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沒有虛妄的精神,然後可以存畜很多,所以接著是大畜卦
寓進於畜 欲動先止
26、大畜卦 山天大畜《大畜》（下天上山）? 第二十六
利涉大川不家食，天在山中大畜知；
停行勿進化兇險，伏兔中庸脫自識。
日閑輿衛利攸往，牛犢加牯緩修持；
木樁栓豬吉慶象，亨通無礙添福資。
原文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譯文大畜卦象征所畜者至為宏大，涵蓋畜聚才德、畜止乾健、畜養賢人等意。故大畜之時，利於依正道以畜物，而所畜者亦當合於正道。而當大畜之時，不使賢人自養於其家，而能廣聚於朝廷，輔君為政，則可獲吉祥。如此既能謹守正道，又能畜養賢人，則必利於行險涉難，成就大業。
山天大畜異卦相疊(乾下艮上)。內卦為乾，乾為天，外卦為艮，艮為山。太陽光照耀山中，像國家養賢，光耀朝廷，賢人養德，滋潤本身。所以卦名曰大畜。
憂愁常鎖兩眉頭，千頭萬緒掛心間，從今以後防開陣，任意行而不相幹。
大畜卦，闡釋大蓄積也必須有大的阻止的原則，當進入真實無妄的境界，必然蓄積龐大的力量，蓬勃發展，形成大好的形勢，可以大有所為。但物極必反，為必然的法則，既富且強，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容易過度自信輕舉妄動，造成不可收拾的嚴重損害。因而，必須冷靜警覺，適可而止，及時而止在應當停止時，斷然停止，必要時並應加以阻止。然而，當突飛猛進中，要加以阻止，必然有相當危險；因而，必須堅持正當，周詳策劃，要有萬全的準備，使其能進也能止。有效的阻止方法，是防止於未然，正本清源，釜底抽薪；而最有效的方法，則是止而不止，疏導使其暢通，而不必阻止。
這個卦給我們的啟示是要積德積善，這樣才能有好報，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那怎麽才能大畜？怎樣才能積善積德？就是要去掉兇殘的本性，恢復善良的本性，使自己的本性變得剛健篤實。要有寬廣的胸懷，要能容納比妳更大更強的人和物。還要不斷地去更新，日新其德，這個“新”就在於改變自己，不斷去掉自己不好的東西。如果堅持這樣做，就終有慶，終有喜，終有大吉，終能大行。
大畜卦六爻分別闡述蓄積德行的六個層次：初至三為剛爻，言蓄德的三個階梯；四五兩柔爻言“防非止惡”的兩種方法；上九言蓄德達到圓滿。初至五皆待時而用，故《雜卦傳》雲“大畜，時也。”
兩千年來先儒大都以為大畜卦六四蓄止初九、六五蓄止九二、上九蓄止九三。解初九爻時言初九被六四所蓄止，最後言六四爻時仍言六四去蓄止初九，余爻仿此，這實際上把六爻的六個時位變成了三個，落入循環論證之窠臼。
下卦為乾，乾卦有自蓄止之德，並非全是由上卦艮使然。如《周易》首卦乾初九“潛龍勿用”豈是艮止哉？所以先儒對大畜卦六爻爻辭的解讀都存在偏差。按《周易》體例，下爻與上爻相應，則有誌於前往，而大畜卦以蓄止為本，初九與六四相應，然初九猶如“潛龍勿用”，若前往則“有厲”。“利已”乃勸誡之語，非由觀卦爻象而系辭，先儒以初九為六四所畜止，故“已”，相應之義為相接應，豈有阻止之義？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說：“《大畜卦》的卦象是乾（天）下艮(山）上，為天被包含在山裏之表象，象征大量的畜養積聚；君子效法這壹精神，應當努力地學習領會前代聖人君子的言論和行為，以此充實自己，培養美好的品德和積聚廣博的知識。”
《大畜卦》象征積蓄，要求人們在積累自己財富的同時，也要積累美好的德行和廣博的知識。對於商人來說，就是要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做生意有經商之道。經商之道，在於公平競爭，以自願、平等、誠信的市場交易原則，來約束每個商人的行為。唯有恪守商道，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賣幹凈貨，賺良心錢，才能成為市場競爭的贏家。否則，不守商道，走邪門歪道，走私漏稅，售“黑心棉”，造“毒大米”，見利忘義，喪盡天良，害國害民，最終害了自己。
中國商人從來不掩飾自己經商的主要目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不為利，誰願早起”，“寄跡塵市，日為錙銖”，“奔走江湖，希覓微利”，無論坐賈行商都是為了壹個“利”字。
做商人就必須精於計算，“人情壹匹馬，買賣爭分厘”，“五雀六燕，銖兩相悉”，“酒中不語真君子，財上分明大丈夫”。這些格言雖然充滿錙銖必較的商業氣息，但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商人在賺錢求利的商業動機中壹直堅持義利並重，要求這個“利”必須來得正當，手段必須合理，要符合“義”的規範，靠正當的手段發財，靠講誠信來獲利。“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財自道生，利緣義取”，“利從誠中出，譽從信中來”，“平則人易客，信則公道著”，“生意全憑公道導，貨真價實莫欺人”，“人生在世信為先，心口如何有兩般；買賣只求安分利，經營休爭哄人錢”。
