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藩6歲時入塾讀書，8歲能讀八股文誦五經，14歲時能讀周禮，史記文選，並參加長沙的童子試，成績俱佳列為優等，可見他自幼天資聰明，勤奮好學。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並與歐陽滄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壹大臺階。曾國藩剛28歲便考中了進士，從此之後，他壹步壹階的踏上仕途之路，並成為軍機大臣穆彰
阿的得力門生。在京十多年間，他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稽察中書科事務，禮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 吏部侍郎等職，曾國藩就是沿著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從文才上 看，曾國藩的仕途暢通是與他好學有關，他學習孜孜不倦，苦讀日夜不息，尤其
在京參加朝考進入庶常館學習後，“日以讀書為業”。勤於求救，不恥下問，博 覽歷史，重視理學，還讀了大量的詩詞古文，才華橫溢，滿腹經綸。官吏中如此 勤奮好學者實不多見。由於他博覽群書，涉獵文獻，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獨特觀點：如要統治者“內聖外王”，要自如地運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
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對“乾嘉盛世”後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於“士大夫習於憂容茍安”，“昌為壹種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風”，“痛恨次骨”。他認為，“吏
治之壞，由於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基於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
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已的官吏，壹定要予以嚴懲。至於關系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
踏實地，潔已奉公，“漸求整頓，不在於求取速效”。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他要
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壹要務”。受兩次鴉片戰爭的沖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壹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臥榻之旁，豈容他
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另壹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
曾國藩是清末著名換理學大師，學術造詣極深。他說：“蓋真能讀書者，良亦貴乎強有力也”，要有“舊雨三年精化碧，孤燈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寫字或陽剛之美，“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或陰柔之美，“著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寫作，
需在氣勢上下功夫，“氣能挾理以行，而後雖言理而不灰”。要註意詳略得當，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而“知位置者先後，翦裁之繁簡”，又“為文家第壹要也”。
為文貴在自辟蹊徑，“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而可貴”。“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壹妙境”。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要集思廣議，
兼聽而不失聰。“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處世方面，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
“居官以耐煩為第壹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壹“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
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壹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曾國藩總結了修身十二款：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門。他認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
慎獨則心泰，主敬則身強，求人則人悅，思誠則神欽”。曾國藩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篤誠，戒機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貴，“人生有窮達，知命
而無憂。”曾國藩認為：“養生之法約有五事：壹曰眠食有恒，二曰懲貧，三曰節欲，四曰每夜臨睡前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養生之道，“視”、
“息”、“眠”、“食”四字 最為要緊，養病須知調衛之道。