眾們拉開距離，以顯示上等人身份；而是盡量走向底層，接近平民，為公眾服務。奢侈不是貴族的身份標誌，只有暴發戶才需要炫耀性消費，證明自己已經脫貧。真正的貴族雖然有錢，但不在乎錢，更不以聚財和享受為人生目的。他們在生活上是低調的，在意的不是消費，而是慈善。慈善活動才是真正的貴族圈遊戲。在各種賑災、拍賣和捐助之中，貴族們競相攀比的，是他們對社會的愛心，同時也是自己的榮貴身份。
在歐洲，英國貴族是開放的、流動的，經過國王與女王陛下的冊封，不斷有各界精英與成功人士，作為新鮮血液補充入貴族隊伍。相比之下，法國的貴族比較封閉、保守。路易十四時代，中世紀的分封制轉變為中央集權制，為削弱各地諸侯的實力，國王繼續授予貴族們以經濟特權，卻剝奪了他們的地方政治實權。路易十四建造了輝煌無比的凡爾賽宮，讓貴族們遷居到首都巴黎，在他的眼皮底下生活，沈浸於上流社會的豪華奢侈之中，從此樂不思蜀，不再關心臣民的疾苦。托克維爾指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發生，乃是因為貴族階級享有特權，卻不盡公***責任，因而人民非常痛恨他們，欲除之而後快。壹個社會的精英階級是否腐敗，不是看其享受了多少特權，而是要看是否承擔了相應的社會責任。若責任與特權相等，民眾尚可接受，民生也能安頓。壹旦統治階級只考慮私利，放棄對臣民的職責，甚至荒淫無恥，全然不顧民眾的死活，有貴族卻無貴族精神，便距離革命不遠了。托克維爾還分析說：貴族社會傾向於地方自治，平等社會卻需要中央集權。十七、十八世紀法國的中央集權，建立了壹個人心中的平等社會，但這個社會還死死抓住已經被掏空了內容的貴族形式。當貴族們沈湎於花天酒地，不再擔當精英職責的時候，新的社會精英出現了：啟蒙知識分子領導第三等級，通過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壹個沒有貴族的民主社會。
法國貴族之所以滅亡，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壹種自我謀殺：在其肉身尚未滅亡之前，其靈魂——貴族精神已經死亡了。貴族精神除了教養與責任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自由。“不自由，毋寧死”，最早是貴族對抗王權的口號。當法國的貴族們在凡爾賽宮的花園裏徜徉，在富麗堂皇的舞廳裏，圍繞著國王、王後翩翩起舞的時候，他們的自由也就喪失殆盡了。大革命後的法國，建立的是壹個平等的平民社會。貴族階級滅亡了，但是否還需要貴族精神，尤其是其靈魂——自由精神呢？生活在奧爾良王朝時代的托克維爾敏銳地發現：貴族時代的原則是榮譽，平民時代的原則則是自利。每個人都是利己主義者，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貴族精神中的公***責任消失了，在威權主義的統治下，不是楊朱，即為犬儒。在封建時代，以貴族為中心的地方自治，社會內部存在著有機的結合，但到平民時代，每個人都是原子式的個人，彼此孤立，是壹種機械的利益組合。為形成起碼的社會秩序，在原子式的個人之上，不得不按照舊制度的傳統，重建壹個專制威權。在中古時代，民眾們追隨貴族，貴族是社會的公***表率。到了平民社會，不再有道德與輿論權威，人們追隨多數人的意見，為匿名權威所擺布。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優秀的品質與可怕的災難都會減少，但在平等的多數主宰之下，社會逐漸趨向平庸化和膚淺化。
托克維爾是壹個貴族出身的自由主義者，深知貴族社會與平民社會的利弊所在。平等與民主是現代性不可扭轉的大趨勢，復辟貴族制無疑是壹條死路，出路在於如何在平民社會之中發掘貴族的自由傳統，在沒有貴族的時代重建貴族精神。所謂的貴族精神，有三根重要的支柱，壹是文化的教養，抵禦物欲主義的誘惑，不以享樂為人生目的，培育高貴的道德情操與文化精神。二是社會的擔當，作為社會精英，嚴於自律，珍惜榮譽，扶助弱勢群體，擔當起社區與國家的責任。三是自由的靈魂，有獨立的意誌，在權力與金錢面前敢於說不。而且具有知性與道德的自主性，能夠超越時尚與潮流，不為政治強權與多數人的意見所奴役。
平民時代的來臨，宣告了貴族階級的死亡。但各種偽貴族們，無論是物質貴族，還是精神貴族卻應運而生，這些不再有貴族精神的貴族贗品，充斥了我們的時代。教養、責任與自由，這些久違了的貴族精神，究竟又在哪裏？從歷史返觀當下，不由令人長嘆：世無貴族，遂使偽士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