堅持正道的商人，就是誠商正賈，就能夠取得“有道財恒足，乘時貨自騰”，“上以濟人，下以利己”的經營效果。否則，靠坑蒙拐騙，缺斤少兩，以次充好，欺行霸市來獲利，雖能獲得短期效益，卻不能保持長久，此為誠商正賈所不齒。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也就是說發財和做官雖然是人人都喜歡的，如果不是由正道得來的，正人君子是不能幹的。如果財富是從正道獲得的，就是像趕車這樣的粗活累活我也願幹。如果是不該我得到的財富，我不會強求。而是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對於孔子來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物欲橫流的商品經濟社會，社會上出現了壹些見利忘義的商人，孔子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無疑是壹副道德的清醒劑。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從古至今，壹直是商人立身處世的行為準則。很多商人靠自己的勤勞勇敢和聰明才智去創造財富，賺取利潤，獲得幸福的生活。很多商人還表現出很高的道德修養，回報社會，奉獻百姓。從春秋時期的範蠡，到明朝的沈萬三；從清朝的王熾，到現代的陳嘉庚，無不受到百姓的稱頌，並將永載史冊，值得當今的商人們學習效仿。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伊川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此學之所以貴讀書也。“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乃知貴近者必遺遠也。河伯見海若而自失，乃知執多者由見少也。讀書非徒博文，又以畜德，然後能盡其大。蓋前言往行，古人心德之著見者也。畜之於己，則自心之德與之相應。所以言“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業者，即言行之發也。君子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故亂德之言，非禮之行，必無取焉。書者何?前言往行之記錄是也。今語所謂全部人生，總為言行而已矣。書為大***名，六藝為大別名。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初無經史之分也。嘗以六藝統攝九家，統攝四部，聞者頗以為異。（《泰和會語》楷定國學名義。）其實理是如此，並非勉強安排。莊子所謂“道術之裂為方術，各得壹察焉以自好”，《漢誌》“以九家之言，皆六藝之支與流裔”，亦世所熟聞也。流略之說，猶尋其源。四部之分，遂豐其蔀。今言專門，則封域愈狹。執其壹支，以議其全體。有見於別，而無見於通。以是為博，其實則陋。故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束於教也。”守目錄校讎之學，而以通博自炫者，不可以語於畜德也。清儒自乾嘉以後，小學壹變而為校勘，單辭碎義，猶比窺觀。至目錄壹變而為版本，則唯考論槧刻之久近，行款之異同，紙墨之優劣，豈徒玩物喪誌，直類骨董市談。此又舊習之弊，違於讀書之道也。
以上略明，讀書所以窮理，亦所以畜德。料簡世俗，讀書不得其道之弊，大概不出此數端。然則讀書之道，畢竟如何始得?約而言之，亦有四門：壹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局與雜為相違之失。煩與固，為相似之失。執壹而廢他者，局也。多歧而無統者，雜也。語小而近瑣者，煩也。滯跡而遺本者，固也。通，則曲暢旁通而無門戶之見。精，則幽微洞徹而無膚廓之言。密，則條理謹嚴而無疏略之病。專，則宗趣明確而無泛濫之失。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辨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矣。
《學記》曰：“壹年，視離經辨誌。”鄭註：“離經，斷句絕也。辨誌，謂別其心意所趨向。”是離經為章句之學，以了解文義，為初學入門之事。繼以辨誌，即嚴義利之辨，正其趨向，否則何貴於讀書也。下文雲：“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敬業、博習、論學，皆讀書漸進功夫。樂群、親師、取友，則義理日益明，心量日益大。如是積累，猶只謂小成。至於知類通達，則知至之目。“強立而不反”，（鄭註雲：“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猶《論語》言弗畔。）則學成之效。是以深造自得，然後謂之大成。放學者必有資於讀書，而但言讀書，實未足以為學。今人讀書，但欲了解文義，便謂能事已畢，是只做得離經壹事耳。而況文義有未能盡了者乎?
《漢書·藝文誌》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壹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壹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此見西漢治經，成為博士之業，末流之弊，已是如此，異乎《學記》之言矣。此正《學記》所謂“呻其占畢，多其訊”者，乃適為教之所由廢也。漢初，說《詩》者，或能為雅而不能為頌，其後專主壹經，守其師說，各自名家。如《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夏侯；《詩》有齊、魯、韓，人持壹義，各不相通。武帝末，壁中古文已出，而未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始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極論諸儒博士不肯置對，專己守殘，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此今古文門戶相爭之由來也。此局過之壹例也。及東漢末，鄭君承賈、馬之後，遍註群經，始今古文並用，庶幾能通者，而或譏其壞亂家法。迄於清之季世，今文學復興，而治古文學者亦並立不相下，各守封疆，仍失之局。而其為說之支離破碎，視說“日若稽古”三萬言者猶有過之，則又失之煩。漢、宋之爭，亦復類此。為漢學者，詆宋儒為空疏，為宋學者，亦鄙漢儒為錮蔽。此皆門戶之見，與經術無關。知以義理為主，則知分今古漢宋為陋矣。然微言絕而大義乖，儒分為八，墨分為三，鄒、魯之間，斷斷如也，自古已然。荀子《非十二子》，其態度遠不如莊子《天下篇》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說之”。故道術裂為方術，斯有異家之稱。劉向敘九流，言九家者，皆六藝之支與流裔，禮失而求諸野，彼異家者，猶愈於野已，此最為持平之論。其實末流之爭，皆與其所從出者了無幹涉。推之儒佛之爭、佛老之爭，儒者排二氏為異端，佛氏亦判儒家為人天乘，老、莊為自然外道。老佛互詆，則如顧歡《夷夏論》、甄鸞《笑道論》之類。乃至佛氏，亦有大小乘異執，宗教分途。道家亦有南北異派。其實，與佛、老子之道，皆無涉也。儒家既分漢、宋，又分朱、陸。至於近時，則又成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爭，玄學與科學之爭，唯心與唯物之爭，萬派千差，莫可究詰，皆局而不通之過也。大抵此病最大，其下三失隨之而生。既見為多歧，必失之雜。言為多端，必失之煩。意主攻難，必失之固。欲除其病本，唯在於通。知抑揚只系臨時，對治，不妨互許，掃蕩則當下廓然，建立則異同宛爾。門庭雖別，壹性無差。不壹不異，所以名如。有疏有親，在其自得。壹壞壹切壞，壹成壹切成。但絕勝心，別無至道。莊子所謂“恢詭譎怪，道通為壹”。荀卿所謂“奇物變怪，倉卒起壹方，舉統類以應之，若辨黑白”。禪家所謂“若有壹法出過涅槃，我亦說為如夢如幻”。《中庸》之言最為簡要，曰：“不誠無物。”孟子之言最為直截，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系辭》之言最為透徹，曰：“天下同歸而殊途，壹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壹性起用，機見差別，因有多途。若能舉體全該，用處自無差忒。讀書至此，庶可大而化之矣。
學者觀於此，則知天下之書不可勝讀，真是若涉大海，茫無津涯。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然弗患其無涯也，知類斯可矣。蓋知類則通，通則無礙也。何言乎知類也?語曰：群言淆亂，折中於聖人，攝之以六藝，而其得失可知也。《漢誌》敘九家，各有其長，亦各有其短。《經解》明六藝流失，曰愚，曰誣，曰煩，曰奢，（亦曰《禮》失則離，《樂》失則流。）曰賊，曰亂。《論語》六言六蔽，曰愚，曰蕩，曰賊，曰絞，曰亂，曰狂。孟子知言顯言之過為诐淫邪遁，知其在心者為蔽陷離窮。皆各從其類也。荀子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壹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壹隅不足以舉之。”荀子此語，亦判得最好。蔽於壹隅，即局也。是知古人讀書，先須簡過知其所從出，而後能知其所流極，抉擇無差，始為具眼。凡名言施設，各有分齊。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圓。以六藝統之，則知其有當於理者，皆六藝之壹支也。其有乖違析亂者，執其壹隅而失之者也。祛其所執，而任其所長，固皆道之用也。《詩》之失，何以愚?《書》之失，何以誣?《禮》之失，何以離?《樂》之失，何以流?《易》之失，何以賊?《春秋》之失，何以亂?失，在於不學，又學之不以其道也。故判教之宏，莫如《經解》，得失並舉，人法雙彰。乃知異見紛紜，只是暫時歧路。封執若泯，則壹性齊平，寥廓通途，誰為礙塞?所以囊括群言，指歸自性。此之謂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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